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军】王阳明良知宇宙观下的“知行合一”五层意蕴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8-20 2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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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军

作者简介:贾庆军,男,西元一九七四年生,河北望都人。二零零零年陕西师范大学史学硕士,二零零三年南开大学史学博士,二零零六年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现主要从事浙东学术、中国思想史、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论著有《冲突抑或融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浙江学人》、《浙江古代海洋文明史(明代卷)》、《黄宗羲的天人之辩》等。


王阳明良知宇宙观下的“知行合一”五层意蕴

作者:贾庆军(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廿九日己卯

           耶稣2017年8月20日

 

内容提要: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良知学说处处体现了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知行合一

 

阳明“知行合一”论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①]。这些研究有的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有的从道德论的角度来阐释,有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释,有的强调其实践特征,有的阐释了多个维度的知行合一。这些阐释都具有合理性。但若要全面理解,恐怕需从其良知宇宙论着手。由此,其多层次的知行合一才清晰呈现出来。

 

一、王阳明的良知宇宙观

 

对阳明来说,天理良知作为宇宙本源,化生了天地万物,“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1]62,104由此可见,此良知乃为宇宙之本源,即天理良知。精、气、神乃本源良知之三种不同表现形式。精为阴,气为阳,阴阳之用为神,这三者乃是化生天地万物之基础。这三者相结合,造出了天地万物,包括鬼神,无所不有,而这三者同归于良知这一造化精灵。且这一总源并不是抛出天地万物就走了,而是自身化生为天地万物,与万物为一。[2]42

 

有时阳明又称良知天理为太虚,而太虚则集中体现了良知天理之宇宙本源性及其特征,“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得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1]106

 

天理良知化生为天地万物,而人之良知则是良知天理化生之精华与核心所在,是为天地之心[②]。在天地万物皆由太虚化生而来这一角度看,我们就理解阳明万物一体、理气合一、知行合一、体用合一、心物合一、未发已发合一、内外合一之宗旨了。所谓的理、知、体、心等不过是化生后宇宙之头脑,而气、行(身)、用、物等则是躯干。头脑和躯干乃是一个浑然整体。天地万事万物浑然一体,而其中头脑或心脏就是人心之良知或“我的灵明”。[2]43在这一意义上,没有“我的灵明”(宇宙之心)的存在,天地鬼神万物(宇宙躯干)皆不会存在,而离却天地鬼神万物(宇宙躯干),“我的灵明”也将不会存在。[1]124

 

如此,良知宇宙的奥秘就清楚了。天理良知乃宇宙化生之源,人心之良知则是宇宙化生后天理良知之核心所在。如果说天理良知之化生表现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的生成,人心之良知被赋予的天职就是:体悟天理良知,并将天理良知致(格)于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中。宇宙的化生、衍化没有穷尽,人心之体悟和致格也就没有穷尽。所以,天理良知就是一个灵体,它不是物质或精神的,反而是这两者之源泉。因此,良知就既能生化也能自感,即生即感。天理良知即生即感是自然而然的,而人心良知之即生即感看上去就似乎有了主动性,它是以人的体悟认知和实践活动展开的。殊不知人心良知之一切都在天理良知之计划中。当人们遗忘了本源时,才会感受到所谓的人之主体性和创造性[2]45。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良知分为天理良知(宇宙存有论层面的)和人心良知(道德存有论层面的)。而这两层终归是一层,即天理良知。存有论的归宿也是宇宙存有论。所以,对良知的理解应从宇宙层面的天理良知着手才妥当。后天的心体道德存有论及其实践活动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依据,即人心良知之道德存有及其实践活动(包括所谓的科学创新等)不过是宇宙存有化育世界行为的延续。至于良知学说中的知行合一、万物一体、心物一体等旨,也只有在宇宙存有论层面才得到恰当地理解[2]40-46。

 

那么,良知宇宙的具体化生过程是怎样的,良知中心、意、知、物的具体关联又是怎样的呢?

 

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一个良知天理之存在(理一而已),其中理气合一、心物合一,如果良知不存在,整个宇宙也将不存在。在良知天理中,也即太虚中,一切自然本然,无善无恶。而在其发用流行、化生为万物之后,就是一个意或气的世界。已发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无论是有形之物还是无形之物,皆属于意或气,皆是意、气之流行[3]10。作为宇宙本源的天理良知已发之后为气[1]61,而心体之良知未发时原本与良知天理合二为一,随同天理良知已发之后,则为人心之意。

 

如此,与天理良知和人心良知相对应,“意”也分为两层:一是作为万物总体的意,即生成之意或气;一是作为万物枢纽和灵明的意,即感应之意。未发时,心体良知乃天理良知之枢纽,已发后,意也是气之枢纽。而天理良知和心体之良知本为一,则意与气也为一。所以,已发之世界可以说是意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气的世界。意气本为一。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意就是实存万物之总基,即意乃良知化生万物之实现者。这就是作为万物总体的意[3]10。

 

如上所述,意既是万物总体又是万物中之枢纽,即作为灵明感应之意。而在此灵明感应之“意”中,就包括了“知性”、“意识”等内容[3]10。如此,阳明这两句话就可理解了,如引文所说“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其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1]90,91这里谈到的身、心、意、知、物,皆属于已发之“意”(或气)中之内容。在“意”这个整体中,它们只是一件。身、物乃是“意”之总体中身体意义上的存在,心、意、知则是这“意”之总体中的灵明所在。所以,这里谈到的“知”,也属于“意”中的内容,而不是良知本体。因为在良知本体化生为意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看到这一本体了,而只能在意中去体悟此本体。而意中之“知”是通达此良知本体的最佳途径,但它不是良知本体本身。作为已发之宇宙,我们所有的作为可能都在“意”中,良知已然不可见,但这并不妨碍阳明仍然以良知作为其学说之宗旨,而这也恰好逆向证明了良知乃宇宙本源。[③]只有区分了意之两层含义,我们才能对此有确切理解。

 

如此,“意”之活动就同时体现在两方面,即生成即感应。阳明在上述引文里谈“意”时,略去了“意”之宇宙化生之意义。他所说的“意”,更多的是作为气之枢纽的“意”。所以,他说“意之所在便是物”时,就会给人一种印象:意是一种意念、意向、意识,即一种主体,它对应着、意向着某种对象,这种对象可以是存在的,也可以是非存在的,通过主体对对象的某种实践活动,意就构成了事物的意义,如此,物才成其为物,事才成其为事。因此,意及其所成之物就是具有道德性的存在,或者说具有了人文价值。[④]这种理解可能并非阳明本意。阳明之“意”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即生成即感应。良知天理流行发用而成意(气),意禀良知造化之功,成就万物。意与万物乃融为一体。在物则为物,在事则为事。在人心则为意念、意识、知性、七情六欲等。而这些人心上之“意”则能够感应万物。在良知自然化生的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的主动和被动,一切顺其自然[3]11。

 

因此,从宇宙生成之意义上来说,良知乃万物之终极本源,意(或气)乃万物现实之源。良知与意既为一体,也为本末关系。在良知与意的复杂关系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良知的宇宙生成模型,其图示如下:

 

  

 

天理良知和人心之良知本为一体,发用后,则是一个意或气之世界。在已发世界中,头脑(体)乃是人,而躯干(用)则是万物。而在人自身也有体用之分,体为心,用为身。人心在发用中总体都为意,而意之主体乃是知,其躯干则是情感和意念。

 

要注意的是,阳明虽然用“气”来解释万物一体,但他并不是气一元论者,毋宁说他是理一元论者。天理良知的本源性是明显的[2]44,45。阳明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71,72说的也是此义。

 

在天理一元宇宙论下,气一元论才会得到合理的理解,“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1]107阳明说得明白,万物一体的前提是天地万物与人“同此一气”。而此“一气”是就天理良知发用处而言的。在已发中,良知天理已经融入万物中。[3]8在此发用一气当中,人心之灵明是良知天理发用最核心处。[4]如此,阳明也就从认识论上解决了人为何能认知万物之理及其本质的问题。人与万物一体,人就如头脑,万物乃其躯体,头脑自然会知晓躯体的各种知识。这就成就了阳明在“知行合一”这一著名命题。

 

二、“知行合一”论的五个层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良知宇宙的生化过程中,每个环节都体现了“体用合一”和“知行合一”之旨。“知行合一”其实就是“体用合一”的不同表达而已。

 

所以,在良知宇宙生化模型中,四种体用合一关系就对应着四种知行合一。这四种知行合一分别是:(1)天理良知的未发和已发之合一。天理良知就如一颗种子,其中蕴含着天地万物之根苗,也包括人。这个种子未发之时,乃是一个虚灵、灵明之存在,可称为“知”。而在这个种子发用流行之后,则化生成为天地万物(气或意之世界),包括人。这天地万物就是一个整体之“行”。天理良知和天地万物不过是一个存在的两个不同状态,它们本是一体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42这一句从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关系中更容易理解。(2)天理良知已发之后的知行合一,即人与万物之合一。如前所述,在已发之后,天理良知化生为天地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人心良知(其实是“心之意”)乃是天理之枢纽所在。人也就是天地之心(知)。而万物则可看做宇宙之身(行)。就身(行)心(知)同属于一个整体而言,则是知行合一。(3)人自身的知行合一。这表现为心之意与身体之合一。心乃身之灵,身乃心之躯干,两者同为一个整体,心身合一,亦是知行合一。(4)心之意中的知行合一。在已发中,人心之良知不可见,只见其发用之意。而意之灵明则是心之知[1]90,91。知之具体化则是情感和意向。知为体,情感和意向为用(行),此又是知行合一。如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96这一念,就是具体的情感或意向,是知之发用(行),这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种知行合一。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五种知行合一,即天理良知未发时的知行合一。在天理良知中,人之良知乃是核心,即头脑。万物之虚灵根苗则稍显晦暗,人之灵明与万物之灵明乃是头脑和躯干的关系,也即知和行之关系。就它们皆属于天理良知来说,也可说是知行合一。

 

如此,天理良知从头到尾皆是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的。其存在和发用流行的过程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知行合一的过程:从先天的知行合一到后天的知行合一。而先天和后天本身又是一个整体的知行合一。在发用中还有人自身的知行合一和其意中的知行合一。这一些列的合一令人眼花缭乱。

 

这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个序列次第展开,后一序列的知行合一要以前面的知行合一为基础。阳明这段对知行合一的解释可以适用于所有层面的知行合一,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需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1]209这一个头脑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而用则是此体之发用,体用原为一个。所以体用合一、知行合一。

 

在这五种知行合一中,阳明论述更多的是第二、三种。而学者所论较多的也是这两种[⑤]。而这两种不参照前两种,就很难将其发生机理描述清楚。

 

第二、三种乃是人与万物及人自身的知行合一。这里占主导的是人心之知。此知要承担起良知之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天职。此知来自良知,其先天乃与万物一体,所以它先天就知晓万物和自身之自然本然之知识。知要依据其所拥有的知识,使万物和人的自然本然之性完全显发出来。这一由知及物的过程,就是行。而就知行同属于天理良知发用流行这个过程来看,知行就是一体的。

 

而发用处的宇宙万物和人自身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人心之灵知也有一个生长的过程。知中先天具有的万物和人自身之知识也要一点一点开发出来。因此,知虽然是先天自足的,但其要有一个由潜隐到显发的过程。而其显发并不是悬空封闭的,必须要在和万物的切磨中显发出来[1]14。所以,只有知这个头脑与万物和人身这一躯体相遇共存了,头脑中的先天知识才会被开发出来,万物和人自身也才能各得其所,人和物、知和行互相成全,共同完成了良知天理之任务。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3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切磨工夫的互相成全和融合,就是知行合一。只有本体(知)与工夫(行)的合一,才能最终促成良知的顺畅发用流行。而这一知行合一的实现和前提,仍然是其先天之一体。人与万物的知行合一的结果就是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实践,人与自身身体的知行合一就是各种人文知识的产生和实践。而第二、三种知行合一的实现,本身也会成就其它各种知行合一。

 

所以,在阳明良知天理一元宇宙观中,理和气、人与物、心和身、知和意等的关系就是体和用的关系,也是知行合一的关系。阳明用知行合一来表述自己的学说,可谓是一语中的。体用合一或知行合一就是良知学说的灵魂。只是阳明需要用一个更简洁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学说,最后才落实在“良知”这个概念上,如阳明所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5]

 

更奇妙的是,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甚至能涵盖所有的学说,也就是说,所有的学说在本源上都是知行合一的。根据人们对知行的认知,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先知后行;知即是行;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这些都是知行合一的变种。“知即是行”是阳明天理一元下的知行合一。而“先知后行”与“知而不行”性质是接近的,这是将知与行分为两段之结果。但持有这种观念的“知”与在此观念上的行为本身又是一体的,所以,其依然是知行合一的一种。“行而不知”亦是如此。行而不知可以分为两种:高明的知行合一,行灵化到极点,行即是知,知即是行,所以行中不刻意分离个知去知;最低层面的本能知行,知粗化到极点,无任何灵明的本能之知行。这四类知行合一其实也就两类:知行一体与知行不一。先知后行与知而不行是知行不一的表现;知即是行与行而不知是知行一体的体现。而它们皆是知行合一的变种。所以,阳明似乎笑到了最后,所有的一切皆是知行合一的,只不过有些是扭曲的合一。一句“知行合一”几乎点中了所有思想体系的要害,阳明之高明如此!

 

三、“知行合一”论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暗含着良知宇宙论。这一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我们认知的本源及其特点。

 

对阳明来说,人是具有先天之知和能的,但其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的,需要一步步自然开发伸展出来。他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1]14为学之本原,便是天理良知。人们随时都要保持心灵之自然无为状态,不断将潜在的自然之知、能开发显现出来,由自身而及天地万物,就是良知不断发用流行之过程。至于人们能够逐渐认识到自身和世界的奥秘,以及现今的各种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也皆因这先天之万物一体及万物一体之核心——心体之良知所赐,否则,人们是不可能认知万物的。随着宇宙的发用和心体良知潜能的逐渐展开,宇宙的奥秘终将会全部被揭示出来。人类与整个世界就在这种自然发用中生成和发展。

 

最能体现阳明这种高明的先天认知论的是这段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08人与花的关系就是已发万物中人之良知与物的关系。人心乃万物之头脑,物为躯干,本为一个整体,若没有头脑,自然也就没有躯干,所以,花离开我的灵明自然也不存在,我的灵明没有花时也不会涌现。作为同是良知天理中的存在,人心良知先天就能够认知花的一切。只是这一认知是潜在的,需要两者之相遇和相互切磨,将心之潜在之知开发出来。如此,人与花之共生共存的关系就从两方面体现出来:(1)生存论上的共存:在良知天理中的先天一体是一种潜在,只有在发用中,两者相遇时,这一共存关系才明了和显现出来。我们后天能体悟到万物一体和心物一体,正是基于这种先天一体的良知宇宙。(2)认知论上的共存:在良知宇宙中,人先天具有花的知识,但其也是潜在的。只有人与花相遇后,对花的先天知识才一点点显现出来。这是阳明良知宇宙论中生存论和认知论的完美统一。这种生存和认知也适用于其他事物,这正体现了阳明良知本体工夫合一、知行合一的思想。阳明良知之先天具足和后天切磨相结合的认识论(即知行合一),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认知论,超越了唯物、唯心单一之认识论。

 

纵观古今中外哲学,但凡思考深刻的思想家,皆会走到先天认知这一境地,如老子、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但如阳明这样很早就将先天认知与后天认知完美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却是少之又少。柏拉图有回忆之说,但他是将本源和现实割裂来看的;康德、胡塞尔承认先天认知之能,但也未能将先天与后天融会贯通;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力图将先验与经验结合起来,但其顽固的西方形而上思想和进化论预设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海德格尔力图突破主客体对立,建立融贯先天之“无”的存在学说,但其存在依然有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未能融通天地万物[⑥];老子是最早意识到先天之“无”的,但对其发生过程描述过于简单。惟有阳明彻底融通了先天与后天,克服了主客体二分之分裂思维,详细阐发了其机理,其贡献之巨不言而喻。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良知学说处处体现了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在其生化过程中呈现出了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同时,知行合一也是一种高明的认知理论,它很好地解释了人之认知何以可能的问题。所以,将良知说或知行合一说视为阳明学说之核心,是恰当的。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宇宙论、道德论(另文撰述)、认识论的浑然一体,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作者简介:贾庆军(1975-),男,河北望都人,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浙东学术。

 

注释

 

[①]柳忠林:《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新解》,《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46-50页;张学智:《略论贺麟的知行合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43-49页;丁为祥:《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第32-36页;时中:《“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第90-95页;蒋国保:《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思辨逻辑》,《江淮论坛》1998年第3期,第72-79页;潘立勇、傅建祥:《“知行合一”与阳明的“行动美学”》,《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第215-217页;林丹:《称手的“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第87-93页;方旭东:《意向与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哲学阐释》,《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31-137页;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4-20页;吴光:《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9-32页;彭德林:《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4-58页;王格:《王阳明“知行合一”义理再探》,《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5期,第137-142页;王剑:《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重释》,《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8期,第77-83页;张建华、吴加进:《知行本来体段与自然的知行合一》,《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第83-89页;谢军:《从道德认知与行动的视角看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三个层面》,《唐都学刊》2016年第6期,第39-44页等。

 

[②]何静教授曾谈及阳明良知的宇宙论层面及良知宇宙生成过程,但对此生成过程中天人之间的关系并未细论,何静:《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第43、44页;何静:《论王阳明心学对道教的融合》,《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95、96页。

 

[③]如此,阳明之知就分成了两部分:良知本体之知与意中发用之知。对阳明这两段话一旦理解不当,就会走上刘蕺山以意取代良知的道路。就阳明来说,天理才是本然良知。而发动处的意和知则属于发用工夫。因此,意是以良知为体的。而刘蕺山显然是在已发工夫中(意)来规定良知的,也即在气中来寻理或性。这是蕺山气一元论的结果。他显然没有将阳明良知看成是太虚本源,而是理解为已发之知性了。(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册,《蕺山学案》,第974、975页)

 

[④]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9-62页;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277页。

 

[⑤]何静:《论致良知说在阳明心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67-70页;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105-132页。

 

[⑥](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9、442页。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贾庆军.阳明良知之宇宙存有论和道德存有论释义——兼论牟宗三之道德存有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3]贾庆军.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的宇宙生成论阐释[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3).

 

[4]吕思勉.国学纲要[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247-249.

 

[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M].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78,1279.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