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写在我的代表作自选集付梓之际

阅读数:728发表时间:2017-08-10


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写在我的代表作自选集付梓之际

作者: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九日己巳

           耶稣2017年8月10日

 

  

 

杨义作品

 

  

 

杨义作品

 

  

 

杨义作品

 

【著书者说】

 

自己遴选代表作,还要讲究什么优中选优,无异于对自己几十年间歪歪扭扭的学术历程,来一次回过头来捡脚印。真的有点儿像一首叫《脚印》的歌所唱的:“漫步走在这小路上,脚印留下了一串串:有的直有的弯,有的深有的浅。朋友啊想想看,道路该怎样走。”开始捡脚印的时候,我面对自己五年一转、十年一换的歪歪扭扭的学术轨迹,感到很难用一句话把它说尽,于是就起了一个书名“学海鲲鹏九万里”,取义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扶摇者,旋风也,就是像旋风那样扭扭曲曲往上窜。

 

 

应该说,如此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学术历程,蕴含着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深在意义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息追寻。岁月茫茫,还是在1973年,我就在北京西南远郊周口店猿人老祖宗洞穴附近的山沟工厂里,通读过鹿皮烫金精装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到了1978年读研究生期间,我开始以鲁迅研究作为自己学术出发的第一驿站,直至把鲁迅作为一个“庞大的斯芬克斯”进行解读,从他那以精深的中国文化素养,融合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要素,在小说、杂文、散文诗中探寻如何创造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合金式的第三种文明。其后,我又展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方面的探究。在这些研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我又觉得研究中国文学只研究小说叙事,还不能直击核心意蕴,于是涉足诗文,也就有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以及《史记》、桐城文派的内在精神脉络的透视。当我在1998—2009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之时,我就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包括《蒙古秘史》《格萨尔王传》、虎图腾、蚩尤文化等等,纳入研究视野,提出“边缘的活力”的理念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这就使我的研究思路伸展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广阔时空领域,看取华夏民族和诸多古民族、少数民族是如何共同创造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的。

 

但是,我的脚印并没有停下来,似乎还觉得精神深度尚有未尝到达之处。于是在当了11年的两所所长的后期,我启动了先秦经学、诸子学的探索,至今已经陆续推出《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屈子楚辞还原》,以及即将完稿的《兵家还原》。其中值得注意者,是破解了老孔会这个先秦诸子百家的开幕式,以及荀韩李师生会这个先秦诸子百家的闭幕式;破解了孔子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以及孔子关于女子与小人言论的谜团;破解了《论语》由庐墓守孝时期由仲弓牵头、有若主事时期有子张参与、曾子身后由曾门弟子和子思发动,以及子贡及其后学编纂《齐论语》等早期四次编纂之秘密;破解了儒家属于士君子显学、墨家属于草根显学并具有东夷文化基因;破解了庄子是楚庄王疏远后代的流亡贵族子弟的基因,以及他的若干生平纪年、他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蝴蝶梦式的玄思。这些千古之谜的破解,顿时使我的精神豁亮,提升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平等深入对话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浩瀚苍茫的领域,进行的是兴致勃勃的智慧阅读,通过还原先秦诸子的历史现场、生命形态和知识来源的过程,与中国文化的命根子以及一批上古富有原创精神的智者,进行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我以为,这可是中国现代学人得天独厚的福分。

 

 

我深深地体验到,游动的研究视野需要敏锐的辨析和整合的能力来支撑。进入一个新领域,不能满足于给那里的一百本书增加第一百零一本书,而是要考量自己立足的可能性和开创的可能性,需要提供的应是第一本开拓新境界的书。这又谈何容易?要做到的是,以视野淬炼了智慧,以智慧抛光了视野。因为无新视野,智慧就会窒息而死;无新智慧,视野就会黯淡无光。到了新的领域,智慧应该以独到的方法论释放自己的潜在能量。我换用和兼用过多种方法论,包括叙事学、文学地理学、图文互动的方法,尤其是囊括了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在内的“五学法门”。本人曾经实地踏访过全国两百余处古文化文学遗址,进行多种多样的田野调查,从中搜集了大量的图片、碑刻、族谱、方志和口传资料。这实质上就是以脚尖丈量着写在大地上的中国文化血脉,是会使你怦然心动的。有所谓眼见为实,经过脚踏目验,亲手触摸历史的体温,与那种关在书斋里闭目塞听的工作方式相比较,其对自己的心灵触动和智慧发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功能。田野调查中的许多场所、许多见闻,至今记忆犹新,它们已经在我的心灵书本上刻下了入木三分的记号,难以磨灭。

 

经由大量的田野调查,可以浮升出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这是一种接地气的方法,展开了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与“路的效应”。以这种接地气的方法开路,我强化了空间维度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南北“太极推移”之关系的原理;提出了泰伯以“让德”开吴,牵动了黄河上游与长江中下游的“对角线效应”;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的史诗形态学;提出了《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的论断;提出了诗与骚、李与杜代表着互异互动的地域文化特质的阐释方式,对天才诗人李白作出了“醉态思维”“远游姿态”“明月情怀”的12字解说;提出了西学东渐400年祭的命题,以及对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的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此类阐释,可以说言前人所未言,尽管它们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在深化方法论的研究上,我尝试着对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的渊源、层次与总纲目,做通论式的考察,从而得出了“双构四点一基础”的方法论总纲目。这就是:把本体性和开放性结合起来,形成“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动态的双构性,加强对“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双构性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把握。“四点”乃是下面四个功能性的点:一、立足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原;二、着眼点,着眼于参与世界文化的深层对话;三、关键点,关键是推进学理的原创;四、归宿点,归宿于建立博大精深而又开放创新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和体制。所有这些都要立足于扎实、深厚、精审的材料文献的基础上,以世界上堪称第一流的文献材料托出世界上堪称第一流的思想原创,为人类贡献博大精深而又美轮美奂的中国智慧。

 

 

这就要求我们把读书当成人生之乐事。读遍天下书,是一种理想,虽不能做到,但心向往之。我曾经在日本东洋文库阅读珍本图籍,在大英图书馆普查过六万种中国古籍珍藏,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检阅了珍本文库,从中复制了数以千计的图片,从源流上试图弄清楚中国文学与图的关系。图书、图书,书与图的并存互动,是中国文学精神深入人心、雅俗共赏、赏心悦目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图有时候比文字还会说话,说出了它对文字的理解和接受,说出了它独具一格的意义形式,说出了图文共生的文化生态。这是需要用悟性去读,用心灵的眼睛去读,才能读出所以然的。对于读书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价值,我也通过自己长期读书的经验进行了颇有趣味的解读,强调读书是一种智慧的实现,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从读书中听取智慧的笑声。

 

学海苍茫,敢问路在何方?学与思,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路的前方,总有美不胜收的风景。学术是一个漫长无垠的缓缓的斜坡,不断地走啊走,总能领略到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精彩的无限风光。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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