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东】我的基督信仰,能使我做一个更好的中国人

阅读数:2751发表时间:2017-06-14

原标题《儒门和一,根基何在?

作者:邹晓东(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

来源:《原道》第2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八日庚午

          耶稣2017年6月12日


 

大约一年前,我还在北京做博士后,我的博士导师谢文郁教授因参加“宗教哲学2013北京论坛”,路过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处并小规模分享他的《中庸》解。晚餐时间,另有几位教授一同出席。


谢文郁老师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基督教研究见称,其中一位教授到场到后,话题渐渐由西学背景下的中哲研究开始,进而转至基督徒读儒典,以及第二届儒耶或耶儒对谈策划问题。期间,这位教授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论断:出身西学背景或身担基督徒名分者,注定只能误读儒家经典,因而最好不要写或者讲自己的阅读理解;反之亦然,儒者也不要妄论基督教。


鉴于此,他主张:第二届儒耶对谈,大家干脆各说各的,相互给对方补补课。这个主张虽被初步接受,但前述论断却令我惊魂不定直到如今。


因为:我也是基督徒,而研究儒学既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目前的饭碗。按这位教授的逻辑,这里存在一个更严峻的困境:如果注定误解,补课恐亦行不通,因为补课,无非就是要达至对经典的理解。这无异于砸我的饭碗,同时也是剥夺我的理想。


从此,“儒门资格”这个问题,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前不久,在“《原道》博士博士后交流”群里和任重、东民相遇。陈明教授近来颇有激情,要和群里年轻人一道,重新踏上一段轰轰烈烈的征程。《原道》交流群最近的主要话题是,如何以二十周年庆为契机,把《原道》辑刊做得更好。


此前,任重曾对我提出批评,大意是我缺乏担当,连《原道》总目录都懒得整理(试图向别人索要现成儿的)。此番相遇,在东民协调下,任重再次寄语:


“或许我对一些儒门同仁的要求过于苛刻,但无论是批评还是其他,都是恨铁不成钢意义上的。希望儒门后生,涉猎要广泛,视野要开阔,胸襟要广大,意志要坚定。既要会读书,也要会做事,二者要齐头并进。要做秀才,莫作学究,与诸君共勉。”


——如此深情,反倒使我紧张起来。这是对“儒门同仁”的期望,而我,真的算而有份吗?任重大概还不知道我的基督徒身份吧!

 

在我们自己的圈子内(谢文郁教授是核心),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至少我们早已不再为此而纠结。


谢老师诉诸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从小是被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教养大的,我们身处一个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深刻渗透其间的中国社会,我们在这样的历史与环境中做基督徒,根本不可能脱离儒家土壤。鉴于我们的双重身份,我们更应关心这个问题:面对未来,基督信仰如何帮我们成为更好的儒者?


谢文郁自称是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儒家,笔者也渐渐发现这是一条务实的路。作为中国基督徒,企图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其实是一种虚妄。


因为: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现在,而走向未来的,正是这个现在的我(们)。儒家已然是我们血肉的一部分。然而,面对前述“资格”拷问,我不禁心虚:上述圈内共识,会否仅仅沦为一小部分人的一厢情愿?

 


  


图片: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左)与中国官员徐光启(右)


(来源:1667年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所作《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

 


但是,谁有资格定义“儒门”,进而判断谁是谁不是“儒门同仁”呢?那位教授可以吗?


记得那天晚上他慷慨激昂,不断地翻列着书单:这本书你没见过,那本书你没熟读——显然不够资格!后来我略带恶意地说:您不能老给我们列参考书,而是要写出来、列出来,告诉我们哪些东西不知道、不认同就算不得儒家。


事后,我想,自己这个提法也不对。那位教授正在酝酿自己的儒教理论大著,一旦问世,何为“儒门”便有定论?充其量不过是那位教授自己的阶段性定论——考虑到他的思想暨阅读理解在未来均有可能改变!

 

我又想起成中英先生。2013年5月,我们在第一届齐克果与中国文化会议(香港浸会大学)相识,我的报告题目是“儒学中的真理认识论问题”。这是一篇比较研究,把齐克果的苏格拉底、真理教师(耶稣基督)和《大学》、《中庸》放在一锅煮。


晚上聚餐向成先生敬酒时,他说:我正想跟你谈谈你的发言。那一次,我们主要谈了《大学》、《中庸》究竟该融合起来讲还是分开讲的问题。成先生采取前种做法,这是宋明传统的延续,而我则针锋相对主张后者。成先生是老前辈,我跟人戏称他这是“想教育教育我”。


不久,我们又于7月份在美国布法罗第18届世界中国哲学大会相遇。会议期间我多次充当他的小跟班,他也因我是本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傅伟勋论文竞赛奖得主之一而更加器重我。会议期间我得知,至少有三个基督徒学者,对成先生造成直接触动。


第一个是郑家栋,会议期间我正式得知他已经归信耶稣,且写了一个长篇见证揭露儒家学人的阴暗面。成先生不无委屈地说:“郑家栋因为坐了牢儒家朋友都不去看他,就说儒家没有爱心,这说不过去嘛。我听说他的事之后就感到非常难过……”


另一个是《文化中国》主编梁燕城,他曾做成中英先生的学生。对于梁,成先生按下不表,说“他比较独特”。


还有一个是费乐仁也曾在成先生门下,据说他和梁燕城一道,一直试图在信仰上影响成先生。提到费乐仁,成先生显得比较兴奋,说:“他是一个外国人、基督徒,是被中国文化感召主动来学习的”。


这三个故事足以反映成中英先生的文化归属感,但与此同时,他一直强调自己的“开放性”并引为自豪。


在机场分手前,他不无郑重地说:“我不是要引导你,但我还是要问问你,如何看待你的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略加沉思,给出的回答是:“我的基督信仰不允许我放弃中国人名分,而我也相信它能使我做一个更好的中国人。”


对于我这个表态,成先生感到很欣慰,然后他起身登机,我们深情地挥手告别。现在回想,如果成中英先生有一个“开放的儒家”概念的话,那么按他的标准,我想我已经进了“儒门”。


但问题是,成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吗?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冯友兰、李泽厚是儒家吗?


前者有志于“阐旧邦以辅新命”,后者再评价孔子而有《论语今读》。我以物理学本科改考哲学硕士,不考科哲,不考西哲,独选中哲,李泽厚的著作对此发生过实质性影响。


然而,在中国哲学圈儿里浸染日久,渐渐也明白了些阵营边界:现代新儒家的底子大致是由台港儒者铺设起来,较之“古香古色”的台港儒家,冯友兰、李泽厚多少显得格格不入。李泽厚曾说,也可以称他为新儒家,但他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新儒家。


但实际上,即便单单聚焦牟宗三,也难以得出一个统一“儒家”概念。牟先生于宋明,贬小程、朱子而扬大程、陆、王,这一倾向非常明显。


就此而言,牟先生自有一个“纯正的儒家”概念。然而时代毕竟变了,他遂不得不表一表“别子为宗”的朱子亦有创新性贡献。这说明,现代学术精神,当然也走进了牟先生这位大儒的头脑。本着这种精神,大家想,牟先生又会给出怎样一个“儒家”概念?

 

 

作为一种现象,儒门是分裂的。从古到今,荀子非思孟,宋明儒反荀子,心学打理学,清儒赞汉学,等等。在现代学术体制下,这些学术公案没有一个有板上钉钉的结论。加之西学资源涌入,自由主义的儒家、新左派的儒家、保守主义的儒家、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儒家等等,不一而足。


不同的渊源、不同的取向,就会有不同的“儒家”概念。单方面贯彻任何一种“儒家”概念,势必会将为数不菲的另类“儒者”排斥在儒门之外。古人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若能“和”而为一,则上述分裂现象反而是有益的资源。


但是,在什么根基上“和一”呢?强拧着维持一种团结的表面,非但无助于在“和”中互动,反而给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感。儒门欲在自己的“多元”中更多受益,就必须好好探寻“和一的根基”。也许,可以这样界定“儒门”:凡对儒家典籍中的问题意识有感觉、当回事,有能力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有意愿真诚践行讨论心得,且以儒者自居者,皆属儒门。

 

先看“对儒家典籍中的问题意识有感觉、当回事”这一条。前面指出,“儒家”、“儒学”或“儒门”定义言人人殊。但历史上的儒者留下的著述则实实在在。历史上的儒家或儒学,其内涵正由这些典籍具体赋予。


然而,稍微有所了解,我们就发现,这些典籍在思想上并非铁板一块儿,而是常常甚至在紧要处相互龃龉。那么,它们(比如主张“性善”的《孟子》与主张“性恶”的《荀子》)为什么都能归类为儒典呢?关键不在于具体观点之异同,而在于它们的问题意识相通或相关。问题意识总会招致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又总是遇到新的问难。


从孔子述六经开始,儒家文本群已经在一波接一波的“问题意识”驱动下,开始了它的扩展历程。鉴于问题意识的这种驱动性,我们说,谁对儒典中的问题意识有感觉,谁就接通了儒家传统的活水血脉。这样的学人,如果再把所体会到的问题意识当回事,那么他就可以接受驱动,进而生产一批署有自己姓名的儒学文献。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对什么是“儒家典籍”加以厘定?显然,厘定工作须以相对全面的阅读为基础,然而功成之后,它却倾向于阻止后来人追求这种相对全面的阅读境界。就此而言,它自相矛盾而并不可取。然不加厘定,所谓儒学特质岂不反将淹没于群学书海?

 

有了第二条“有能力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上述问题总体上可以得以缓解。假设有一位初学者,他对流行的学派分界缺乏了解,因为偶然的原因认定了“儒家”这个名衔,和一本几乎所有儒者(以“儒者”自居的人)皆不问津的书,且对这本书痛下了一番功夫。


迄今为止,按照我们第二条界定,他还不是一位儒门成员,因他没有发起或参与任何相关讨论。(或许有人会争辩说:如果这位初学者不是一个人,而是联同另一位同样孤陋寡闻却同样认定“儒家”名衔的学人会读这本书呢?这样,他们岂不是发起成立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的“儒门”团体?


对此,我的回应是:这个“儒门”团体只要自成一统,就不会对传统儒门构成任何污染。“儒门”是一个历史概念,规定其内涵的儒典都是历史地联络在一起的,上述自成一统的另类阅读并未进入这种联络。)然而,他踌躇满志,打算找身边公认的儒者切磋切磋。这是他发起或参与讨论的开始。然而,由于他对这个儒学圈儿所推崇的典籍,比如“四书”,毫不知情,言谈之间只有被这班儒者稀落的份儿。


对他,这是一种尖锐的刺激或压力。因为刺激,他可能干脆弃绝“儒家”头衔,从此不再和所谓儒者来往。这“刺激—弃绝”实际上是一种抑制机制,异质文本与异质思想因而难以悄无声息混进儒门。因为压力,他可能痛下决心,一探“四书”究竟。这压力是一种强迫机制,促使讨论者阅读那些自己陌生但在讨论圈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儒典,结果就是该学者身上的儒家因素日益积增。刺激与压力都不会导致“所谓儒学特质淹没于群学书海”。实际上,藉着范围不断扩大的“相关讨论”,众所公认的儒典会一再彰显自己的存在。

 

不过,“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并不纯粹是主流儒典清理门户的擂台。假设上述初学者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即痛下决心精通“四书”,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迹各种有名的儒学圈,渐渐亦读通了“五经”、《荀子》等等有所名气的儒典。我们还假设:他并没有简单放弃对第一本书的阅读理解,而是在这些年的求学与碰撞中欣慰地发现,当初那本书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案与诸多儒典实有相通或相关之处,然而当下主流儒者对此缺乏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在自己发起或参与的不同层次的讨论中,重点灌输自己的这一发现。只要他的表述言之成理,儒门就会增加一个新的思想的维度,生成一批新的文献。即便在他有生之年,这些著述没有得到热烈回应,但放眼未来却永远都有发光发热的希望,而且,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发扬光大。这里面蕴含着儒学开新的重要契机。而由于“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具有强迫阅读的特征,这种开新又绝不至于和传统儒典断然决裂。

 

此外,即便大家共享同一批儒典文本,“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也还是有助于思想(阅读理解)上的新陈代谢。虽然大家常说像“四书”这样的经典常读常新,但很多时候这是就细部调整与滋味咂摸而言,阅读理解的大思路则与日弥坚。


作为基督徒,我也有这样的观察:一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经文无比熟悉,思维定势(包括在我看来的盲点或漏洞)同样无比顽固。每个人都只能在特定视角下阅读理解。没有视角就没有理解,而一旦找到称心如意的视角,阅读理解本质上就成为该视角的自我微调与完善。这是一个精致的自我封闭过程。


然而,本着这种特定视角的阅读理解,“发起或参与不同层次的相关讨论”,一旦遇到来自其他视角的猛烈撞击,自我封闭的进程反倒可能被打破,从而开始新一轮的视角选择与微调完善。不难指出,在一轮又一轮的“碰撞—再选择”过程中,更新改变的是阅读理解,儒典文本则是不变的中心。这种新陈代谢模式,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彰显儒典的思想魅力。

 

再看“有意愿真诚践行讨论心得”这一条。这不仅仅是强调个人要知行一致,更是将此知行一致嵌入团契(儒门共同体)生活。历史上,儒门不乏狂狷之士。然而,这只是不为主流或流俗接纳者的权宜之计,如孔子所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并非旨在脱离团契独立独行,倒是反而常常怀揣一颗到中流击水的热心。


离开共同体生活讲究知行一致,儒门只能沦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体生活不是别的,而正是“践行讨论心得”。与此相应,一个个论坛,就是组成儒门共同体的基本单位。“讨论心得”分为两种:一为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二是关于议题的不同于共识的真情实感(或暂无机会陈述,或虽说了出来但被认为无足轻重,或干脆遭到强劲否定)。


如果只有前一种“讨论心得”,那么团契的存在无疑会加强践行的力度。而如果存在第二种“讨论心得”,那么因为持有人采取的不是遗世独立,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践行异见,相应“心得(异见)”就有进一步自我彰显、甚至因其践行效果反过来撬动既定共识的机会。


现实中不乏这方面例子:某人学问在圈内原本不被看好,然而过了些年之后他折腾出了某种令人瞩目的“事业”,他的思想、学说进而则因这种事功光环而得到重视。这种基于践行的“共识—异见”博弈,实乃话语层面的视角碰撞之延续,其中埋藏着公共话语更新的契机。当然,反之甚至更有可能,即异见性“心得”在践行中不断碰壁,最终被当事人放弃。看似白折腾一遭,但当事人却对“共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儒门主流话语也将因此更有底气。

 

最后,儒门同仁必须得有“以儒者自居者”的意识,这个意识本质上就是团契或共同体意识。团契生活或在共同体中的互动,并非总是其乐融融。特别是,作为弱势冲击强势时,日子尤其难过。


一个学者,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某些论述被某些儒门中人热捧,而头脑一热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儒者,那么他势所难免将因另一部分儒门中人的出言不逊,而大为受伤并告别这个“什么鸟都有的林子”。这样的学者缺乏足够的韧性,以便在激烈的互动博弈中更新自己的视角,或为更新儒门主流话语作贡献。然而,他的著述不见得不为儒门所用。那些激赏其某些论述并以儒者自居的儒门中人,可以本着自己的阅读理解代他进行上述互动,他的著述因而成为儒门资源的一部分。

 

 

以上,本文藉笔者亲身经历的几件逸闻趣事,首先提出了“儒门同仁”资格问题。该问题由“基督徒儒者能否被儒门接纳”引出,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


分析表明,“儒门”资格一旦作为判断问题被重视起来,现实中的儒门就会陷入分裂局面。这反过来表明:谁也没有资格仅仅根据自己(无论个人还是集团)的理解,定义“儒门”并设立判断标准。


现在来看,那天晚上,那位教授翻列书单的做法,颇有可取之处。儒学的未来充满变数,历史上的儒学则与现成的儒典同在。


把典籍文本(而非今人的阅读理解或理论构造)定为儒门基石,则儒门就是基于儒典的阅读理解、讨论讲学、著书立说、躬行实践的共同体。文本是共享的,阅读理解则势必多元。在共同的文本基础上,儒门一方面在阅读理解中接续传统,另一方面则因多元碰撞而蕴藏不断开新的生机。

 

我们特别强调,多元碰撞常常很不舒服,在判断思维中我们总是恨不得剪除异己而后快。所以,在文本与碰撞之外,我们特别强调“以儒者自居”的意识。


“以儒者自居”不止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更是志愿投身共同体、再苦再难也不放弃基于儒典的同仁互动的“团契”意识。离开这种心志,儒门就难以在自己的“多元”事实中充分受益。


而一旦拥此心志,即便承受被重点怀疑的压力如作为“基督徒儒家”者,亦可因此而有韧性持久充当有容乃大的儒门之一员!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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