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作者:任文利阅读数:2344发表时间:2017-03-23 16:34:35
任文利

作者简介:任文利,笔名温厉,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弘道书院行政副院长。著有《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治道的历史之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国学举要·儒卷》(合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廿六日己酉

           耶稣2017年3月23日

  

内容提要: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关键词:书院科举士人生员

 

作者简介:任文利,哲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宋明儒学、明史。北京100102

 

【正文】

 

关于传统书院之研究,今人多强调其相较于官学教育的社会化属性,特别关注于二者之歧异。论者则以为,书院教育与官学教育的目的相同,均在于“养士”,即预养未来承担公共治理、政治治理的士君子。同时,书院教育对象之主体,亦即官学教育之生员,二者教育对象高度重合。并重点探讨了书院教育较官学教育的优长之处,借此点明其所以能够补官学教育不足之处。官学教育乃传统教育的基石,书院教育乃传统教育的点睛处,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书院与官学教育的目的均在于“养士”

 

与现代有所不同,古典政治不徒有“选士”,而且有所谓“养士”,这就是古之官学教育的目的所在。这里包含了两个古今之异。

 

以教育而言,今日世界是高度知识化、专业化的时代,教育也主要围绕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展开。古之官学、学校教育则有所不同,它是专门培养“士子”、“士人”的,也就是培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的,谓为“养士”。与官学教育相匹配的,则为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如经义(包括四书义)、诏诰表等应用文体的写作、策论等,我们可以窥见官学教育的大致内容。

 

以政治而论,今日世界有选官,而无古之养士机制。今日无论何种形式的选举,选出的官员并未受过特殊的养成教育。他们同样是自专业化教育之途出身,在公共事务中历练,崭露头角,终而经过某种选举形式进入政府。虽不必然,遽而在公共事务、政治事务中历练,与时与世浮沉,其生命形态很可能成为“政客”形态的,如此洵非美事。如何将古之“养士”,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至明而臻于成熟,其标志则为“县学”的普遍设立,有县皆有学。我们翻阅某地县志,“公署”、“学校”始终居于某县的核心地位,它所指涉的正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教”领域。公署所居一县之长,本亦出于学校;学校所居生员,乃未来可能的某县之长,或其他政府官员。这一政教系统,乃地方风教所关。县学生员额定者二十人,兼以增广等生员,总亦不超过百人。由此可见,它仍然是一种精英化教育,而非今日之普及教育。有明之政府亦倡导于乡里立社学,此则偏于普及教育、启蒙教育,以无常态化的财政支持,存废不常。

 

官学教育因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可供选拔的人才,此为特色所在,然亦因此,可能沦落为功名利禄之学。与此相为辅翼的,则为自宋而来,勃然兴起的书院教育。书院之兴盛,或足以纠官学教育流于形式化、沦于功名利禄之学之偏,更易于畅发“据于道”的士人的生命形态。如官学与书院均要讲学,所讲均为圣人之学,虞山书院之院规,即道出其间意味之不同:

 

学道堂讲书,是讲求圣人当日之学,亦开今人学圣之路,与儒学行香讲书了故事者不同。若不就各人身心上理会,若不就今日眼面前提掇,恐是一场闲话也。今日会讲一番,是此等人,明日会讲一番,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讲。[1]

 

所云“儒学”即指官学,“行香讲书了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官学讲学之可能流于形式化、格套化。“身心上理会”,“眼面前提掇”,道出书院讲学寻求躬行践履之实情。何以会有如此之不同,我们将于后文详论。官学教育,为举业而设。书院教育,其直接用意并不在举业,但如虞山书院院规举王阳明所言“打蛇得七寸”之譬喻,真实于身心上理会,眼面前提掇,举业反而可能是水道渠成之事。如此,则书院教育于应对科举而言,倒可谓为打蛇而得其七寸。

 

二、书院教育对象主体即官学教育的生员

 

与官学教育相较,书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放性的,但书院的常态化教育对象,或者其教育对象主体,正是官学教育之对象,生员。

 

明嘉靖时,吉安知府重建白鹭书院,罗钦顺《城南白鹭书院记》如此道其用意:

 

阆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学校。恒念诸生散处,躬劝弗克周,乃作书院于城南,聚九邑之士敏于学者,食而教之。劳来殷勤,亦以为散处者劝也。[2]

 

如前所言,官学教育可能流于形式,不能聚生员而教养之。就官学教育自身而言,于制度内解决这一问题或尚有可为者。书院之纠官学教育之偏弊,更在于教育之实质。万历时,钱启新重修白鹭书院,王时槐《重修白鹭书院记》言其情形如此:

 

万历丙戌,邑侯毗陵启新钱公,潜心正学,重念诸生徒以剽掠枝蔓,缀饰浮词,以徼进取,不知反躬以自尽人道,而一尊孔孟之道矩。是以士习日污,民俗愈敝,家鲜孝弟廉靖之风……以移风易俗,当自士始。乃政暇则临学宫,横经讲授,命题课艺,第其等差。复集两庠博士诸生,月再聚于院中,以正心修身之学,俾实体力行,以追迹濂洛,而上溯周鲁。……[3]

 

所指者,即官学教育之生员,所习者多流于文辞之学,而不似书院教养强调回到儒家“正心修身”之学的本来面目,侧重于“实体力行”。至此,我们须申明一点的是,官学教育,其本来亦立基于此,如王时槐所论:

 

窃维国家定制,俾诸生治六经四书,以圣贤之言,反诸身心而实践之,且联师儒以督其盛。以为士能是,则退而处,为乡之善人君子;出而仕,为世之良臣名吏。此国家造士之本意也。世降道衰,士之所学,直曰文辞,博进取云尔,不知有所谓反身实践者。师之所教,亦姑听诸生自为文辞已耳。甚则诸生有累年不见其师长者,即月课犹为旷典,又安能责其反身而实践也?教学之法,名存实亡。[4]

 

此中所言“国家造士之本意”,也就是官学教育立制的本意。之所以可能沦落为博进取的文辞之学,王时槐归因于“世降道衰”,或为一因。然自笔者看来,与书院相较,官学教育有其先天不足之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论。

 

以上是白鹭书院教养官学生员的情形,石鼓书院亦如此,明王大韶《重修石鼓书院记》称其“盖为诸生讲学读书、进德修业基也”,[5]“诸生”并非泛指,乃官学教育生员的特称。天下闻名的白鹿洞书院则有所谓“洞生”,“洞生”正是于官学教育的生员中所择优录取者,并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应的考核办法。提学副使郑廷鹄《酌定肄业诸生》云:

 

今后仰府一以考案为主,该府并属县生员,考一二等者,报名等簿,发洞肄业,不愿者听。[6]

 

此则以考试为办法,府学、县学生员只有考一二等者,方能录为“洞生”,入洞学习。然于书院教育而言,考试不一定为选士的良法,亦失“养士”、“养贤”之意,故后来的提学副使冯景隆于“教条”中如此纠其偏:

 

此惟修身履德义,入斯洞而无愧于圣贤之徒者,方可与焉。彼以考案居优取入者,已非养贤初意矣。……今后有贤誉著闻,足为后学楷式者,该府即以礼延入,报知本道。次则本道于诸生中访有德行者取入之。又次则本道考其文之极优者,间取一二入之。……[7]

 

此则有取于汉之“察举”制,侧重于“贤誉”、“有德行”者。强调“以礼延入”,则意在凸显“养贤”。而将“考其文之极优者”,列为最次的选项,所取者亦有限。须指出的是,书院所取生员,自以本县、本府为主,然其同样对外地生员开放。白鹿洞书院即对南康府之外的生员开放,明常熟虞山书院亦完全开放于游学者。

 

三、书院与官学教育之比较

 

官学教育是制度化的教育,与此相较,书院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也更富于千姿百态的个性化特征,此为书院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优长处。这也可能成为书院教育的劣势,使其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却不能完全取代官学教育。先言其优长处。

 

其一、书院延聘主教席者,更为灵活,更有可能使贤者居之。

 

官学教育主教席者,如县学之教谕、训导,本身即隶属于古之官僚机构,其遴选有相应规制,难以突破。书院主教席者之延聘,则无相应规制约束,更可能使贤者居之。如布衣陈献章于广东白沙乡居之时,江西方面官员,曾遣两名白鹿洞洞生,备礼币,不辞千里至白沙延聘其主白鹿洞教席。此事虽最终以陈献章留洞生盘桓论道月余,终辞教席而告终,然足以成书院延聘教席之一代故事。与王阳明同时从祀孔庙的明儒胡居仁,亦曾两度出为白鹿洞洞主,主书院之教席。以王阳明本人而言,于谪官龙场驿丞时,为提学副使席书礼聘主贵阳书院教席,教育诸生。据笔者所见,礼请直道而行获罪的谪官入主书院教席,于明代而言,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此足见书院于“作养士气”方面之功效。如此诸般,对于官学教育学官之遴选而言,均是无法想象的。

 

其二、书院延聘主教席者,更能凸显师道尊严,作养士气。

 

官学学官,因官僚机构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于礼仪而论,须尽属官义务,难于体现师道尊严。书院主教席者则不同,由前面所言礼聘陈献章入主白鹿洞书院教席故事,可见其一斑。而阳明至贵阳书院,时为提学副使的席书亦以“所事师礼事之”,而无关于官阶之高下。仍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其洞主虽常于南康府、县学学官中择优兼任,然于相应规条之中,亦特别强调“待以宾师之”。《知府罗辂洞学榜》即有如是条目:

 

尊师道。迩来书院之师,就委本府儒学教官兼摄,上司所以责望者,每在迎送奉承之间,以致屈抑之态,无所不至,无以示诸生之观望,而起严惮敬畏之心。自今议定,或在儒官内选取,或访聘隐逸耆旧,抚按两司入洞学,待以宾师之礼。[8]

 

同时,书院被定位为谈经论道之所,一切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至此皆为减省。如《巡抚都御史邵锐依拟洞学禁约》之首条即云:

 

上司来视书院,皆以论道讲学为心,以培养士气为志。洞中师生,迎送拜揖,毋得辄自屈膝,以负上司期待作养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统间广东李提学龄旧规,以枕流桥为止。[9]

 

此中特别道明其志在于“培养士气”。为师者如此,为诸生者亦如此。《知府罗辂洞学榜》有相应规条云:

 

节迎送。洞学诸生,谢绝人事,远来就学,比诸在府州县者不同。一切迎送之礼,各宜报罢。迩来凡遇上司临府,师率弟子入城参谒,至候送之期,动经数日。凡一临洞,成行导引,终日趋承。不惟防废学业,抑且沮抑士气。自今上司临府,免其迎送。入洞之时,止令参见。谈经讲道之外,一切虚礼尽革。[10]

 

指出迎送之礼可能会“沮抑士气”,要求尽革“虚礼”,同时,亦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与府州县学之不同。

 

其三、书院教育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最著者如明之会讲。

 

书院除有山长、洞主主日常之教席外,过其地之贤者,必至书院讲学,也成为传统书院的惯例。朱子请陆象山至白鹿洞书院讲义利之辨,并刻其讲义于石,被传为千古佳话。《石鼓书院志》“人物志”中“寓贤”一门,所列多为至其地而于书院讲学者。其中,不乏韩愈、朱晦庵、张南轩、黄勉斋、邹守益、赵贞吉、湛若水、蒋信、王宗沐、罗汝芳等名世大儒。[11]而其“述教志”之“寓贤述教”,则部分收录有他们当时的教语,足以再现其当时书院讲学之风采。

 

如所周知,明儒书院讲学之盛,盛于会讲。会讲则一时之名流毕至,或就某一段经文,或就某一切于身心践履的话题,切磋琢磨,尽丽泽之谊。而书院诸生,亦为会讲之参与者,他们的角色,更多地是会讲中的“切问”者。同时,明儒之会讲,亦有意识地完全开放,老少咸集,一时乡里农夫,贩夫走卒,乃至僧道之流,皆与其中,兴起其地一时风尚。

 

其四、书院集资渠道灵活多元。

 

官学教育出于政府财政支持,稳定性强。官学皆有学田,一般由官田拨置,以资养士。官学之修建多出于官费,亦有官员、士绅、乡绅善款资助者。书院之修建资费,亦有出于官帑者,然以官员、士绅、乡绅捐资者为多。书院院田,或有官田拨置者,然出于捐赠者多有。两相比较,书院募集资金渠道更为灵活多元。

 

院田作为书院的不动产,于书院的持续性发展,至为关键。一般是将院田租与农民,收取田租,作为书院日常开支、养士之费用。书院田地等不动产,于传统社会而言,与寺院之不动产性质一样,其所有权不因改朝换代而有变化。至少,因故流失的不动产,只要有充足的证据,即使时移世易,仍可以主张其所有权。因此,书院院志、碑刻,会详细记录所有田产数目、方位与四至,作为其所有权的证据。之所以会有诸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经历数朝,依然长盛不衰的天下知名书院,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如白鹿洞书院洞田在明朝盛时,有三千余亩,洞租非常可观,以至于产生了府县学乃至府外官学挪用其资产的状况,江西巡抚邵锐特于《洞学禁约》中申述相关禁令云:

 

先贤买田积租,专以养士。近因生徒不至,将累年储积,发修府县两学,甚至他郡亦或请租修学,殊失先贤买田本意。今后仰府储积洞租,专留养士。养士羡余,止许支修白鹿洞学。其修府县两学,仰府自行措置,毋得辄支洞租,以缺养士之谷,以负先贤之志。[12]

 

在此《禁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白鹿洞藏书甚富,乃至江西科场用书,多取借于兹,因此至洞书损毁、流失。《禁约》于此特申明江西科场用书须自备,不得动辄借用洞书。于此亦可见白鹿洞资产较官学丰厚之一斑。

 

其五、书院历史渊源绵长,人文底蕴深厚,兴起地方人才易。

 

书院之历史渊源,人文底蕴,具于书院祀典。官学建置乃学庙一体,有学必有庙,庙则为文庙,一体崇祀至圣先师孔子。书院亦为院祠一体,除白鹿洞等天下闻名之书院有资格建置孔庙之外,其他书院祀典所崇祀者,则为与书院渊源颇深的乡贤、名宦乃至于曾经过化之大儒。而某些书院,即以乡贤、大儒之名命名,或因其而立名。如横渠书院、二程书院、濂溪书院等,皆因大儒而命名,或因产于其地,或因曾过化其地。常熟之虞山书院,前身曾为子游书院,而子游亦为虞山书院祀典之核心。阳明弟子遍天下,他去世后,弟子们于其所过之地,随处构阳明祠,同时兴书院。

 

官学教育文庙祀典乃天下通祀,体现的是道统之尊。以先儒过化之地兴书院,并崇祀其人,于兴起士子之敬意而外,拉近了地方向学之人与古先圣贤的距离。儒先圣贤本曾与我们同处斯地,居其地,想见其为人,希圣希贤,不再遥不可及。

 

其六、学生参与书院事务管理,所谓事上磨练。

 

官学生员于学习、备考而外,亦参与一些地方事务,主要如地方志的编纂。明代方志,多由地方官主其事,官学教授、教谕率生员具体承担编纂之事。书院生员,同样任书院志编纂之事,如现存三部明代《白鹿洞书院志》,其中两部均主要由洞生参与编纂之事。方志、书院志皆属于历史范畴,而历史本身,即为古典政治治理的要事。

 

学生参与书院事务管理,比较典型的如虞山书院,有“三纲”之设置。[13]“三纲”指文纲、学纲、会纲,“文纲以督文词”,“学纲以研道妙”,“会纲以定众志”。三纲除少数官员任其事外,大多任事者乃举人(可视为广义的生员)、生员。钱谦益即曾以举人之身份,于虞山书院任文纲之事。虞山书院之“三纲”,可视为书院生员自治的一种尝试。

 

以上几个方面,乃笔者所见,书院教育较之官学教育之优长处。然其优长之处,实则系之于人,书院之兴衰,存乎其人。其人或为书院之山长,如胡居仁之于白鹿洞,王阳明之于贵阳书院。或为地方主政者,如知南康军的朱子之于白鹿洞,常熟知县耿橘之于虞山书院。或为抚按官员,或为提学官,如巡抚两广之王阳明于敷文书院。兴衰系于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则为某种必然。书院之优长处,亦是其缺憾所在。即如白鹿洞书院之闻名,无人兴起,亦难免于一时之衰落。当然,书院亦须良好的制度,其制度之肯綮处亦在于规划书院长久之计。此长久只能是主于维系、保持,而书院之真正兴起,则仍然有待乎其人。

 

官学教育,则以普遍的制度为依托。假相关制度,保证官学教育的普遍性,稳定性,乃至于基本的公平性。较之书院教育,其优点在此,其劣处亦在此。以此而论,书院教育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然不足以替代官学教育。如喻传统之养士为画龙的话,书院教育乃点睛之笔,为其精神魂魄之所在,然遽以为其可替代龙之全体,则无谓。

 

结语

 

传统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于今日之启示良多,此处只谈两点。

 

其一,如何定位今日教育主体?尽管有“养士”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内容不同,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之对象不同,传统官学教育对于我们国家今日教育之主体定位亦有其启示。今日教育之主体,姑不妨权且视之为一种官学教育,其定位当在于普遍性教育,其目的在于充分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并保证其可以持续的稳定性。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投入力度不够,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异过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对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教育不必期望过高,只要能充分保证基本的普遍性教育,并兼顾于基本的公平性原则,也就难能可贵了。进一步的成才乃至于成圣成贤,则取资于个性化的社会化教育之补充,于此,当下个性化的书院教育大有可为。对于书院教育,官方应借鉴于历史经验,应当予以大力扶持,而非漠然无视,乃至打压。此扶持,是于资金、政策上的扶持,而并非干预书院教学事务。

 

其二,我们前面提到过,选举制的古今之辨,在于古典政治既有基于科举制的选士,亦有基于官学与书院教育的养士。今日政治,无论中西,则或只有选举机制,而没有预养之制度,所选举之人,或难免于政客之生命形态。子路曾向孔子发出如此疑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斥之为“贼夫人之子”。以其未经预养,而贸然谋求出仕也。古之官学与书院教育,自其本意而言,即在于假修身之道,预先养成士君子人格。同时,依托于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作养士气,培养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天下的责任意识。这一点,于我们今日之政治治理而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于此,今日社会化的书院教育,于当下或亦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13]耿橘等.虞山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71,70.

 

[2][3][4]刘绎等.白鹭洲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641,647-648,648.

 

[5][11]裕居等.石鼓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87,17-18.

 

[6][7][8][9][10][12]田琯等.白鹿洞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569,569,565-566,564,566,565.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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