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淼森】阳明先生致良知的一生

阅读数:2502发表时间:2017-02-21 15:55:05

阳明先生致良知的一生

作者:胡淼森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廿四日戊寅

          耶稣2017年2月20日

 

 

 

中国传统观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学问,学问即人生,学问的背后连接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这一点上,王阳明同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格外相似。孔子一生沉浮起落,既有执掌国事,诛杀少正卯的风光,更有厄于陈蔡绝食断粮的痛苦。孔子以降的儒家诸贤中,王阳明的一生经历最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从进谏下狱,龙场悟道,再到远征戡乱,平定叛贼,经历别人未曾经历之事,自然开出不同凡响的哲学之花。王阳明以哲学家入世,文韬武略,教化传世,“左手不释卷,右手不离剑”,事功同哲理交相辉映,实现了知与行、文与武的统一。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开启,终于“致良知”命题,既来自于讲学论道,更来自于实践履行。特别是两次平乱和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闪烁着王学的精神:“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坎坷的经历

 

王阳明早年上书为弹劾刘瑾的御史辩护,触怒刘瑾,遭廷杖之刑发配贵州龙场,中途还被刘瑾派来的刺客劫持,佯装跳河自尽最后逃走,经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盖世功勋,而这背后隐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领会。

 

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阳明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防止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官船行至赣江顺流而下抵达丰城县,却传来了朱宸濠已经谋反的消息。朱宸濠坐拥十万大军,围攻安庆城,朝廷的救兵迟迟未到。万分危急之中,王阳明集众义勇,行围魏救赵之法,急攻巧战,只用35天时间活捉朱宸濠,迅速平定南昌,抚慰军民,休养生息,并将朱宸濠等俘虏登记造册遣送京师。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佞臣玩弄权奸。在朱宸濠已经被俘之际,兵部却仍召开会议研究征剿方略,武宗朱厚照下诏“亲帅六师,奉天征讨,不必命将”,自封朱寿大将军,率领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出师南征。行至良乡地区时,王阳明的《擒获宸濠捷音疏》送达,但武宗坚持御驾亲征,要求王阳明将朱宸濠重新放归鄱阳湖,由他自己来江南重新打一仗,保证圣驾“亲征擒获”。幸臣张忠、许泰等人先期到达南昌,已经开始纵兵抢掠,污蔑普通百姓为贼,随意杀戮献功,一场大捷演变成一场危局。

 

如此好大喜功,视战争如儿戏、人命如草芥之事,王阳明自然坚决反对。遵旨纵放,可保全头颅和乌纱,但将士牺牲就会白费,江西百姓也将再遭兵灾涂炭。一己富贵生死与百姓身家性命,孰轻孰重,阳明心中自然有良知权衡。他最终决定冒抗旨之罪,与皇帝及身边的群小周旋。于是,王阳明屡次上疏劝阻,称将亲自押解朱宸濠赴京献俘,武宗不听,并屡次催促王阳明停止献俘,等候御驾。张忠、许泰更是出于邀功之私心,公然对王阳明大肆诬陷。王阳明冒死上书力谏,又委曲求全改写战报,将功劳归于佞臣,方避免了一场兵祸,却又因此被构陷通敌。学生冀元亨被押送至京师锦衣狱,下狱枉死,自己也差点再遭牢狱之灾。

 

超越的人格

 

王阳明功高盖世却遭遇不公,被诸多阁老首辅等官场老油条排挤,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为“狂狷”,不为朱子学派的主流所容,最后抱病出征广西,于戎马之际病逝,未能享得高寿。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为乡愿,只是尽心尽意求得心安,弥留之际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等人生经历、人格抱负,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典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阳明身上完美统一。

 

王阳明以入仕实践心学,怀持着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诠释了中国人对于政治责任的独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戏文里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他创“十字牌法”、保甲法、乡约法,不仅防盗,更在意于鼓励崇德向善,恢复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强化乡里凝聚力。他用“谕俗”四条教育民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铢两之利轻易构讼,贻害子孙。他认为官员有责任教化乡里、爱惜民众,凡是落草为寇的地区,必然是因为“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责任。在《告谕浰头巢贼》中,对聚众落草的盗贼首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条分析其为寇的利害,并坦陈自己在“杀与不杀”之间的艰难权衡,以“真心”打动贼首望风而降。平定盗贼后,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提出“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表达自己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与王阳明相比,清末的曾国藩虽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但历史上争议颇多。王阳明以圣人之志入军务,不以功业为意,只求此心光明。曾国藩以翰林身份筹办乡勇,用事报效君王之心更胜,办事之凶悍有余,其谋划算计老成持重,却少了很多质朴赤诚。曾国藩对于民众的感情仅及家族闾里,其余则诛杀殆尽。杭州城为李秀成太平军所破,秩序井然,复为湘军攻破,十室九空;李秀成厚葬浙江巡抚,湘军则残杀太平军将领。一将功成万骨枯,白骨露野人相食,中国历史上很多功业往往囿于本土意识和功利算计,用百姓之血染红官帽,走不出成王败寇和血酬定律。同样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王阳明不仅恩威并施,以德行感化避免武力,更能够将心比心体谅农民或不满或被挟持造反的苦衷,皆因为心中有大慈悲、大智慧。

 

1524年中秋之夜,52岁的王阳明设席宴请门人于天泉桥碧霞池上。月光如洗,池水清碧。酒至半酣,歌声渐起,诸弟子操琴吹竹,投壶击鼓而歌,王阳明乘兴作《月夜二首》。其中一首是:“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此诗道尽了王阳明此生的甘苦,他对朱熹、郑玄等大儒的批评和更正,不为世人所容,一生背着狂狷的骂名,承受奸小的谗言。但他所主张的狂,是快意恩仇、个性充沛的狂,是狂歌五柳、诗书江湖的狂,凭借此心光明,而在外界纷扰复杂的变迁中,保持自己的良知。当程朱理学走向晚期,士子以博闻强识为能,以读书渐进为进阶之门时,王阳明却开出了顿悟的药方,主张以此心之光明照亮世界,消弭尧舜与凡人的界限。此种耿介刚直的精神,对于任何时代颓败庸碌的朝野,都不啻一剂猛药。

 

通达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识与实践的机械对应,而是意念与行动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动,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则必然与我有关。譬如山中花朵,“此花为我而开”,不是否认物质世界运行,而是睁眼之后看到此花,花开对我方有意义。这种思维可谓与西方现象学等现代哲学超时空相通。王阳明的哲学有情怀、有温度,他主张“万物一体之仁”,世间事只有对人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不存在脱离了人的意义。他一生经历坎坷磨难,除了完善和坚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王阳明不主张在书斋中省察克己,而是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在实际的事业中悟得人生大道,回归良知。人不能与外部世界隔绝,而应尽心尽意做好包括科举功业、柴米油盐在内的一切,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精一、用心,尽力而为但不执著结果,不为功利目的所屏蔽。这种主张无疑充满了人生的自由灵动与舞蹈的精神,显得分外鲜活。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代表了儒家哲学在心灵层面的最高成就,通过对心的呵护与珍惜,完成儒家的最后一块拼图,中华道统、政统、学统于此浑然一体。

 

阳明学说简易真切,并能身体力行,故能经久传承。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与其学说高度融合,为官与从政的高度统一,使他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忠君报国的清官循吏,而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政治家化身,学说与人生交相辉映,故能源远流长。时至今日,浙江、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不乏香火祠堂,并留有不少轶事传说,阳明学在日本等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要超过朱子学。究其原因,心学之“心”,抓住了古往今来人的共性,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平民凡夫,都离不开“心”的问题,所有宗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其最终的影响也要透过“心”来实现。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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