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胜】毛泽东如何认识儒学与“孔教”?

阅读数:1008发表时间:2017-08-01

毛泽东如何认识儒学与“孔教”?

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十日庚申

        耶稣2017年8月1日

 

毛泽东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19世纪末中国湖南乡村的时空背景,注定他在儒家文化环境中成长。由于新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执意走出封闭的韶山冲,并通过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纵观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家及其学说的认识,尽管有变化、有曲折,但他的基本态度是鲜明的,就是反对将孔夫子变成孔圣人,反对各种形式的孔教活动,同时客观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批判继承作为传统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学。更重要的是,扎实的传统文化底子,不仅让毛泽东日后擅于“评古论今”、“古为今用”,还能够全面审视包括儒学在内的文化遗产,率先提出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毛泽东从8岁到16岁的8年中,有6年时间在他家附近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入门书,接着读《诗经》、《论语》等课文。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当时一直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主要是“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多年之后,他更是将这段经历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尽管毛泽东走出韶山冲之后,与“孔夫子”渐行渐远,但他对于这位历史人物始终保持着敬意。1919年与1952年的两次曲阜之行,足以表明他的态度。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他1919年初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特意“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看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看了“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看了“颜回住过的河边”,看了“孟子的出生地”。据李家骥回忆,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山东时,当许世友向他介绍山东文化古迹说,“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10月28日,在济南前往曲阜的专列上,毛泽东与罗瑞卿、许世友谈了在济南的感受,再次回忆了他第一次去曲阜的情况:“那还是30年前的1920年。我二次进京搞‘驱张运动’。成功后,到上海与同志们研究下步如何建设湖南,同时要送一部分同志去法勤工俭学。我是4月份离开北京,中途看了泰山,第一次来曲阜,看了孔庙,还到了孟子家。”

 

毛泽东对孔子的敬意,源于他对儒家学说的认知。在毛泽东看来,儒家学说长期居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批判地继承的文化遗产。据匡亚明回忆,他1942年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对孔子的评价,并提出: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可以理解为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发挥模范作用;孔子“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这段话,可以理解为领导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把问题弄清楚。言下之意,孔子的一些话对于整风运动是有意义的。毛泽东听后表示,这两段话都很有道理,孔子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把他的思想作为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只不过在革命时期,第一位的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革命胜利。1943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指出:认为信中将孔孟之道视为“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不妥,强调孔子、苏格拉底等人“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正如毛泽东所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有了显著改变。1949年5月16日,周恩来对南下工作团讲话时指出,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反封建的需要,但走向一个极端,“变成了否定一切”,认为“凡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现在,要改变这种认识,“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谈到人类历史上的革命,认为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进一步强调孔夫子“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而有所变化,但他能够“对孔子取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在批评孔子消极思想的同时,注意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因素”。而且,为了突出对待孔子和儒学的科学态度,毛泽东还将马克思和孔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一并放入历史长河进行比较分析。1955年10月27日,他同胡子昂等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指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在毛泽东看来,“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段。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标注了“创立学派问题”以及“青年孔夫子”,“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问问题”,“青年列宁的学问问题”,“欧洲中世纪经院学派”,“耶稣、释迦的少年时代与经院派佛学家的比较”等关键词,说创新思想、创立学派的人,自古以来往往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学问是后来慢慢学习的。释迦牟尼十九岁时创佛教,孔子二三十岁时就搞起来,耶稣开始也没有什么学问。即便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论时,年纪也很轻。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又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既然对待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都要如此,又何必苛求孔子与儒家学说呢?

 

二、反对将孔夫子变成孔圣人、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工具,反对各种形式的孔教活动

 

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瑜结伴外出“游学”时,就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是儒释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提出儒释道之中,佛道二家往往“仅被认为单纯的宗教”,而儒家的影响比它们“更广泛和巨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他们还认为,在儒释道三教中,孔子“只能算是哲学家”,而不是教主;老子“也只能算是哲学家”,尽管他后来被道教徒尊奉为始祖。

 

不过,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儒学宗教化活动,试图以孔教挽救国运。继而,新文化运动又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封建纲常名教,鞭挞孔教。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再论孔教问题》中,针对康有为等人建议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反驳道:人类将来“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都“在废弃之列”;因此,非但不能“以孔教为国教”,不能将孔教“定入未来之宪法”,而且应该摧毁“已有之孔庙”,并停止对孔庙的祭祀。在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上,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各国没有明伦堂》,点名批评康有为的“孔教”情结。文章指出:康有为得知广州修马路时需要拆毁明伦堂,说自己“遍游各国,未之前闻”,指责这是“侮圣灭伦”的行为。殊不知,其他国家不仅寻不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进一步指出:以前的思想界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尽管政治上有排满运动、学术上有废除科举,但对“孔老爹”仍然不敢说出半个不字。那些倡导“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言论,更是谬说,因为“道德要旧”不过是“道德要从孔子”的一个变语,换汤不换药而已。所谓“师说”、“道统”、“宗派”等,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反对孔子的理由,就在于其思想“独霸中国”,使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中国人“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

 

但深入考察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的针对性很强,即“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但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诚如李大钊所言:他所掊击的“孔子”,不是“孔子之本身”,而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亦即“专制政治之灵魂”。换言之,我们不可把“春秋时期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和被孔教“奉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应该废除孔教,但说“孔子必须打倒是不对的”。多年以后,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上仍然表示,“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即便是在1973年8月写给郭沫若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毛泽东批评“孔学名高实秕糠”,虽是为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也反映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形成的反孔教底色,反对封建统治者借“孔圣人”名号维护自身利益。

 

纵观毛泽东的论述,可见他对“孔夫子”与“孔圣人”、“儒学”与“孔教”一直有着明显的区分。就像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那样: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注意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与“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既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也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理解毛泽东对“儒学”与“孔教”的不同态度,就可以解答让人们感到疑惑的问题。比如,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辩证矛盾体”,既“激烈反对儒家思想”,又“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典籍”;既利用国内国际秩序的“矛盾”形成战略,又将战略目的定位儒家的“大同”。实际上,毛泽东所“激烈反对的”是“孔教”,而非“儒学”。他阅读历史典籍,借用“大同”概念,无非是“古为今用”。

 

毛泽东对孔夫子传统的批判性承继,在很多方面有着鲜明表现。比如,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信张闻天,探讨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的观点,既肯定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意思就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又指出“过犹不及”是一个“重要思想方法”,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为右的东西;如果参考唯物辩证法,则能发现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过”与“不及”是指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我们可以“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些颇有学术色彩的论述,展现了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孔夫子的状况。对此,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对孔子重视学习、“敏于行”等思想始终坚持;对孔子的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等有取有舍;对孔子轻视劳动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等则始终批判。这样的归纳,颇有见地。

 

三、把“马克思”和“孔夫子”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他并不接受“全盘西化”的观点,而是同等对待、批判继承中西文化。这在他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就有所体现。比如,读到“为损己利人之行,而果有利于人,则无论其事如何,不能不谓之善、谓之义务矣。虽然,吾人其以他人小利之故而弃吾重大之利益耶”这段文字时,毛泽东就批注道:“此与吾儒家之伦理学说合”,“与墨子之兼爱亦合”。读到“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这段文字时,他又批注:“此即儒家之义”。

 

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不仅强调要根据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努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使马克思主义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给予“孔夫子”高度评价,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这于指导革命胜利具有重要的帮助。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实事求是”,认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强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他在延安整风时进一步解读了它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为“实事求是”这个儒学传统实学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

 

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1939年初,他在延安组织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并认真阅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及《墨子的哲学思想》,想必都有这样的考量。此后,他对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演变》、《中国通史简编》等,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下进行了评析。在1944年7月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相反,中共会批判地接受历史的遗产和外国的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必须独立思考,以决定什么东西能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也是他的一个心得。这反映出毛泽东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作出必要的改变,就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难以“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化”命题里表达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既要用中国历史文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阐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

 

可以说,毛泽东眼中的“孔夫子”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和“孔夫子”结合起来。1964年2月9日,他会见威尔科克斯和夫人时说,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他同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在孔子、老子等人的故乡,把马克思主义和他们的思想相结合,并在回答现实问题中进行综合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毛泽东能够提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就是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中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的有机统一;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类,有“香的”、“臭的”、“活的”、“死的”等。我们要“香的”,不要“臭的”;要“活的”,不要“死的”。显然,所谓“香的”、“活的”,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臭的”、“死的”,就是“洋八股”、“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像宗教徒对待宗教那样。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虽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更有本质区别。1942年2月8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说,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连文章都是“八股式”。因此,五四运动“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党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的人,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别于对孔夫子的“旧教条”,但可谓“洋八股、洋教条”,并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中共党史研究时再次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联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比如,反对党八股,不联系“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也就是在中共七大前后,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开始在各根据地广为流传。人们翻开毛泽东的著作,发现书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并不多,相反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以及佛教典故、历史小说却不少。对此,王安娜深有感触地回忆说,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取而代之的是“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这比那些理论家“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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