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山】王夫之和他身后的知音

阅读数:954发表时间:2017-07-28

王夫之和他身后的知音

作者:王强山

来源:《书屋》2015年第1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4日


我们今天提到王夫之,总会把他当作湖湘文化史上与周敦颐并峙的两座丰碑之一,或者是明清之际的一代儒宗,与黄宗羲、顾炎武并列。事实上,他在他生活的时代却是寂寞而孤苦的,在他逝世后也长期不为人所知。他之所以赢得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与他身后的一批知音群体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竟然捐出俸禄3万金大批量印刷船山遗书,彭玉麟捐出俸禄1万2千两白银兴建船山书院(据了解,清朝中期,1两银子大约折合人民币1万元,大家可以估摸一下这些个巨款了);清廷首任驻英、法大使郭嵩焘毕生为让船山进孔庙奔走呼号,但礼部一直没有满足其请求;在大清被推翻的三年前,饱读船山遗书的光绪皇帝终于下令将这位先师请进孔庙,也算告慰了他的十年前牺牲的同志、同为船山隔代弟子的谭嗣同……

 

  


 

王夫之自幼即随父兄攻读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以及汉唐诗赋,文名重于乡里,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其时已到明王朝存亡之秋,遂未参加明末最后一科会试。

 

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攻下衡阳,邀请王夫之参加,遭其拒绝。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旋即战败。第二年王夫之南下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桂王永历朝廷,被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八品)。在永历小朝廷,他亲眼目睹小朝廷争权夺利的内幕,且受到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的打击迫害,不得已投奔在桂林的抗清将领瞿式耜。桂林失陷,瞿式耜被杀后,王夫之为躲避清军“薙发令”而流离于湘南零陵(今永州)的荒山野岭之间,自称瑶人,居瑶洞,生活十分艰难。顺治十四年(1657)年近四十,他回到衡阳老家,从此开始隐居著述的生活。

 

船山先生隐居生活条件十艰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至暮年,他体弱多病,难以下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他一生著述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和《宋论》等。逝世前,他自题墓志: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意思是说,他一生决心像西晋的名将刘琨那样抗击匈奴,报效国家,但命运不济;学术上他仰慕北宋的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才力使他不能及。这是船山先生对其毕生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自我总结。他对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既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总结,又有大胆的创新,对传统学术的继往开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船出先生流隅乡曲山间,且极少授徒讲学,所以当时作为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声名鲜为人知。时人对船山先生的认识,主要限于一个失国的遗民,一个有节气的士大夫,而乡人所知不过一个倔强而苦命的老头。

 

船山先生最早的知音是顺康时期的刘献庭。刘献庭(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著有《广阳杂记》。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万斯同之荐,刘入京参明史馆事,编《明史》和《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离京返吴,第二年冬天抵衡州,在衡州司马茹仪凤署中过年。翌年正月十八游南岳,此时船山先生刚逝世不久(正月初二日去世)。刘献庭依所闻见,始“识”船山,并大力称说船山:“其所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并说:“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刘氏对船山先生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对船山先生的最高评价,已属难能可贵,但其评论仍然属于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扬的角度,还无法认识到船山先生思想的划时代意义。至于船山先生真正的知音或者知音群体的出现,要到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

 

 

嘉道年间,由于历史风潮所激,一个后世称之为“经世派”的湖湘士子群体拔地崛起,从陶澍、魏源到汤鹏、贺长龄、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邓显鹤和唐鉴等人,他们慨然卓立,冲破保守愚昧,强梁自私的传统藩蓠,以经营天下为志,主张通经以济世,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钱基博语)。这一批湘籍士人相与往还,以乡为党,关心国事时务,深究天下利弊,对国家的漕运、河务、盐政、科举、官制、赋役、钱币、兵丁、边舆以及道德、风气和学术等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使岳麓书院逐渐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并深刻影响了一大批在同光时期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和郭嵩焘等,他们既是经世派的后劲,又是洋务派的先驱。

 

以上所举许多人物,构成了船山先生的隔代知音群体,他们理解、认同并大力阐发船山先生的“通经以致用”的思想,并为刊刻船山遗著殚精揭虑,或者为争船山先生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不遗余力。

 

在这个船山先生的后辈湘人群体中,唐鉴对船山先生的理解与评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刘献庭,下启曾国藩和郭嵩焘。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唐鉴是这样评说船山先生的:

 

“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失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实为四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好邪莫之能撄,渠逆莫之能摄,岭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抵殊途,归宿正轨。”

 

唐鉴对船山先生的极力推崇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曾国藩,并通过曾国藩影响到郭嵩焘。

 

曾国藩不仅服膺船山先生学说,并身体力行,成为早期洋务事业的核心人物,而且对船山先生遗著的刊刻和流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船山先生去世以后其子王敔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开始刻印《船山遗书》,仅十余种,船山先生著作大多淹没无闻。直到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邓显鹤等人的基础上,专门开书局刻印《船山遗书》,收入著作五十七种,二百八十八卷。

 

邓显鹤(1777-1851)字湘皋,湖南新化人,首开组织大规模点校、刊刻《船山遗书》之功,并且最早把船山先生提到与顾炎武和黄宗羲并列的地位,使船山之学得以显扬于世,湖南后学称他为“楚南文献第一人”,而梁启超则称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邓显鹤最早接触船山先生著作是在嘉庆年间,当时衡阳翰林马倚元主持汇江书室,曾刊刻几种船山著作,赠予邓几册,立即引起邓的高度重视,从此“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

 

道光二十三年(1842)邓在长沙编纂《沅湘耆旧集》,征求船山遗诗、遗著。船山先生裔孙王世全得此讯,遂通过欧阳兆熊引见邓,并送来船山诗集,后汇刻船山遗著50余种,180卷,称王氏守遗经书屋本。

 

邓显鹤自知自己精力、财力有限,难以全部收罗船山遗著,遂托请其私淑弟子曾国藩广为收罗。

 

曾国藩早年求学岳麓学院,对船山先生经世致用之学深有认同并极力推崇,后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每攻下一地必尽力搜罗船山著作,后汇至62种计322卷。此时《船山遗书》之前刻版已毁于战火,曾氏遂有重刻《船山遗书》之念。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捐廉俸三万金”,在安庆设书局,准备刻印《船山遗书》。书局由欧阳兆熊负责,参加校刊的有十六人,而曾国藩尽管军务繁忙,对于书局的许多事务仍亲自过问,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精刻船山遗书,曾国藩不惜重金,追求最好的正红梨木板,“书板俱选八分厚”,并且延聘写、刻俱佳的通人。校刊除十六位名士宿儒外,曾国藩也于军事政务之余亲自校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曾国藩《船山遗书序》)。

 

正是在曾国藩的亲历亲为下,《船山遗书》历时两年,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计56种288卷,比前述王氏守遗经书屋本多出138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郭嵩焘可以说是道、咸、同、光时期经世派与洋务派中在思想上与情感上最能与船山先生相通的知音。

 

郭嵩焘于道光十六年(1836)就读于岳麓书院,其时山长为欧阳厚均(1766-1846)。欧阳山长掌教岳麓书院达二十七年之久(1818-1844),极力推崇船山先生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郭嵩焘影响颇大。

 

也正是在岳麓求学之时,郭与曾国藩、刘蓉、江忠源及罗泽南等湘中人物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声气相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在学问与人格上都深受船山先生的启迪与感化。终郭氏一生,他最为仰慕的前辈乡贤除濂溪先生(周敦颐)外,就是船山先生。

 

郭嵩焘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学问家、思想家,他于经、史、子、集均有涉猎,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尤其在经、史方面造诣颇深。他的治学路径,遵循的即是“通经史以致用”、“通经史以治身心”、“通经史以为政”。在船山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他最为推崇的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他说:

 

“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船山先生史论的精要除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外,还有民族主义之大端,郭嵩焘虽未论及,想必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明言,有意回避。但郭氏对船山先生几十种著作单单推崇《读通鉴论》和《宋论》,其深层意蕴不难窥见。郭氏去世后,近世英杰纷纷研读《读通鉴论》与《宋论》,多少受到了郭嵩焘对船山先生史论推崇的影响。他们在反满的时代大潮中,需要张扬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助成民族主义革命。梁启超说: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的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

 

梁任公讲的这种价值,就在于其民族主义思想,正如杨昌济所言:

 

“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我辈所当知也。”

 

船山先生史论得到郭嵩焘之后的后辈学人如此推崇,亦可见郭氏识见之不凡。

 

郭嵩焘还通过建船山祠,建思贤讲舍以及奏请朝廷将船山先生从祠文庙两庑等具体行动,弘扬船山思想。

 

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掌教城南书院,随即于书院南轩祠(张栻祠)旁建船山祠,并亲自撰写碑记,将王夫之与周敦颐并列为湖湘古代学术上的两大丰碑。其后郭又撰《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其遗书五百卷,历二百余年而始出,嗟既远而弥芳。咸以谓两庑之祀,当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如嵩焘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为之表章!意庶以乡贤之遗业,佑启后进,辟吾楚之榛荒。

 

在这篇告文中,郭氏希望王夫之也能像周敦颐一样从祀文庙(孔庙)两庑。在中国古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皇上恩准而从祀文庙两庑是最高的荣耀。周敦颐在南宋理宗时即被批准从祀。光绪二年(1876),郭时任兵部左侍郎,在出使前夕,专门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疏中称:

 

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以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夫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

 

在该疏的最后,郭嵩焘呼吁:“如王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是以光盛典而式士林。”

 

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在英国得知其疏被礼部议驳,于是又上一折,请总理衙门代进,仍被驳回。光绪五年(1879)郭氏归国,得知奏疏被驳回的详情,决定回乡开立思贤讲舍,私祀船山先生。

 

郭嵩焘逝世后,先后有孔祥麟、赵启霖等上奏朝廷,请求王夫之从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辛亥革命前夜,赵启霖的奏疏《请三大儒从祀折》才被礼部批准。有意思的是我们今人所谓的“明清之际三大儒”这个名称正与从祀过程暗合。

 

 

船山先生晚年有一首《鹧鸪天》词自题其肖像: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

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乱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

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生前的孤苦与悲凉溢于言表,但作为一个学问家与思想家的船山先生,又是无比幸运的。在他的后辈同乡中有如此庞大的一批知音群体,他们认同他的人品,弘扬他的思想,从他的身上获得充足的精神养料。他们扛起船山先生这面湖湘文化的大旗,拯斯民于水火,挽大厦之将倾,此船山先生之大幸矣!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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