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永远的《诗经》——《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诗经选》前言

作者:刘强阅读数:1791发表时间:2017-08-11 19:57:45
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十余种。

永远的《诗经》——《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诗经选》前言

作者:刘强

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二十日庚午

         耶稣2017年8月11日

  

  


按照本系列丛书的编选顺序,《诗经选》理当排在首位。不过,小读者真正对《诗经》产生兴趣,试图翻阅求解,也许是在十二三岁、上了初中之后了。毕竟,今天的教育生态已经和古代截然不同。在古代,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常常是孩子们较早接触到的文化经典。这大概与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并且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无关系。

 

关于《诗经》是怎样产生的,大致有采诗、献诗、作诗、删诗、正诗等几种说法。其中,删诗说和正诗说都与孔子有关。如《史记》就以为,古时流传的诗歌约有三千余首,后经孔子之手,加以删订,去其重复,编为新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过,说孔子对《诗经》做了那么大的“手术”,似乎不太可信,所以,删诗说一直备受质疑。别的不说,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其所观之乐,就大抵与今本《诗经》内容相合,而那一年,孔子才不过七岁。《论语》中也有两条“内证”,一是《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是《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都足以证明,孔子之时,诗三百篇的规模可能早已定型了。

 

那么,孔子是否与《诗经》全无干系呢?当然不是。我们根据《论语·子罕篇》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记载,大体可以推知,孔子在晚年,确实对《诗经》做过基于音乐不同而加以刊正、分类的整理工作,奠定了《诗经》的大体格局,所以,“正诗”一说应该是可信的。

 

《诗经》初名为“诗”,又称“诗三百”,汉以后始称为“经”,与《书》《礼》《乐》《易》《春秋》,合称为“六经”(《乐》亡佚而称“五经”)。一部典籍能够进入“经”的行列,也就意味着,她被视为整个民族文化源头性质的“元典”,具有某种神圣性质和教化功能,这样的经典在古代被称作“圣经”,也就是“圣贤经典”的意思。研究这些“圣经”的学问,被称作“经学”,自汉迄清,“经学”一直居于学术象牙塔的塔尖,也是古代学者共同追求的名山事业,历代著名的哲人文豪,要么具有很高的经学修养,要么本身就是经学家。

 

然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被弃若敝屣,一蹶不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也经历了一个不易觉察的“降格”过程。比较显著的例子是,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劈头就说:“《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现在看来,胡适的观点其实大有问题。以“经史子集”四部而论,他是一下子把《诗经》从“经部”,连降三级,径自扔到“集部”中去了!胡适的说法,彻底动摇了《诗经》之所以为“诗经”和“诗教”的基础,从此以后,青年人只把《诗经》当作“古代歌谣的总集”来看,甚至大学里也只有中文系才学习《诗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百年沧桑,弹指一挥!时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值得欣慰的是,今日之中国,传统文化一阳来复,百废待兴,如《诗经》这样的民族文化元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像《论语》一样,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必读书,亦未可知。

 

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固然可以从古人的文化视角中跳脱出来,各取所需地对待古代文献,但,任何一个民族,保持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基本敬畏和感恩之心,还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则,只把经典当作死的知识,或是这样那样的“材料”,以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典,久而久之,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种精神品性和生命元气便会萎靡凋零,消磨殆尽!换句话说,把文化经典当作“历史材料”来使用,而非“精神养料”来吸纳,不仅不是什么文化革新,反而是一种“很没文化”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认识《诗经》,完全可以从孔子的一句话入手。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你们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诗》呢?《诗》三百篇,既可以兴发志意,萌生感动;又可以观察风俗,考见得失;既可以让人合群乐群,和而不流;又可以怨刺讽谏,抒解哀愁。就近处讲,可以用来奉事父母;就远处讲,可以用来奉事君上。还可以多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哩!”

 

——“兴观群怨”,是说《诗经》的社会功能:“兴”发挥的是情感功能,“观”发挥的是政教功能,“群”发挥的是社交功能,“怨”承担的是讽谏功能。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说《诗经》的伦理功能。涉及“五伦”中的父子、君臣二伦,此二伦又维系着夫妇、兄弟、朋友等三伦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诗大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说《诗经》的认知功能。《诗经》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故三国时东吴学者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研究《诗经》中的动植物。民国学者胡朴安也著有《诗经学》一书,指出:“《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其中“博物”之学,便是建立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础上的专门学问。

 

你看,在孔子眼里,《诗经》简直是“多功能”的经典,包罗万象,彻上彻下,可大可久,左右逢源!

 

不仅如此,孔子所谓的“多识”,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呢?并非仅仅出于“认知”的需要,还有“生命”本身的需要。《中庸》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飞鱼跃,生意无穷,皆有助于君子体察天地之道,养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和爱心。钱穆《论语新解》论此一章说:“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所以,读《诗经》,不仅要用心,用情,还要用智慧,甚至用生命!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孔子会用“思无邪”三字概括《诗经》?为什么受过“诗之教”的人会变得“温柔敦厚”?又是为什么,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我们的童年,都曾经热爱过诗?我们的情感生活,都一直离不开诗?

 

以上是我们对《诗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总体理解,说在前面,算是“导读”。关于《诗经》的具体历史背景、文化知识、精神内涵,我们会在每篇之后的“赏析”中予以介绍。

 

众所周知,《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含商、周、鲁三颂。本书从中精选出的80余首诗歌,约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涵盖了十五国风、雅、颂的每一部分,以便尽可能地展现《诗经》的总体风貌。这在众多《诗经》选本中并不多见。在参考文献上,我们以最为古老的齐、鲁、韩、毛四家诗的解释为基础,又借鉴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民国以来的多家注解,博采众长,深入浅出,个别篇章我们也试图翻出新意,有所发明。总之,本书是老、中、青三代学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我们力求在古老的《诗经》与青少年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方便而又可靠的桥梁,让《诗经》进入到更多现代人的青春岁月,陪大家经历,伴大家成长。

 

当然,由于文出众手,用力不均,加上出版时间紧迫,三位编者手头的工作繁多,本书必定存在不少问题,还请读者及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在此谢过!

 

是为前言。

 

  


《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11册,骆玉明、刘强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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