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

作者:黄玉顺阅读数:1917发表时间:2017-05-05 17:30:08
黄玉顺

作者简介:黄玉顺,男,西历一九五七年生,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

作者:黄玉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初十日壬辰

           耶稣 2017年5月5日

 

 

编者按:这是作者在下述活动中的发言: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儒学新探索”工作坊系列一•首届“两岸儒学工作坊”座谈会:共识、异见与开展——关于“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之反思(2016年12月12日)。

 

 

【摘要】大陆新儒家存在着严重的“转型焦虑”,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等。当代儒家应有的问题意识是必须突破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关键词】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现状与前景

  

首先界定一下“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两年前,李明辉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网的专访,表明他“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即不认同“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i],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之一是:大陆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名称不应专指那么“一小撮人”,而应泛指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儒家群体。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ii]

 

一、两岸儒家政治哲学之共识与异见

 

下面对两岸儒家政治哲学的异同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准确,因为我对台湾儒家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一)两岸儒家之共识

 

两岸儒家的思想学术固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既然都是儒家,当然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儒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负有责任,包括负有政治责任。这是两岸儒家的一种“底线共识”。因此,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广义的“政治儒学”,亦即儒家的政治哲学,一直是儒学界的热点之一。

 

(二)两岸儒家之异见

 

1、两岸儒学差异的情况:比较而言,台湾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更一致;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

 

2、两岸儒学差异的缘由:

 

(1)发展阶段不同:

 

台湾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括政治转型已经完成,而大陆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两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判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因此,台湾儒学更重视儒学与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协调,而目前大陆儒学中却出现了拒斥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倾向。

 

(2)学术资源不同:

 

台湾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主要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以及由他们推上去的宋明理学;而其西学资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呵呵!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背景。

 

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不同。他们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都对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和宋明理学有一种拒斥倾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大陆新儒家更重视现代新儒家之前的近代维新儒学,乃至先秦儒学、汉代儒学;而其西学资源也很复杂,既有英美系统的哲学,也有欧洲大陆系统的哲学,其中德国哲学方面更重视现象学,此外还有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资源。

 

二、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现状

 

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哲学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热点,即宗教哲学(狭义“儒教”[iii])和政治哲学(广义“政治儒学”),我称之为“创教与干政”[iv]。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在某些儒者那里甚至是统一的。这是大陆儒家方面的基本状况。

 

(一)共同的焦虑状态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这当然与儒家传统当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焦虑,源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担忧。这同样是儒家“忧国忧民”传统的体现。尽管他们焦虑的具体缘由颇为不同,但都可以归为“转型焦虑”,属于百年来的“中国问题”,即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v]

 

(二)不同的价值取向

 

大陆新儒家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这是大陆目前社会撕裂状态的现实反映。今天大陆从学界到官方、到民间蓬蓬勃勃的所谓“儒学复兴”、“国学复兴”,其实有很多很不同的情况。我曾将大陆儒家的状况形容为“妾身未明”:“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自由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vi]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最主要的倾向有:

 

1、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拒绝现代文明价值,主张回归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倡导君主主义、家族主义、父权、男权等。有的儒者更是公然鼓吹恢复“三纲”,反对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这是如今大陆儒家内部很常见的一种思潮或倾向。

 

2、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皆属这个范畴。这种思潮的特征之一是:貌似复古、实则属于一种现代极端现象,我多次称之为“现代性的怪胎”——极权主义。这种思潮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所谓“毛儒”是其典型。这种思潮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与权力、国家主义、或曰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国内问题上是极权主义倾向,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刚才李明辉教授所讲的重点之一,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

 

这些问题,这里没有时间展开。但李教授刚才有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跟安德森(Benedict R.Anderson)的说法一致: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vii]。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民族国家绝不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

 

以上两种思潮——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现代化歪曲为西方化,从而反对西方,而实质是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以抗拒“西方”的名义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所以,以上两种思潮经常会结合在一起,而目前这两种思潮在大陆儒家内部颇为强势。

 

3、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立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寻求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结合起来,探索两者之间的融通。我本人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三、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前景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前景的看法。

 

(一)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

 

1、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及其观念前提

 

撇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此姑且不作价值评判,这种取向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必然现代化或者现代转型,那就必然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果既要追求现代性或现代化,又要利用传统儒学资源,那么,这取决于对真正的儒家传统的正确判断,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不外乎就是“形上学—形下学”两级观念架构。那么,由此出发进行分析:(1)传统儒学的形下学,比如说帝国时代儒学的形下学,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建构。这套东西,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用的,否则就与现代性取向相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须与原教旨主义者讨论。(2)从哲学的奠基观念上来讲,正是为了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的伦理政治价值,帝国时代的儒家才建构了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包括心性本体论等宋明理学的内容。这套东西,在我看来,今天也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以上的形上学与形下学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奠基关系。

 

那么,如果儒学就是如此这般的“形上—形下”两级观念,那就意味着:如果要选择现代化、走向现代性,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

 

2、上述观念前提的解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既要坚持儒学,又要坚持现代化,这意味着: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必须突破;真正的儒学,恐怕不是这种“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可以涵盖的。

 

我这些年来所做的“生活儒学”,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工作。儒学绝不仅仅是“形上—形下”这么一种二级架构;在孔孟那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观念层级,而被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所遮蔽。今天的儒家,必须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才可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价值取向

 

限于发言时间的规定,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今天,儒家政治哲学必须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最后补充一点: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以及后来的港台新儒家,尽管他们的哲学视域与我的不同,但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是赞成的。所以,在李明辉与一些人的辩论中,我是支持李明辉的。我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比起牟宗三那一代人来讲是大大地退步了。[viii]



注释:

 

[i] 李明辉:《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见“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126119523_all.html)2014年12月。

[ii]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此文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2015年11月)。

[iii] 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iv]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载《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v]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

[vi] 黄玉顺:《儒家“妾身未明”之际》,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824128201_all.html)2015年8月。

[vii]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viii]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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