【集论】庞朴之“三”(姜广辉,李存山,张耀南,梁枢)

阅读数:1809发表时间:2017-01-09 15:10:26

庞朴之“三”

作者:姜广辉,李存山,张耀南,梁枢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日甲午

         耶稣2017年1月7日

 

 

   


庞朴《三生万物》书影 资料图片

 

我在《中庸平议》之后则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

——庞朴 

 

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孔德立):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庞朴关于“一分为三”的思想。再过两天也就是1月9日,就是庞先生逝世两周年了。我们以此方式来纪念他。

 

庞公之“三”这一问题提出的主要背景是“二”:斗争哲学的时代。他说:“我本意是主张用‘一分为三’来修正‘一分为二’,从思维模式高度碰碰‘左’倾顽症。”形式上只是讨论哲学史,而不是去碰理论基石。“即使这样,好心的朋友还是为我捏了一把冷汗。”2015年年底山东大学主办的庞朴先生追思会上,牟钟鉴先生等在发言中,把“二”扩展为主客二分思维,剑指“长期困扰西方学术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点亦是庞公所见。比如,他在肯定亚里士多德对中道的思考的同时,指出亚氏“只从对立来考虑”,“所注意的只是三者的互相对立的一面”。关于波普三世界理论,庞公亦认为作者“实际上是在沿着对立的思路,把对立的局面更为加深了”。庞先生把“三”看作“二”的旨归与道理。没看到,或者说没有达到“三”,是思想、眼界没到位。把世界归结为“二”,一定会出问题。

 

而当代儒学研究还有“一”的问题,执于一,实体化,一团道德,等等。庞公之“三”对于“执于一”的实体化倾向,同样具有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的价值与力量。这一向度,使得庞公之“三”彰显出重要的当代价值。

 

“通三统”是中国文化的密码

 

姜广辉(湖南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的密码或许应该称为“中国文化基因密码”。我认为中国文化有其基因,也有其密码。但是,是只有一个密码,还是有多个密码,我们还需要讨论。我认为,“通三统”就是中国文化的密码,至少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之一。“通三统”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的政权在建立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时,要参照其他两种不同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

 

 “通三统”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第一件事是“封二王后”,就是分封夏禹和商汤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这是向天下表示周王朝尊重夏、商两朝的文化传统。《论语》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也是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朝文化。到了汉代,董仲舒就把它概括为“通三统”。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密码,并且要通过它来推动汉王朝的“改制”“更始”,不过他表述得很神秘,我们误会他,说他是宣扬迷信思想。

 

关于“通三统”的解释,有好多种版本,我比较欣赏唐代啖助的解释。他提出,先秦时期有一个夏、商、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忠信质朴,但它产生了粗蠢野蛮的流弊;殷商文化的特点是敬天尊神,其文化足以救正夏文化粗蠢野蛮的流弊,但它自身又产生了迷信鬼神的流弊;周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尚文,其文化足以救正殷商人迷信鬼神的流弊,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繁文缛节的流弊,救正之道,则应倡导夏文化的“忠信质朴”,此即所谓“变周之文,从夏之质”。“通三统”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可以培育民族的性格,矫正社会的风俗,但任何一种文化,哪怕是圣人曾经倡导的文化,都会产生其弊端。而为了救正其可能产生的流弊,需要借助先前的文化资源,相反相成,互相救正。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兴盛起来,中国本土文化面临严重的挑战,儒家和道教起而应战。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儒、道、佛长期三教鼎立的格局。这时,儒、道、佛三教也构成了新的“通三统”关系。道家文化在政治上通常表现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特点,其流弊则是地方势力坐大,对抗中央政权。汉朝初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儒家文化救正其流弊,“尊王一统”,教民忠孝,但儒家文化又产生了愚忠愚孝、追逐功名的流弊。佛教传入中国后,倡导安顿心灵,消除烦恼根源,可以救正儒家愚忠愚孝、追逐功名的流弊。但佛教文化也产生了自己的流弊,佛僧主导大量开凿石窟、建造辉煌殿宇,耗费民财民力。所以,宋以后统治者三教并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如宋孝宗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中国近代社会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这时儒、道、佛三教不再是三足鼎立,而是合而为“一”,统称“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近代的很长时间表现为“中、西文化之争”,这是“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建立面向未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中国因为原来就有“大同”思想的文化基因,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主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变成了“三”。

 

“三”就是中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如果说“三”是中国文化密码的话,那么这个密码就存在于庞公《中庸平议》这篇文章当中。这种“三”正是“中”,动态的“中”,它和“中”或者“中和”是相通的,是可以等价的。中国有阴有阳,阴阳调和是最适当的。对于重视农业的中华民族来讲,风调雨顺、冷暖适中,这是最好的。“尚中”这个观念和后来民族性格的形成是有关系的。

 

怎么领会庞公的“三”,以及这个“三”和“二”“一”的关系?“一”是个实体。美国的一位学者庞礼泉说,西方注重实体,去掉了关系,去掉了属性,只有这么一个存在,就是“一”,这是西方的实体观念。而中国是场有论,场有论是注重关系的。中国也有实体,但是中国的实体和西方的不一样,它一定是和“二”、和关系并存的,这也就是“一物两体”的思想。

 

庞公强调,“中庸”思想不能停留在“二”上,而要求过渡到对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又叫作“参”,“参”又是“三”。如果简单地看“一分为三”,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说一个东西分成了左、中、右,就是“一分为三”了,“中”实际上还是左、右的一种参合,左、右的那种动态张力。所以“三”和“二”的关系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问题,但同时也是理解的关键。“参”就是大写的“三”,“二”与“参”的区别就在于“用中”,“用中”的话就是“参”。庞公文章里面讲,像“参考”“参验”“参伍”等等都和那个“参”的意思是有联系的。“一分为三”也可以说是“一分为多”,但是他要找一个最合适的。

 

庞公后来发挥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天问》里面的“阴阳三合”,实际上就是“阴阳参合”,就是《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面说“冲气以为和”,“二”的话就是天和地、阴和阳,双方参合以后才能够生出物来,把这点提出来非常重要。

 

庞公引了一段董仲舒的话:“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我觉得这段话正好体现一个儒家的传承,就是重视和谐,“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为有功”。

 

庞公讲到赤道回归线,那个赤道是一个“三”。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这个轨道实际上也是有一个“三”存在的。为什么地球围着太阳转呢?是因为有引力;光有引力地球又被太阳吸过去了,除了这个引力之外还有一个切线力,切线力就是一种惯性,这个切线力和引力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所以“一分为三”可以说是存在的。它应该怎么去理解,没有那个“二”就没有那个“三”,无“二”则无“三”,但是也同样,如果说没有综合,也就没那个“二”了,不在一起,没有相互作用了,没有相互作用也就失调了,也没有现在的秩序,也没有现在的宇宙了。

 

庞公对“一分为三”的重视度很高,这个可能也是他成为庞公的特色。为什么庞公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高,我们认识的可能还不够。

 

三目观世界

 

张耀南(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有人说,西方人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我们中国人是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人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但是它的最高境界是用三只眼睛看世界,这个庞公讲得很清楚。

 

庞公的材料部分来自于方以智,方以智的来自于禅宗。禅宗最早讲这个的是洛浦禅师。这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是前面的,一只眼睛是背后的,一只眼睛是天眼。这三只眼睛合在一起,在佛教里面叫“伊帝目”。用一只眼看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了有,有些人看到了无,看到无的人说看到有的错了,看到有的说看到无的错了,这就是一只眼睛看世界造成的,只看到了一半。两只眼睛看世界呢,就是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无,把两端抓住了,然后用中,这就叫作两只眼看世界。不过,这个还是没有开天眼。开天眼是把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忘掉。所以方以智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天眼?天眼就是不落有无,这才叫三只眼睛。

 

庞公说,方以智是黑格尔的先行者。方以智是在庞公以前整理中国思想中的“一分为三”整理得最好的,基本上方以智是把“一分为三”讲透了。方以智整理“一分为三”之前,是什么时间呢,是在黑格尔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黑格尔只讲到对立面的统一,是两只眼睛,他没有想到天眼,要把对立面的统一也要否定掉,这就是方以智比黑格尔高明的地方。孔子讲的“执中用权”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有不能知,无不能知,那么亦有亦无就可以知吗?

 

一只眼睛看世界叫作“半提”;既看到了有,又看到了无,这叫“全提”;还有一层,方以智解释叫“大全提”。庞公是接着方以智讲的。我要用方以智的思想来看庞公。

 

庞公曾经翻译过方以智的一句话,他说讲有的人十之九,讲无的人十之一,就是只注意有的,十个里面九个,能够注意无的十个里面只有一个,能够想到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那是极少数的,能够想到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也要放下的,更是凤毛麟角。庞公总结出“一分为三”,我给庞公这个东西起个名字,就叫“庞氏定理”。庞公说,“一分为三”就是中国哲学的贡献,“三极”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一分为三”就是天地之道,就是人间之德,所以他提得非常高。

  

由“一”而“二”再而“三”

 

梁枢(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我试着用庞公之“三”来解读一下殷周之际的“德”这一历代学者众说纷纭的学案。

 

天命神学乃殷周之际的基本语境。周人取得天下之初,大邑商为什么会败于小邦周的问题便被反复提出,占据了他们思想的“头条”。这个问题同时也就等于是在问:天为什么会“改厥元子”?正是缘于周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反复思考,肇始了“天”的观念嬗变,并由此开启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借用庞公之“三”,这一嬗变的过程可概括为:由“一”而“二”再而“三”。

 

由“一”:天是实体之天,天人合于一之天。商纣王的天命观是执于一的实体之天: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是“一”。“一”是旧的,天命神学中原有的。而“二”: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天人相分为“二”。这“二”已是“新意思”。再而“三”:以德配天,唯德是辅。谁去配?尊。怎么配?惟天惠民。尊尊亲亲是最大的德。失民即失德,失德即失天。“配”是个动词,有赖于主体能动的参与,能动地去“配”。庞公说,惟天惠民式的天人关系中,君王受命于天,天从民之所欲,民被君王宠爱,彼此都非绝对的强者,处于循环制约的关系之中。与“配”相对应的是“从”。执于一的实体之天是不需要“从”的。而周人所言的“天听”“天视”“天从”,表明实体之天解构了。此为“三”。

 

余敦康先生认为,以德配天的思想至少自夏有之,并非周人首创,不是“新意思”。这与王国维先生观点相左。后者认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孰是孰非?庞公之“三”可以回答。天人相分的情况确曾出现于夏商之际,天被疑,天被怨,情境与殷周之际很类似。不过从结果看,商人未能像周人那样突破实体之天的“引力”。商王朝建立起来以后,仍回到天命之天,由“二”而“一”了。而周人没有回到“一”,而是由“二”而“三”,并沿着“三”继续挺进。

 

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其中,由“一”到“二”是革命所由发生,以及“德”进入周人“思想世界中心”的先决性条件。《说文》曰:“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殷周之际,天命靡常,天人两分。在这个历史赐予的特殊语境中,周人意识到:皇天无亲。对于支撑天命神学的旧有逻辑,这一发现无异于釜底抽薪。得之于内的德,若还说是“天命”,只能说是天赐予周族的一种“资格”,可以去“得”的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手,还要将这个“得”化于外。也就是说,还得有德行。这叫做得之于内而化于外。资格是天予的,而“德行”却是皇天无亲,得靠自己。得于外安于内,强调的是尊尊亲亲之尊德的培育与实践;得于内而化于外,则强调德与行的统一。尊德与德行二者都含有能动性,是道德的基本义。天人两分的语境出现于殷周之际,德之观念借此机缘被开发出来,通过德行与德性两个通道,于周初成为思想世界的中心。德的出场,形成了道德、信仰、制度三者的辩证互动,构成了中国命运共同体思想史的基本逻辑。关于“二”之特殊语境对于开发“德”的革命性意义的分析,关于内与外相互转化的关系的思考,关于周人天之观念嬗变的理解等等,无一不是借助“三”、运用“三”,无一不在体现“三”。“三”乃中国文化密码之说,可证也。

 

为什么“德”会成为“三”作为中国文化密码的重要标识和“典型案例”呢?

 

侯外庐先生下述思想是大家熟知的:古代西方的文明路径“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古代中国的文明路径“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把这段话带入“三”的语境,就会发现原本属于两个时代的两位学者是多么心有灵犀,所不同的只是话语方式而已。“三”的凝思,也就是共同体建构之思。今天我们所要作的,是要把共同体思维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用“三”来清除实体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对于儒学研究的消极影响,用“三”重写我们的文明史、思想史与哲学史。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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