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阅读数:941发表时间:2017-07-06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时间:罗志田

来源:《读书》2017年7期新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稣2017年7月5日


《读书》编者按:1922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中西文化的对比及思考,问题尖锐,对时贤的批评也尖锐,将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统统打击了一遍,后来又连带张君劢、丁文江、吴鼎昌也骂了一通。关键是臧否如此直率,自己却浑然不觉,对招来的“被批评”亦不回应,只是在新版默默修正观点而已。中国问题何其复杂,而学者如有真性情,使天下事理不致“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则解决之途才更坦荡吧。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五四”学生运动后,梁漱溟因演讲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不少批评。而他自己在书中也常点名批评前辈和同辈学人,不仅不留情面,还往往直斥以糊涂、不通、不懂等语。“受伤”的包括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当世高贤,以及早几年“暴得大名 ”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太炎一门似乎没人说什么。梁启超一边则由张君劢和张东荪联手出击,虽也点出梁书只能算“观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偶尔不点名地说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的影射,大体语气尚温和,仍存君子相。后来陈序经则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袭谭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贩运来的一些东鳞西爪的材料”,以为“样样都好”;同时“又不甘从人,人家的意见,样样都是不好”。

 

陈序经看到了梁漱溟论学的一个特点,即自我感觉不错,对别人却不那么宽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对此几乎没什么感觉,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他说自己“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信然。

 

梁漱溟论学非常诚挚恳切,不喜欢论而不断的含糊态度。如他曾对孔子研究提出正面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他指责或驳斥别人不留余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种诚挚的态度治学。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

 

李石岑就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许多地方是从“自己的特别遭遇或环境或研究弄成功的一种见解,自然不容易放下去依从他人”。于是“说某人 ‘持客套的态度’,说‘其实某公所说没有一句是对的’;说‘他们把孔子、墨子、释迦、耶稣、西洋道理,乱讲一气;结果始终没有认清哪个是哪个’”一类表述,“在书内不知道有多少”。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他肯定了“梁君不肯轻易依傍人家”,是“一种可宝贵的态度”,但别人是否能接受这样的诚恳,却要打个问号。

 

梁漱溟在书中指责胡适,就是一例。先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引蔡元培所说“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并云“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梁漱溟以为两皆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笼统空荡荡的说法,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他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并不能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听了仍旧莫名其妙”。然后放下狠话:这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所以他就不能说出使我们明白”。

 

他又引胡适说孔子 “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 ”,而主张好德之心“可以培养得成,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责“他这话危险的很”。人类社会正靠“这种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适“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说,并且也不留意近来关于这个的意见之变迁,才说这样话”。梁漱溟甚至说,胡适书中所讲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的哲学,无多见地,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

 

写中国哲学史的胡适竟然既不理解孔子的道理,又不知道相关意见的后来变迁,还随口臆说,这哲学史的确没多少存在的意义,真是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了。梁漱溟的打击,不可谓不彻底。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的胡适(来源:搜狐)

 

对梁漱溟的挑战,胡适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应,自称“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满,显著表现在一小段话中就连用了五个“笼统”,说: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笼统的毛病,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认是“牢牢地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觉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了。从那个笼统的出发点,自然生出一种很笼统的“文化哲学”。

 

这连续的五个 “笼统 ”似乎还未让胡适满足,他继续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而梁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绝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辨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笼统话 ”。

 

一连串的 “笼统 ”明显表达出胡适的情绪,为梁漱溟所看出,遂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很有礼貌地覆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亦复不少”。并举出了自己“个人身受”的两个例子。

 

梁漱溟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更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承教甚愧!”经此提醒,后来梁漱溟的朋友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说明“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间并无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故张申府对双方均属“失言”。梁漱溟还特别提出: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

 

然而几年后梁漱溟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这次李安宅对他提出了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予以否定。但对梁漱溟而言,他或不过在就事论事,并未“挟意气说话”。至于听者是否感觉“伤个人感情”,他可能真“没往心里去”,故此浑然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反响热烈。在众多批评中,胡适的意见虽晚出,却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对其余的批评,梁漱溟均未正式回应。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梁漱溟书《时刻自警》(来源:中国文化报)

 

丁伟志先生已注意到,各方评论意见中,“纠正其知识错误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一观察是准确的。当时就有人对梁漱溟予以全面否定,说他“对于东西文化的观察有四点错:一,对于中国文化说错;二,对于佛法说错;三,对于世界未来之文化说错;四,对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说错”。

 

李石岑也说:“看完这部书之后,知道梁君是我们中国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对于他这个人的佩服,比对于他这部书的佩服,更加十分。”这其实是一种和缓的批评,后来黄杲读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即“李石岑说这书的作者比这书更可贵”。黄杲也觉得书中最精彩的是梁先生“贯彻全书”的一段“真情实感”,故李石岑“真不曾说错”。换言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本身,反不那么“可贵”。

 

一本广受欢迎的书得到这样的评价,作者的心情想必很复杂。除胡适外,梁漱溟未曾回应他人的批评,是因为他觉得别人的评论没什么启发,同时他也对一些批评的随意性不满。

 

在其书《第三版自序》中,梁漱溟感谢了“许多位师友和未及识面的朋友给我以批评诲示”。但补充说,之所以“对大家的批评诲示自始至终一概没有作答”,有“一半是为大家的批评诲示好像没有能引起我作答的兴味”。而且他“很少——自然不是绝没有——能从这许多批评诲示里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稍后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再说,出书“两年以来,批评之文,良亦不可计数,乃俱无所开益,只增否闷”。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版自序(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1960)

 

十多年后,批评梁漱溟的陈序经也说,“十余年来之解释及批评梁先生者颇不乏人,然平情来说,他们好像看不出梁先生的病症所在”,所作多是“枝叶的批评”。陈序经的意思是只有他真正看出了梁漱溟的病症所在,但他的观察也大体应和了梁氏自己的观感,应可算其“知音”。且此评论已在十余年之后,若所说大致不差,则类似的状况至少十多年未见改变。

 

不过,对于梁漱溟的沉默,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如王德周就说:“梁先生去年曾被人骂的缄口不言。”在唯一答复胡适批评的那次演讲里,梁漱溟解释了自己沉默的原因,即“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了。作者确曾下过一番心的地方,他并没有在心里过一道,就在这五分钟后便提笔下批评。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实在不高兴作答!”

 

那种匆匆一看“便提笔下批评”的现象的确存在,如署名“恶石”的评论者,一面赞扬这书“确是新文化里面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却坦承“昨天用一天的工夫看完了,今天便要来评”。他知道“梁先生费多少年心血所得的结果,梁先生全副思想底结晶,我随随便便看一遍,就轻易拿起笔来评”,显得过于“大胆”,可能引起旁人“笑话”。

 

另一对梁漱溟比较同情的年轻人袁家骅也承认,他到写书评的“前几天”才把梁书“略读一遍”,对于这书“非常敬爱,但不妨把一时直感而得的”几点意见“叙说出来”。一个“但”字,表明作者也知道对“非常敬爱”的书本应采取更加慎重严谨的态度才对。

 

梁漱溟常以己律人,他觉得自己的演讲和著述是非常认真且有体会的,别人似乎很少注意及此。他反对大家像看报纸一样读他的书,简单看看就要评论,实际等于要求别人也认真详细地与他进行长篇讨论。真正做到梁漱溟所要求的只有杨明斋,他是唯一以专书形式来回应梁漱溟的(全书还包括反驳梁启超和章士钊的内容,关于梁著的部分有一百多页)。

 

   

 

杨明斋(1882-1938)

 

据其朋友说,杨明斋之所以写出长篇的批评,就是因为梁漱溟在那次回应胡适的演说中,“说了一大堆”话,以“人家看不懂他的书”作为他不回应的理由。杨明斋听时便“生了气,回到家里就作他的《评中西文化观》的稿子”,很快就写成出版了。

 

这一批评的长度应当符合梁漱溟的要求,但他仍无回应。有可能是同样不满意,因为在梁漱溟 “下过一番心的地方”,杨明斋是否也曾“在心里过一道”,看不太出来。另一种可能是杨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那时梁漱溟正处于烦闷思索之中,关注的“问题”已有所不同,兴趣也开始转向了。不过从前引陈序经的事后总结看,或许杨明斋也仍然没有看出梁漱溟的“病症所在”。

 

可知梁漱溟对他人批评基本不曾回应,可能真是感觉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不过,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说,他“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自己却“有许多悔悟”,于是对其中“两个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释。从新版的“新解释”看,梁漱溟观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过的问题,想来他是仔细看过那些批评的。

 

这或许是为人实诚的梁漱溟唯一显得有些不诚恳的地方,或许如他自己所说,自从进入北大,“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前引他明知中国问题当“平心静气以求之”,而仍说出很“伤个人感情”的话,又浑然不觉是在“挟意气说话”,便最能体现梁漱溟的学问真性情,因为他一向就有“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体意识,而较少为他人设身处地。

 

   

 

1986年6月10日,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出席在北师大召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研讨会(来源:中新社,任晨鸣摄)

 

立言是一种行为,表述的方式直接影响到表述的意旨。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悟见长,不以精细著称。他提出中西文化这一代表时代声音的问题,意在让中国文化“翻身”。梁漱溟提问时对别人的批评,也表现出他认识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于他提出的问题太具冲击力,直接触及众多读书人的心扉,所以引来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则不仅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提问和对待他人批评的方式,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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