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作者:余东海阅读数:2063发表时间:2017-07-30 16:39:32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

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八日戊午

        耶稣2017年7月30日

  

东海附言:儒学中,理学受到的误会、反对、打击特别重而久。几乎在理学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对理学的种种误解、乱批和排斥,并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学运动。为之辩护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责焉。

 

应黄明雨先生邀,自2017-6-19至7-7日,为辛庄示范师资班讲《宋儒与理学》。明公黄中而通理,诸生尊师更重道,共沐宋风儒雨,探讨圣言天理,经史相参,教学相长,切切磋磋,何乐如之。

 

讲座分为十个部分:一,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二、北宋理学五子;三、朱熹生平、思想简介并为朱熹洗冤;四、理学思想概要;五、熙宁变法与荆公新学;六、宋代学术之争;七、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八、佛道在宋代的影响和理学对佛道的批判;九、反理学运动;十、三教论。

 

今根据讲义整理出《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文字稿,儒友们先睹为快。其余内容待据讲义和录音陆续整理。

 

余东海

2017-7-10

 

理学是宋朝儒学的核心和代表。讲宋儒和理学,要从胡瑗、孙复、石介三位先生讲起。《宋元学案》头两篇《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就是讲胡瑗、孙复和他们的学派的。学案即记述学派内容、师弟传授、学说发展的书。

 

要讲胡瑗、孙复,又不能不先讲范仲淹。胡瑗、孙复两位都是由范仲淹推荐,才得以在朝为政并开展讲学事业,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路人。

 

范仲淹于理学五子之一张载有引导之功。《宋元学案·序录》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高平是范仲淹出生地,横渠是张载出生地。

 

范仲淹特别善于举贤任能,除了胡瑗、孙复、张载等人,一代名将狄青、一代名相富弼都得到过他的赏识、鼓励或提拔。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胡瑗、孙复、石介、李觏(gòu)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贤士。

 

狄青为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富弼少年时好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推举富弼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自己就是北宋前期儒家群体最有代表性的、也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南宋罗大经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二岁丧父,少年苦读。《宋明臣言行录》记载:“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通六经之旨,可见其经学修养很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后来写进了范的名作《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言。

 

朱熹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仁宗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范文正公年谱》)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上奏折《答手诏条陈十事》,说出一个定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改革要求,史称庆历新政。十项要求大概如下:

 

一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打破年资制,重视才能和功绩,鼓励破格升迁;二是纠正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三是改变以诗和背诵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考察考生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五是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以养其廉;六是每年秋收后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七是招募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打仗;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九是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十是朝廷要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朝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都自庆历新政始。胡瑗教学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广,也是庆历新政的产物。“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安定学案》)。

 

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以致“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仲淹年谱》)。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门荫”制度,触动了大量权贵的利益。

 

汉唐高官也有世袭,只能子孙世袭。北宋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而为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皇帝会大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兄弟子孙出任京官就可达20人之多,滥竽充数,莫此为甚。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宋仁宗时,世袭当官现象愈演愈烈。

 

《答手诏陈十事》第二条就是纠正“门荫”制度,其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于是,一些已退未退的高官带头,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恳求恢复旧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串通,通过各种手段对范仲淹新政团队进行打击,包括经济问题、栽赃诬陷和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

 

党论兴而迫害起。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范仲淹传》)。

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于途中病逝,年六十四。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著名的范氏义庄就是范仲淹亲手创建的。《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他在苏州创立义庄,以俸禄购置义田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并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入学。

 

范氏义庄将孝悌、仁义、忠信、尊老优老等儒家价值观贯穿于慈善之中,使慈善事业极富教化功能和社会影响。义庄设立后,仿行者遍及江南。清道光二十一年苏州《济阳丁氏义庄碑记》说:“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义庄历宋、元、明、清至中华民国八百余年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

 

范仲淹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强烈的道德精神,为理学的兴起培育了相应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土壤。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开山鼻祖,同时进一步追寻其先河: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

 

朱熹说宋代儒学即理学的兴起“亦有其渐”,渐即端绪。代表这个端绪的是范仲淹、孙明复、石守道、胡安定。后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又称“理学三学生”。《宋元学案》这样介绍胡瑗、孙复两位: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

 

胡瑗很有经学修养,以“圣贤自期许”,强调“明体达用之学”。其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重在经世致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江苏省志稿》和《江苏乡土志》都说:“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

 

钱穆说,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可见“明体达用之学”所针对的“进士场屋之业”与“释道山林之趣”。而这两者也是理学家认为的学之大弊。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氏遗书》)“三弊”中,“溺于文章”和“牵于训诂”属于“进士场屋之业”,“惑于异端”是惑于“释道山林之趣”。如果没有这“三弊”,则“必趋于道矣”,可见向道学发展,是“明体达用之学”逻辑的必然。

 

胡瑗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变法时,胡瑗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宋神宗曾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安定学案》记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胡瑗的高弟刘彝直言,胡瑗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并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明体达用之学”也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给了二程洛学以正面影响。在“宋初三先生”中,程颐最尊敬胡瑗。《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

 

先生在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又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又尝言“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通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人称“泰山先生”。其门下贤良之士甚多,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诏命“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范仲淹年谱》)宋仁宗对之甚为礼敬。

 

范仲淹与孙复因缘际会颇有戏剧性。《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说:

 

“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四举进士不第、穷困潦倒的孙复,穷游在外,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帮助,并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孙复不负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著名的“三先生”之一。胡瑗的经学修养够高了,《宋史》谓胡瑗治经不如孙复,可见孙复的经学功夫之厉害。

 

与胡瑗、孙复并称“宋初三先生”的,还有一个是石介石守道。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是泰山学派创始人,世称徂徕先生。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任国子监直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任高官要职,实施“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振奋,说:“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遂使夏竦等人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颂刚脱稿,孙复就警示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夏竦等人诬陷搞范仲淹团队搞“朋党”,同时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黜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知兖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具保,幸免发棺。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在国子监以《易》、《春秋》教授诸生,“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广论“理”、“气”、“道统”、“文道”等,反对佛道,开宋明理学之先声。理学家群体对石介的评价颇高,“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熹称赞石介是超过韩愈而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个“刚介”、“不动心”的人等。

 

对于“宋初三先生”,黄宗羲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可以说,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对于佛老,范仲淹和“三先生”都持排斥态度,然轻重和角度不同。范仲淹在著名的《上执政书》中极论国家大事,书中提出了六项十八字为政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缁黄即僧道,和尚穿缁衣,道士戴黄冠,故称。书中云:

 

“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众多而行为丑恶),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道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

 

佛教以真常为性,能劝人为善,范仲淹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有所认可。但庶民百姓不易理解,又不是治理天下之道,而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君子弗论”。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

 

“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

 

范仲淹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进行管束。孙复、石介等人则是从理义根本上否定佛道,颇为深恶痛绝。孙复在《儒辱》中写道:

 

“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絶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羣,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

 

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絶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巳,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

 

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余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则芟夷藴崇(蕴崇有积聚、邪恶二义)絶其根本矣。呜呼,后之章甫其冠,缝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而尊之者,多矣。得不为罪人乎。由汉魏而下迨于兹千余岁,其源流既深,根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类,其将奈何,其将奈何。”

 

石介《怪说》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

 

杨亿,北宋文学家,以骈文名世。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五胡乱华的时候,受到诸胡君主的推崇。南北朝时佛教大兴,梁武帝竟然以帝王之尊而舍身事佛。儒道衰微,当时罕有辟之者。至韩愈作文辟佛,明夷夏之防,倡孔孟之道,为宋儒辟佛先导。宋儒辟佛,自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始。其后横渠、二程、朱子、曾公亮、李觏 、欧阳修、苏轼、朱熹、胡寅、胡宏、陈亮、叶适、张拭诸儒,皆痛批佛教,有力有理,佛教逐渐归正,儒家螺旋大兴。

 

2017-7-10

余东海于南宁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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