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

作者:邓洪波阅读数:1853发表时间:2017-08-03 00:35:30
邓洪波

作者简介:邓洪波,男,西元1961年生,湖南岳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书院史》《岳麓书院史略》《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制度》等。


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

作者:邓洪波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节选自作者所著 《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稣2017年8月2日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我相邻的“东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在当年请求创建书院的上书中就说:“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

 

因此,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李滉

 

一、朝鲜书院发展史

 

在朝鲜历史上,“书院”二字连用始见于新罗末年,此时正当我国唐末五代之际。据朝鲜《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所谓“瑞书院”,是掌管国家机密事务的机关,并无教学授受的成分。高丽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设“修书院”于西京,“令诸生抄(诗)书史籍而藏之”。这与唐代长安、洛阳的集贤、丽正书院相类似,是整理收藏图书典籍的机关。

 

到李朝世宗元年(1419,明永乐十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此时,“书院”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并赋予教学功能。自此以后,朝鲜书院遂开始步入其450余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段时间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鲜书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李氏朝鲜的书院史了。

 

大致而言,朝鲜书院有祠庙和书斋两个源头,其始和中国书院似乎没有联系,独立发生。后来在援引中国书院制度,形成祭祀、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概念之后,才获得“比邑相望”的大发展。其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朝鲜李朝世系表

 

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1567,明永乐十七年至隆庆元年),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共十帝,凡149年,可视为朝鲜书院历史的第一期。是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的87年为第一阶段,书院从一个教学的机构发展成教学与崇祀先贤并重的文化组织。

 

李氏朝鲜的教育由养士的学校制度与选士的科举制度二者支撑,运行到世宗时期,它出现一些故障。首先是科举紊乱,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入仕,寒门儒生则无此特权;即便是贵族子弟与一般儒生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中式的首先也是前者。这使得养士的学校失去吸引力。同时,兵曹(相当中国的兵部)规定,20岁以上子弟许属军籍,“军籍”的许多优待使在校学生尤其是寒门之士大多不专于学而喜于属军,这更加重了官学的衰微。

 

官学式微,教育却必不可少,因此,朝廷就转向支持和鼓励民间兴学,企望其能填补官学留下的空缺。前面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颁布的褒赏“私置书院,教诲生徒”的教令,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而这种情势,也就决定了朝鲜历史上最初的书院功能是纯教学的,而且是处于一种替补官学教育角色的地位。

 

  

 

朱子白鹿洞教条

 

中国书院传入东土朝鲜的最明确的记录始见于《李朝世宗实录》,其二十一年(1439,明正统四年)九月甲申条载:“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其略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这是朝鲜史书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研究朝鲜书院的金相根先生认为,自此次“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书院以后,就不再以‘书院’二字为代表单纯的教学之所”了,“当时人明白‘书院’不只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是奉祀先贤祠庙须在内的”,于是,“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而奉祀先贤尤为重要”的“正轨书院”的概念得以逐渐确立起来。

 

这种“正轨书院”,包括祠宇、祠、影堂、别祠、精舍、里社、里祠、影殿、庙、乡社、乡祠、堂宇、书院等14种名目。据统计,朝鲜计有这种“正轨书院”670所。兹将各书院按朝代和行政区划制作成表5.8、表5.9,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朝鲜书院时空分布的基本情况。

 

  

 

  

 

在上述670所书院中,真正以书院相称者为376所,占总数的56.1%。“正轨书院”概念的确立,标志着朝鲜书院相对独立发展格局的改变,自此以后,中国书院对其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阶段,像我国明代初年那样,书院并没有大的发展,整个半岛上仅有9所书院,基本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视作朝鲜书院的原初阶段。

 

  

 

朝鲜国王实录

 

第二阶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元年),凡62年,是朝鲜书院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中宗(1506-1544)以降,官学进一步衰败,中央成均馆(太学)及四学儒生“全不聚会,师长亦不勤教诲”,地方“乡校”更有“托名儒籍,年几六十而不识一字”者,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

 

有识之士认为,“惟有书院之教盛兴于今日,则庶可以救学政之缺”。另一方面,李朝开国之初即以中国的儒教作为立国的政治指导,到中宗时期,受明代影响,则形成了建立祠庙以崇儒尊贤的运动。《中宗实录》卷三四载,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丁卯,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朝廷,其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无处不有,此崇德义以劝后来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

 

是以,纷纷为号称“东方理学之宗”的郑梦周、“远绍梦周之绪,深求濂洛之源”的金光弼、“东方文献之首”的崔致远等朝鲜儒家学者建祠,以弥补这一圣治欠典,致使“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发展上有力的原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出现了教学与祭祀先贤两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

 

  

 

绍修书院(白云洞书院)

 

白云洞书院,后改名绍修书院,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丰基郡守周世鹏创建于属邑顺兴县(今属庆尚北道荣州郡)的文成公安裕(后改名珦)故居,祠祀安裕,并集诸生肄业其中。

 

有关书院的具体情况,《中宗实录》卷九五是这样记载的:“世鹏于珦之旧居为建祠宇,春秋享之,名曰白云洞书院。左右有序,以为儒生栖息之所。储谷若干,存本取利,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学焉。当初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非徒经书,凡程朱之书,无不在焉。”这所集祠祀、教学、藏书于一体的书院,正合“正轨书院”的概念。

 

因此,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它看作是朝鲜书院的发端:朴尚万《韩国教育史》视为“东方书院之始”;李丙焘《国史大观》以其为书院“嚆矢”;柳洪烈《在于朝鲜书院的成立》认为,虽然白云洞书院之前有书院出现,但“所谓规模完成之书院,为白云洞书院设立以后之事矣”;金相根亦持白云洞为朝鲜书院“嚆矢”之说。

 

白云洞书院之所以被看成是朝鲜书院的源头,不仅因为它首先合乎祭祀先贤与教授生徒二者于一体,还在于它于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辅、安轴兄弟配祀院中,开书院主祀先师之外,配享从祀或追祀先贤之先例,以及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滉请得赐额“绍修书院”,而开朝廷赐额制度之始。

 

此后,由于重要制度的确立,加之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于下,朝廷褒扬于上,第二阶段这62年的时间内,就新建了22所书院,比前一阶段增加4.2倍还强。其中明宗一代(1546-1566),即建有16所,每年将近一所,显示出明显的上扬趋势,它预示着书院将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自宣祖元年开始,至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庆二年至清雍正二年),历七帝,凡117年。这是朝鲜书院的大发展期。各朝新建书院的数目为:宣祖朝(1567-1608,明隆庆元年至万历三十六年)86所,光海君时期(1609-1622,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二年)38所,仁祖朝(1623-1649,明天启三年至清顺治六年)57所,孝宗朝(1650-1659,清顺治七年至十六年)35所,显宗朝(1660-1674,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70所,肃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287所,景宗朝(1721-1724,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9所。

 

以年平均数计算,各朝皆超过每年2所,其中以宣祖朝最低,每年2.09所,最高为肃宗时期,每年6.23所。其发展趋势,以肃宗时为顶点,成一拋物线状。拋物线的起点宣祖朝,比之前代是第一个发展高潮,恰与我国明万历年间书院发展的高潮同步。

 

孝宗时,“书院渐盛,乡校儒生,咸皆书院”。到最高峰的肃宗朝,“书院之设,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可谓盛矣。此时正当清康熙时代,我国书院在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也进入复兴时期。

 

其后的景宗时代,不仅绝对数目大大减少,年平均数也跌至每年2.5所。而接下来的英祖朝,虽然有20所书院建立,但它统治长达51年,年平均数已降至0.39所。因此,景宗时代即可视为朝鲜书院大发展时期结束的标志。

 

这一时期,书院之所以大盛,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由于官府的提倡,这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朝廷大量赐额。这种“赐额书院”,也和我国的“赐额书院”一样,比一般书院多了一道“护身符”,其地位亦高出一般,而享有一种荣耀。因此,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如宣祖朝就有21所书院请得赐额,占新建书院总数(86所)的24.4%。显宗时期书院70所,赐额者43所,占总数的61.4%。

 

第二,颁赐田土、布谷等,并免除所有学田的赋税。书院因此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使得书院的发展获得了完全的经济保障。

 

第三,允许书院拥有完全免役的院奴。院奴的职责是做“院事斋事”和“耕作院田”。除此之外,“人不得役,官不得夺”。院奴数量则多少不等。国家规定数额,孝宗时为赐额书院7人,未赐额书院5人;肃宗时赐额书院增至20人,未赐额书院者则不定额。院奴的设置及其免役的特权,是书院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

 

另外还有派遣官员主持祭祀,赐予祭品、繁文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政府对于书院的提倡与重视。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形成了书院蓬勃发展的局面。

 

  

 

陶山书院

 

其次,地方儒林的热心创办,也是促成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书院以教学与祭祀为两大事业,且尤重祭祀,各地士绅遂特别注意乡贤及先儒先哲的行踪,于其过化之地建院奉祀。

 

据金相根先生统计,供奉于朝鲜书院的先贤竟达1300人之多,其中被2所以上书院奉祀者185人,5所以上者44人,10所以上者14人,而李朝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则分别被34、31、20所书院同时供奉。此所谓“书院迭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人士对于书院建设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受到政府的鼓励,遂造成了书院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盛行。

 

第三个时期,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历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哲宗、高宗六帝,凡147年,仅新建书院29所,是书院衰落并被裁撤的时期。书院兴盛之时,即隐藏没落之机。最大也最先出现的问题是“滥设”、“迭设”。仁祖时代,朝廷对此就有觉察,并提出了未经批准,不许另建书院的对策。孝宗时禁“私建”,肃宗时禁“迭设”,对违令者“论以重律”。然而屡禁不止,院宇愈设愈多。

 

同时,书院本身也出现了霸占土地,集敛院奴,勒索“祭需钱”,私征“院保”(一种税金),庇护罪犯,参与党争,以“儒通”、“清议”而干扰时政等种种弊端,对国家经济收入、兵役来源、社会安定都构成重大的威胁。书院既已步入没落之境,且无以为救,国家遂改变鼓励、扶持的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顿。

 

  

 

朝鲜英祖

 

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诏令“撤毁”书院300余所,此为大规模撤废书院之始。纯祖元年(1801,清嘉庆六年),温阳郡、金山郡、石成县三邑儒生私设书院,受到“严勘”,其行政长官也受到“从重推考”的处分。哲宗九年(1858,清咸丰八年),曾发布“华阳洞墨牌”,对引起官绅士民“切齿蓄怨”的华阳书院进行严厉处置,其行政长官福酒村被“永久革罢”。这些都是全面整治书院的先导。

 

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摄政的大院君力排众议,撤废素有“书院之魁首”的东万庙,开始了全面的撤裁行动。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终于发布“文庙从享人以外的书院及迭设书院,并为毁撤”的诏令。

 

诏令称:“书院设置,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学,有所寓慕,建院妥灵者。迩来无穷之弊,家家有院,且一人之四五六处建院,比比有之,各其本孙之周旋为家庙矣。本以尊贤之义,近作为先之事,且道学忠节姑舍,一次辅道之人,则每多建院与生祠,此非当然之事也。今此书院归正,既经远之谟也。予有尊贤之心,则迭设实非尊贤之本意,故如是矣。”令下,全国除保存47所书院外,各地书院均强行撤毁。兹将47所书院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李朝末年的朝鲜官员

 

至此,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在朝鲜已经基本完成其使命而开始淡出历史舞台。26年之后,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元光武(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又十三年,即纯宗隆熙四年(1910,清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本身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

 

   

 

白鹿洞书院

 

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

 

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先贤的牌位,兹据金相根先生统计,按时代先后将其姓名、奉祀书院数开列如后,他们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齐1所,西周人箕子3所,东周人孔子8所,东周人颜子1所,三国人诸葛亮4所,汉人管宁1所,唐人苏定方1所,宋人胡安国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岳飞1所,宋人吕大临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郑臣保1所,明人刘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总计共19人,奉祀于57所书院。这些为中国书院师生所熟悉的名贤、名儒,在朝鲜书院中享受香火与膜拜,说明其书院受到中国儒家影响颇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鲜理学大师李滉上书请求为白云洞书院赐书、赐额时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请依宋朝故事,颁降书籍,宣赐匾额”,倡建书院于“先正遗尘播馥之地”,“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

 

这无异于说,“东国”书院是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形成、发展的。那么,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方面受到中国书院文化的深刻影响呢?这里我们以书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经营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加以阐述。


  

 

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

 

在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因为有各地文庙专祀而只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朱子学说在朝鲜影响之大。这些书院分布在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其中庆尚道星州的川谷书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于号称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响之广与深。兹将各书院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另据韩国李春熙《关于朝鲜的教育文库研究》所附《全国书院一览表》辑录,除上述25所书院之外,朝鲜尚有如下6所书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开城,纯祖丁卯(1707)创建,奉朱熹及高丽安裕等人。

朱溪讲堂,在全罗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创建,祀朱熹。

新安书院,在全罗道任实,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配宋庆元等人。

城南书院,在庆尚道永川,创建年代不详,祀周公、箕子、孔子、颜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

府南书院,在成镜道宣川,肃宗辛巳(1701)创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古代朝鲜八道区划图

 

以上两项合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总数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据金相根先生统计,同时被10所以上书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时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赵光祖(17)、李彦迪(16)、郑逑(15)、金宏弼(14)、郑梦周(13)、赵宪(11)、金尚宪(10)、金长生(10)、闵鼎重(10)、郑汝昌(10),仅朱熹为中国先贤,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统计稍有差别,被10所书院奉祀的只有13人,依次是宋时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郑逑(16)、赵光祖(15)、李彦迪(14)、宋浚吉(12)、郑梦周(12)赵宪(12)金长生(12)、金尚宪(11)、金宏弼(10),仍然只有朱熹为中国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见,朱熹在朝鲜书院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重也。

 

具体而言,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熹学说的传入、传播,继而成为指导李朝政治的哲学思想,为朝鲜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罗初期,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同时传入朝鲜,并很快与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结合而成为官方哲学。新罗后期,受盛唐文化的影响,佛教思想渐渐兴盛。随着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的统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鲜的国教,遍布全国乡村都邑的丛林寺院,名副其实地变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这深涉尘世的僧侣政治的腐败,也正是王氏高丽王国亡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续高丽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转而以儒教经典作为其政治的思想指导了。

 

李朝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明朝属国的李氏朝鲜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学说了。同时,李朝的统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确立需要设立研究机构,而类似寺院式的儒教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地取代了高丽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关于朝鲜书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虽然消灭,支配者仍存,供给支配者哲学的机关仍颇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书院,高扬招牌而登场。”而李氏朝鲜“所有文物制度,皆始终模仿中国,且已自国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为一大支配观念。朱文公《家礼》为国家社会百般礼仪上唯一之准则,遵奉《小学》为律身经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学说是这种“高扬招牌登场”的书院的思想先导。

 

 


《白鹿洞书院学规》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从深层影响和规范着朝鲜书院的发展,如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还悬挂着《白鹿洞学规》。

 

不仅如此,它还被传到日本。如日本庆安三年(1650,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学规集注》,其序称:“近看李退溪(滉)《自省录》,论之详矣。得是论反复之,有以知此规之所以为规者,然后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第三,作为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立的。朝鲜《明宗实录》卷十载:“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领议政沈涟源、右议政尚震、礼曹判书尹溉、礼曹参议徐国议:丰基白云洞书院,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制度规模,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学令,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无不该尽,可以成就人才也。”同书卷十三亦称:“丰基郡有绍修书院,一道儒生济济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第四,朝鲜书院的赐额制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响。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朝廷赐额。接受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据统计,朝鲜有这种类型的书院269所,占总数的40%强,它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与朱熹有着渊源联系,《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学校考九》载:“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纯公李滉继莅本郡,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赐额颁书给土田臧获,俾学子修藏。监司沈通源从其言,启闻,赐额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

 

第五,朝鲜书院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学说传入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朱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中国书院一样,朝鲜书院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在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鼎盛之势。正如金相根所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书院三十余年,人称“邓书院”。本文系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下部,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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