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激扬国人对天道的信仰——为什么儒学必须现代化?

作者:谢遐龄阅读数:1626发表时间:2017-09-13
谢遐龄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西历1945年生,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等。

激扬国人对天道的信仰

——为什么儒学必须现代化?

作者:谢遐龄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儒学与古今中西问题(现代儒学第一辑)》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版。

时间:西元2017年9月13日


为什么儒学必须现代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在现代中国儒学仍然必不可少之问题;而后才能讨论儒学必须现代化。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简单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然而我这篇短文不得不作些交待,从而不得不简单处理。


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儒学必不可少?这是因为自古至今中华文明根本未变。中华文明之根本是什么?易道,或称天道。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这根本仍然未变吗?答曰:未变,否则何以称作根本!仍然是天道(亦称易道)。确认了这一点,儒学之重要便可得知。这是因为儒学阐释天道最为系统、完整、深刻。


论及天道,本文先从较易切入的传统谈起。


一、为什么儒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必不可少——传统与天道


(一)传统概念基本内涵是:它是活的,因而古今一贯


现代中国人仍然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而儒学是阐明、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最佳学说。


使用概念须仔细领会其内涵,仅注意词句容易忽视其意义。传统概念基本内涵是:它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未曾中断过。活的,意思就是内在着的、发挥着作用的。如果离析出传统来,那就是死物。比如手,当它使用着,它是活的。如果切下来,形状依旧,却是死物,就不再是手。尸体上的手虽然连着身体,但因身体已死,它也不再是手。传统之活,是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传统再一个基本内涵是其古今一贯。统,义为一贯。正因为它是活的,所以必古今一贯。


中国传统从来未曾断绝。它一直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它的载体。人们生存着。生活本身就是传统之传承。待人接物,态度和互动都在贯彻传统,于是传承传统。即是新生儿与母亲眼神交流,也在传承传统。各族母亲眼神中对婴儿的爱意有文化差异。如果离析地看传统为一存在物——它存在着;它存在在意义世界之中。一般认为它存在于典籍中。此语不确切。典籍是死物,纸与墨迹而已。典籍所记,离析物而已。典籍必须经过解读才能进入当下的意义世界,其文句中内涵的意义才活过来。典籍所记文句,须切合传统,才是可解读的。


传统虽然未曾断绝,却也因经验科学词句遮蔽,晦暗日久。要阐明这一论断颇为费辞,本文作简单处理——请读者留意国人在世界中的遭遇。近年来国人出国留学、工作、旅游,广泛接触外国人,颇遭嫌弃,原因有二,一是多年缺少文化传统滋养,变得贪财、势利、粗野;二是大部分中国人(“中国人”包含少数民族在内——由于汉人占人口多数,尽管许多少数民族有信仰,在人口总数中毕竟仍然是小部分)忘掉了自己的信仰,竟然以为自己是无信仰的民族。〖以雅辞表达即天道晦暗。〗这就须推动民众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一是每一个人完善与领会自身文化存在;一是人们共同完善与阐明意义世界。〖显明天道。〗


虽然传统从未中断,遭受打压会晦暗萎靡;但不会被消灭。即使把典籍全部焚毁或锁在仓库中禁止阅读,传统也不会消灭。传统在生活中传承。民众日常生活是传统的住所。生活不中断,传统就不会中断、不会被消灭。


传统是客观存在,虽然人们看不见它、感触不到它,然而它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存在于何处?有一处是存在于意义世界之中。一种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是每一个人的文化存在体;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载体——每一个人的文化存在体就是传统内化成的。传统构成人们的文化存在。还存在于一切文化产品之中。


(二)理解当今情势的三文明模型——解构“古今中西”模型


当代中国受到两个外来文明强劲冲击:一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一是东正教-苏俄文明。中华文明当看作本土文明与上述两个文明三大体系混合、相融的存在体。本土文明其实也是古来多种文明汇合而成。好比长江大河自发源地流向东海,一路上汇入若干支流,中华文明从古代走向现在,时或有其他文明汇入。这种情况,不妨称作主干与支流汇合的“文明干支”说。本土文明为主干,西方文明、苏俄文明为支流。采取这样的看法要避免把中华文明与原本土文明混淆。中华文明指当下我们面对的整个体系,是三个文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中逐渐形成中的新文明。用这样的三文明模型看当代中国,比流行的“古今中西”模型〖遐案:乃是两文明模型〗完整。后者或把苏俄文明看作西方文明一带而过,实则搁置一边;或挞伐苏俄文明为中国传统;都无益于研究清楚状况。前不久学界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周年时,甚至有主张西化始于斯时者。其实史学界划出个晚清时期,意思就是那时政府在推动西化,且规模甚大。新文化运动起来后,西化继续推进,但决不能说此时才开始具备规模;而正是此时苏俄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则是新的潮流。三个文明相互作用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显。〖提出三文明模型可看作对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文明模型的回应。〗


在两个支流文明汇入的情势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遭遇巨大挑战:我们的文化存在能够成为西方人或苏俄人吗?通俗的提法就是数典忘祖问题。忘祖,意思就是不能完成文化认同。祖,在此解释为文化意义。〖崇祖即所以敬天。祖即天也。董仲舒: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三文明模型意思就是三种传统并存——本土文明的中国传统,西方文明中的传统,苏俄文明中的传统。本土传统为主干,最为强势。〗


(三)传统与人之文化存在——人的存在之三重结构


我把人的存在体解析为三重——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文化存在。通俗解说,自然存在体指血肉之躯;社会存在体指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等等之总和。文化存在则在于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即使加入他国,取得国籍,仍然是中国人。文化影响社会存在。同样的生产力在不同国度会形成不同生产关系,盖受各该国文化传统影响。西方文明的大量文化要素传入中国社会,却不能造就西方社会同样的制度,道理就在本土文明内涵古来的传统,势用甚强。这是本土文明必须看作主干的理由所在。


人之文化存在体是传统化成。传统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存着,也存在着——看作精神体。当然,在述说时须避免把这精神体说成离析的,而要看作渗透式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产品之中。不须多说,也存在于人的存在体中。传统看作存在物,又不得离析为独立存在体,就必须有载体。一切当下的文化产品是其载体——“物质的”器皿用具、“精神的”文学艺术科学论著、治理管理制度……;人也是其载体。作为传统载体的人,是人之文化存在体。或者,换个说法,传统浸润人的心灵化为其文化存在体。


我提出人之文化存在概念,是回应宋明儒学天命之性学说。宋明大儒,无论主张性即理还是主张心即理,天命之性即天理,是人与生俱来的,则无分歧。尽管有时迟疑,大体上主张人人生来禀赋天理,只是由气质遮蔽未能全显。这一学说在今日世界遭遇困境。中国人生而禀赋仁义礼智或许还说得通,也可经由经验印证。但是说德国人、印度人等等生而禀赋仁义礼智,就不行了。其实人们从日常经验也可体验:出国后在国外出生、与外国孩子一直长大的子女,文化上与自己格格不入。总之,宋明大儒天命之性学说与我们今日的经验无法协调。之所以儒学必须现代化,这是理由之一。


天理是传统核心——下文将进一步阐明。此处要说明的是,虽然否定宋明儒学的基本设定,主张天理、传统不是与生俱来,但并不否定天理是人之存在体构成部分。换句话说,既采取先儒仁义礼智乃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部分学说,又去除其与生俱来义。

如此主张,根据充分。确实,先儒从人的生存中体验到天理的存在。天命之性学说肯定人的存在中有天理、仁义礼智内在于心或性。这是伟大的发现。即使考察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状况,同样可以看到天理生存着。所以先儒关于人的存在中有天理的学说,必须继承。然而,确认天理(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与生俱来,过分了。这里既有时代局限,也有当时缘由,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不能照单全收。我们要与今日经验——不仅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也要顾及全人类的经验——协调。因此我们调整此说,把天理看作独立存在于人之个体之外,并非与生俱来;而在人成长过程中,通过人的心智能力浸润化为人的文化存在体。


(四)传统:社会制度内涵的精神


流行观点主张,制度可以独立于文化设立,并可以指导文化发展。这明显是一种把整体割裂开来、单独列项考察各碎块的思路。可以同意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然而论及传统,即各种文化产品中内涵的意义系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制度与文化产品相互作用是经验的社会科学问题;而文化传统与制度的关系则是精神现象学问题(黑格尔)——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马克思)。


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识及其发展出来的自我意识、精神,创生(或曰化成)人际关系、社会制度及思想观念。不妨把黑格尔的学说看作他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精神所作的阐释。用于中国社会发展未必适用,但可以承认、接受他的思路——社会制度是文化精神之体现。而这里的文化精神,与本文所说的文化传统相当。传统就是文化产品中内涵的精神。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取其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但认为他讲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史,要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史,须另作处理。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是传统之显现或体现。传统是怎样的,制度就是怎样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按马克思学说,人们在打交道时会产生社会关系,例如交换产品会创生该物品价值——这价值是该物品的社会存在。这种交换伴随着对交换活动的看法,马克思写道,交易双方把对方看作持有的物品的所有者,交易双方意图是等价交换。这样的看法使得交换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是商品价值。这就是说,按马克思的理论,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对交换行为赋予的意义在确定交换活动创生的社会关系是个不可忽视的要素。稍作引申就可看出,文化在产生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活动中是个关键要素。换句话说,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极其重要。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制度,是由人们的日常行动建构的。而人们行动时对自身行为的理解,参与其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马克思名言“工人在生产物质产品同时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由工人的生产劳动所生产。其意义,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劳动制度,即资本家、工人对相互关系的理性主义理解。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对劳动的理解是别样的,那么产生的制度就是别样的。举个切近的例子:人们的上访活动破坏司法独立。本来,法院系统有终审一说。但是目前我国不少人不服终审判决,还要上访。信访办也会对一些判决发回再审。人们或许同情上访者,支持他们的再审要求,向信访办施压。这些行动的积累就起着破坏法院独立性作用。人们为什么会支持上访者?同情。有同情为什么就支持?文化。这就是司法不能独立这个事例中,文化所起的作用。高于法院的权力是人们的行动创生的。


〖人们不服从最高法院裁决,向信访办上告,表达着向往超越法院及法院代表的裁判制度的权力。接受上告就意味着同意人们对裁判制度的否定。当然,具体的上访理由或许很坚实,比如,由法院裁判不公正引发。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信访制度得以延续存在的原因。不过本文的考察是要从中抽象出,“合乎情理”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学规律。〗


(五)中华传统之核心是天道


日常语言中,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被说为传统;也有激愤的学者依据三十六计常用不衰把阴险狡诈等恶劣品质列为传统的。对本文来说,称得上传统的应是维系中华民族健康稳定生存发展的精神内容。传统之核心必定是全善的,否则难以解释中华民族五千年持续向上的发展。计策可用,但必须在道义指导下;功利可求,但必须遵循正道。〖或许正道说法不很妥当。道本身就是正的,正道则累赘。正字可去掉。〗乾,元亨利贞。利者,义之和也。义和方顺利;顺利则有利。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记载中华民族对天命的自觉。文王之德之所以纯,乃领悟、遵奉天命进达完全。更古老的,如启伐有扈,依傍的是天命、所加罪状是违背天道。(《尚书·甘誓》)


《尚书·皋陶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注意天志与民意关系的论断。〗


《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予迓续乃命于天。”


以上所引是公有制社会领导人的认识。司马迁《史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当属普通民众的思想。


对确立儒学官方正统地位作出重大贡献的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通篇所论全属天道。《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董仲舒一方面铺陈阴阳义,另一方面铺陈五行义。阴阳为天道,五行亦天道。天道关联人事,详细阐述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明则王道明。比如以五行论孝为天经地义;以五行论官制与官德。


宋明新儒学运动开端即阐易道——天道。周敦颐《通书》阐易道;张载《正蒙》也是阐天道。《正蒙》开端曰“太和所谓道”,按朱子解释为易道内涵更深发掘。不单讲易道为阴阳,进而突出阴阳之冲和,直承《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如此推进天道义涵。


宋儒更重要的阐发是把天道推进为天理。这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心灵光明的伟大闪现。其光芒辉耀中国大地,至今仍造福于中华民族,笼罩中华儿女的思想和心灵。


本人私忖,天理说最要紧处是把对天道的信仰与中华民族凡事都须讲道理的传统结合起来,使得对天道的信仰有了“理性”的意味、色彩。如果拔高地说,或许可以称之为“天道信仰之理性化”。开辟了中国思想通向理性主义的道路。


(六)天、天命、天道、天理——中华民族的信仰对象

  

天最大。《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天之义,朱子有一段话讲得甚为明了: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虽是理如此,亦须是上面有个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苍苍之天即道理之天——此义董子《春秋繁露》已经阐明,其功甚伟。

  

宋儒把种种道理提炼为一个理字,并把这个理字提高为与天字相齐的概念。此“天即理也”命题之伟大意义。

  

天理:天与理融和为一。大哉。

  

朱子确认天之主宰义化为帝概念之正当性。此中义理大有可阐发余地。天即理,此理为一,〖遐案:《春秋繁露》阐发的阴阳五行落实为人事规则的道理繁多,而朱子此处所论,理当为一,有此一理,方能统领万殊之理〗故而帝亦当为一。〖有趣的是,朱子反对道教为帝造像,与犹太教唯一神耶和华禁止为祂造像,可类比。〗

  

上引朱子言论,我理解为对中华民族信仰对象的重要论述。

  

这段话中有一细节须加点注解。“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理与道理替换使用,视为相当概念。其实,众所周知,理与道理不可能完全相当。作为宋明儒学核心概念的是理,而非道理。理字出现频率极高,而道理一般不作为专门的术语出现,多半在论证时作为终极理由使用。想必当时是个流行词,民间日常使用频率极高——与中国社会当下对此词的使用相同。甚至可以推想,宋之前的中国社会,人们也要求事事讲道理,把讲理当作最基本法则。有如此深厚久远的传统,到了大程子才会有体贴出天理二字的伟大觉醒。由此观之,今日中国社会与宋明中国社会根基是一样的。中华民族仍然是天理笼罩下的社会。

  

谁说中国人没信仰?天、天道、天理,就是中国人自古及今未曾变更的信仰。


(七)今日中国人仍然信仰天道

  

证明中国人至今仍然信仰天道,决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严格地讲,必须做实证研究。此处只能简单讨论,算是提出个调研提纲吧。

  

中国人民与其他人类一样有信仰。盖因信仰是深藏于心灵深处的、人类本性中的能力。信仰对象可以因各族文化区别而有差异,但“要有所信”是生命的基本冲动,或者退一步,由生命基本冲动引发的期盼,是全人类一样的。当人们提问“你的信仰是什么?”问的是信仰对象是什么。而信仰比信仰对象根本。所以,从治理角度,可以把信仰看作人类生命的基本需求。〖宗教看作基于人类信仰本性产生的思想体系;教会看作基于人类信仰需求产生的社会组织。〗

  

信仰对象必须被认定为存在着的。天的存在无可置疑。如果要确定人类几十个最基本概念的话,天无疑是其中之一。天可以直观——朱子所说苍苍者、苍苍之天,此人人得见者。天有大威能,令人害怕;神秘莫测,遂被赋予意志,有主宰义。既有意志,由人间祸福逆推之,天能奖善罚恶,故而天必有区分善恶能力;于是,天必有善性。天无处不在,故而是最令人生畏的监视者。

  

害怕与敬畏区别何在?害怕的是暴力,“物质性的”东西;敬畏的是道理,“精神性的”东西。区别可类比于“做错事”后的懊丧或愧疚——懊丧是失算(理论理性);愧疚是良心不安(实践理性)。

  

华北地区民间供奉狐猬兔蛇,江南地区民间供奉五通,属于害怕。这种供奉有的学者也称作崇拜,实质上相当于向流氓地痞交保护费。是民俗,却够不上宗教。〖佛教的情况较为复杂。人们烧香拜佛求告物质利益者居多、忏悔罪行者较少,难以一概而论。〗

  

信仰对象必须是有判断善恶是非能力的,因而体现道理。不是令人害怕,而应令人敬畏。

  

敬畏之心——敬畏什么?道理。天即为天道。

  

问某个中国人:你有信仰吗?他以为你问的是信什么神,于是回答:没信仰。但若换个提法:你信天吗?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信。

  

如果再换个问题:要讲道理吗?那么每个中国人都会回答:当然要讲道理!然而道理千头万绪,讲哪条道理?答曰: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大道理优先于小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那么,是否有最大的道理、最高的道理?此时不妨运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论理性理念时的推理方法(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阐明:一切道理都须由一个唯一的道理统驭。朱子称之为形而上的理;这形而上的理是一切道理成立的前提。其至高无上,唯有天可当之。这就是天理。再把天理等同于仁义礼智,还有哪个中国人会否认天理存在?

  

上述天理与众理的关系涉及两种逻辑关系。一是天理为第一原理,其他众理由此推导出来。二是天理是无条件者,其他众理是有条件者。然而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些逻辑关系的差异无关紧要。天理最大、天理第一,不妨碍天理作为信仰对象。

  

或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从未体验过对天道的敬畏?这不奇怪。人们日常生活忙碌,幸福日久,加之无神论话语在精神场中强势存在,对天道的信仰被遮蔽了,处于晦暗状态。自然缺少对天道的体验。一旦遭遇生死顺逆大关节时,便是面对天道之日,敬畏感会不知来由地浮现于心。


(八)信仰之中西比较——天道信仰与基督教神(上帝)信仰的初步的、粗略的比较

  

信仰问题在基督教文明中起初是个神学问题、后来又演化为道德哲学问题。按“对不可知事物相信达到执念”内涵,中国传统中与基督教信仰对应的概念为天。

  

对天的崇拜并非中华民族独有。西方社会中民众口语中时或有所显露。中国人的惊叹“天呀!”西方社会一般作“My God!”,但有时作“Good heavens!”。在基督教《圣经》中,虽然天是被造物,仍保留着相当崇高的地位,不仅是神的居所,也是灵魂的理想归宿(天国),偶或被神学家作为神的替换词〖看作对民众中残存的传统之回响?〗。其实在中国思想中天作为最高概念也有两义——一是包括地的天,天地之统称;一是天地之天,与地对称。苍苍者天当为与地对称之天,道理之天当为先天地之天,形而上的。说话急了,难免混在一起。

  

基督教《圣经》中的唯一神,中文“和合本”早期译为上帝,今译本也有改译为神的。帝、上帝是中国概念;译为上帝是中国化的译法,易于被中国民众接受。我揣测,把神译为天最接近本义。但是对准确理解《圣经》会引发歧义。译为上帝,算是与中国人的敬天传统相接的最佳方案吧?毕竟之先有朱子把天、理、帝统一起来。帝即天也、理也。

  

神的人格意味,比天强些。这里用人格一词不很确切,不过学术文章中沿用日久,用了易让人了解在说什么。要讲得准确些,可以这样说:《圣经》中的神,像个存在体;而中国思想中的天,虽有意志,有主宰义,但存在体意味不那么强。

  

基督教还有“道成肉身”说。这就是说,切勿把耶稣与《旧约》中的先知等同看待。耶稣本身就是神。从历史学角度看,这样定位信仰对象可能是个很好的策略。对坚定信仰而言,崇拜神比崇拜先知好。对比中国传统,天未曾有过肉身。〖洪秀全有当神之肉身意图,昙花一现。〗天子概念一直在用。真命天子有拯救受苦受难民众意义;民众也反复不断期盼真命天子降临救世。但是,天子并未成为崇拜对象。即使不少皇帝,乃至太后,要求大臣们称其为圣人,终难成为信仰对象。天始终牢牢地占据着信仰对象位置。

  

“道成肉身”说还有一层深义。道,《约翰福音》希腊本原文为逻各斯。《约翰福音》劈头一句“太初有逻各斯”,极像了理学“太极即理”。逻各斯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位置,大略相当于道理在中国思想史的位置。如此,天理作为信仰对象,与基督教把耶稣当作逻各斯肉身的信仰,就有一比。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作为信仰对象,天道也是较好的用语。


(九)儒墨道三家皆崇天道,为何突出儒家?

  

中国思想史整体、先秦诸子百家,可以看作全都围绕天道展开,为何独崇儒家?

  

道家以道为标志,似乎最合天道。毫无疑义,道家有大智慧,是个极有价值的宝库。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语,大本已失。纵然无为而治有予民众自由义,也内涵放任豪强欺凌民众任其自生自灭义。老子有言:“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鄙视儒家仁政、礼治主张。儒家认定天道本身内涵仁性。董仲舒论天道阴阳时认为,阳主导阴,阳德仁。天道仁。故而君王必须行仁政。王道本性为仁。

  

墨家兼爱,论证之一以天为依据,《天志》篇是也。孟子对墨家的责难,认为兼爱无父、是禽兽也。墨家并非否定孝亲,只是认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以兼爱为原则,实践时由于父母亲离得近所以占点儿便宜。孟子不否认博爱,但次序上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伦理次序,而非实践次序。实践上,恰巧有位老人在侧,需要善待,无须先回家善待一下自家老人,再来处置他老事务。只是说,此时此刻善待他人老人是因为推己及人的道理;日常行动全是孝顺自家老人。所以争的不是行动次序,而是原则,是伦理次序。

  

儒家伦理原则有充足的理由:孝亲出于父母的恩情。恩是个大字眼。墨家尚义。义是普遍原理。就像耶教爱主、爱神为第一原理;并由此出发,爱一切追随耶稣的徒众。基督教的博爱是有限度的,不是爱一切人,对于异教徒,则是毫不留情地排斥,直至必要时诛杀。当然,实践时会先给他们一个悔改(即投降)的机会,甚或相当热情地教诲他们;如若顽固不化,其下场可知。这就是雷锋精神之一: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消灭之。墨家毕竟是中国思想,还不到如此严酷地步。然而无视恩,则如基督教。孟子斥其“无父”,盖出于此。环顾当今中国社会,孩子们忘恩愈演愈烈,由忘恩而负义,义亦难存;儒家伦理之重要凸显于我们面前。法家被斥为“刻薄寡恩”,责难之严厉,可想而知。

  

结论:继承传统说不能成立。传统从未中断,只是晦暗萎靡。所以,传统需要的是弘扬。中华传统核心是天道。天道是信仰对象,也是义理核心。弘扬传统须激扬对天道的信仰,奉行天道、阐发其义理。足见舍复兴儒学别无他途。


二、为什么儒学必须现代化?

  

儒学必须有个现代转化可说是论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论断。然而对其理由,说得并不一致,也不够透彻。概括各方面论述,大致可以总括地说,一般的认识是中国社会正在现代化,或曰正在经受西方文明冲击,中国社会已经变化,而且必须进一步变化。至于变得是否令人满意,将来应当变到何种方向方向去,却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甚至不同主张彼此冲突。对儒学现代化的必要性理解也各有主张。由此看来,阐明儒学必须现代化的根据是必要的。

  

这根据是儒学面对的现象,不是我们这些论者自身倾向延伸出来的诉求。也就是说,不是出于我们的学术教养、知识见闻、爱好利益等自身要素。

  

宋明儒学兴起与佛教强势进入相关。论者多认为是中华文明应对佛教。严格地讲,佛教还够不上文明。如果印度文明整体性侵入,佛教也在其中,还可算是文明进入。即使只是一个宗教而非文明全体,由于佛教势头甚大,已构成对中华文明的重大挑战。再者要考虑的是北方民族大举入侵中原之后形成的格局。按照许多史学家看法,宋朝只能算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诸地区性国家之一。北方入侵造成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化。这种情况也是对儒学形态提出的新要求。民胞物与是伟大的思想创新,可以理解为对新的社会结构的回应。〖宋国对新儒学态度忽冷忽热;朱子临终未能平反。接下来统一中国社会的是蒙古人。中国人虽然亡国,但蒙古统治者比宋国统治者高明,懂得尊重新儒学。由这一史实可以说,中华文明赖新儒学连续生命。满清统治者也依靠新儒学统治中国。〗目前中华民族面对的两个外来文明的强势进入。中华文明面对的是比佛教更为严峻的挑战。既有采纳吸收,也有消解去除。有些事物是消化不动的,但又会长期留存,除不掉。就像中了一枪,子弹留在体内,既取不出,也不会吸收。就须有对待方法,尽量减少其危害作用。总体表述是三文明融和。把诸如此类无可奈何不得不包容的害处也考虑在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有些事物是办得到的,比如酿酒;对有些事物是办不到的——精华与糟粕集于一体,取其精华就必须连带糟粕,比如……汽车、电脑、互联网等等。道路交通事故天天大量发生,死人毁物无数,极少有人主张从此废除汽车,是其理也。文明也是这样。既然遭遇了,就须认命,寻找行得通的解决害处的方法。

  

儒学现代化是中国传统(易道-天道)面对三文明并存、相互作用局面作出的回应。

  

中国社会种种现象之要件本文从三个方面叙述:汉语与世界观,社会结构与制度(西方文明、苏俄文明),中国人存在样态的演变方向。这三个方面是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儒学必须随之调整、改变,方才与时俱进。


(一)汉语与世界观的现代化要求儒学现代化

  

汉语现代化,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即使没有外来影响,其自身因社会生活发展随之必定会有的发展;另一是由于外来文明的影响而有的发展。双音词出现并增加、补语出现等,可视为汉语自身原因而来的发展。汉语语法属于后者。这就是说,当代汉语受到西方文明重大影响。我们尚未估计这影响到底大到何等程度,然而仅粗略观察,就足以令人震惊——我们已经接受用“主语-谓语-宾语”模型理解句子结构,已经接受用“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类型划分词类(准确地说,划分音节)。也就是说,削汉语之足纳入古西哲人从古希腊语中引出之履。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更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对应主语、表语这样的语法分析,当代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亚里士多德建基于实体-范畴的哲学。〖遐案:主语对应实体,表语分类对应范畴。〗这就是说,语法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框架。

  

数理化教学把西方哲人区别“感性-知性”考察心智能力的思路渗入中国人的世界观。西方思想随着这些在义务教育中必修的课程强势渗入国民心灵。尽管国人仍然有少量使用“感风寒”等中国旧思想解释疾病,占优势是却是西方“病毒侵入”等生物化学术语。论及知识,则是感觉、知觉,与知性形式——物理学、化学要求实验数据与函数方程。从而理解社会现象(一切经济现象、政治现象都属于社会现象)也落入这种思路,忘却了中国自古以来有效的直觉。甚至把直觉解说为实验加函数(称作规律);把实践论解说为反映论。〖遐案:用康德哲学术语叙述,把审美判断力领域的问题放到理论理性领域中处理。〗

  

上述两个方面可说是“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语汇也大量地西化。哲学、社会学等大量新造词在汉语中涌现并广泛传播。现在还有几个中国人用气、理、道等看待现象?几乎都在使用物质、精神等新词解析现象吧?而且至今未充分消化新词意义。最有代表性的是把古代中国思想家的气本论解说为质本论(译名唯物主义)、理本论解说为形本论(译名唯心主义);气解说为物质、理解说为精神。哲学家尚有此类误解和混乱,惶论普通国民。

  

以上情况说明,当代中国无论语言还是世界观都受到西方文明重大影响。

  

此处须稍稍涉及体用问题。近世以来,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争论不已。吾辈以为何谓体须先明确。前贤有以政体或国体为言者。本文此处定位于自哲学看。按中国传统看,政体国体皆属器。道为体器为用,则政体国体皆属用。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看,政体国体皆属精神之形态,精神为体,此皆为体化显之现象。

  

时下论体用者,有以哲学基本范畴精神-物质、理-气为体者。此论不当。若能成立,如上述罕有以理-气思考现象,多以精神-物质为基础建立哲学体系,岂不当下中国社会已为西体?明显的事实是,世界观已经西化,谈哲学者开口即是精神物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讨论古代思想也免不了这些词汇。形而上学一语已经与metaphysika同义,古义已晦暗。〖我已论证,依古义,metaphysika应译作形而下学。把metaphysika译为形而上学,就把中国思想中的形上、形下意义搞乱了。〗然而,西化的世界观并未使我辈在文化上成为西方人,起的作用至今多半是搞乱思想,有待整理。我们仍然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可见,把世界观说成体,不妥。何为体、何为用?须另寻概念。〖依上文,易道-天道为体。〗

  

语言不仅以词句表达思想观点,语言结构和传达方式也影响思维方式。假设语言由先民创造。进一步可假设先民创造语言时植入其思维方式。语言传承其思维方式。后人在学会语言时就继承了先人的世界观。语言影响人们思维看作有若干维度:语法结构,领悟对方话语之心智能力,语句传达的思想等。

  

汉语与世界观有如此大的变化,迫使儒学的表达方式有相应的巨大变化。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个影响大到何等程度?是否达到根本?

  

语言对思想的影响,结构是重要方面。黑格尔《逻辑学》启示的逻辑,人们认为是普遍真理的辩证法,其实有不少内容是德语结构独有的。中国人完全读不懂“本质是过去的存在”这类句子,除非知道德语Wesen(本质)与gewesen(动词sein的过去式,而这个动词首母大写就成了名词Sein存在)的关系。估计汉语往后发展,也难以发展出动词时态这种语法结构。再一个难以改变的结构是主、从句。语法学家称之为“立体结构”,汉语则是“线性结构”。这种结构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极为深远。语言是用来对话的。各民族语言有个共同点:基本词汇都是单音节。很快词汇就不够用了,汉语与西语就有了分歧。汉语仍然单音节词,不够用,以声调补之。西语词汇则向多音节发展。加之句法结构差异,听对方说话,西语要求把音节串切割为单词、并判断单词间的逻辑关系、主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汉语说话时,每个音节的意义都要判断。汉语的音节,意义繁多。多者可以达到上千。然而对话时很少听错对方要表达的意思的。理解每个音节,须从上下文(context,语境)关联中判断,而上下文中其他音节意义也须如此判断——这就是说,一串音节中每个音节意义都须与其他音节意义关联中了解。因此,这是一个多次往复循环的过程。对话时,这过程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不能说对话时不运用逻辑分析能力,但是用得最多的能力是直觉——直感判断力。有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人智商(平均105)略高于欧洲人(平均100)。作者分析了一些原因,唯独未提到语言差异。我以为,对话是最频繁的智力训练。中国人智商较高,与汉语关系极大。

  

汉语虽然有很多变化,尤其词汇中出现了大量双音节词和不少多音节词。然而对话时使用的思维能力仍然主要是直觉。这是最重要的,是汉语继续存活根本所在。

  

思维习惯重要性可以从国家治理中看到。西语习惯者,用演绎推理判定是非:法律是大前提,行为是小前提,结论确定是非。汉语习惯者,用直感判断力判定是非。合乎人们心意的为是,不合众人意见的为非。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你有法条依据(作为大前提),我有群众意见。这是两种思维路子的冲突。

  

由此看来,尖锐的冲突在世界观方面。由两个世界模型转变为三个世界模型并不造成障碍。要紧处是理-气概念与物质-精神概念之间关系须理清。特别重要的是天命之性解释须与现代中国人的知识协调。如果今日知识体系与儒学的概念体系彼此不能相融,儒学就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换句话说,要在现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中重新阐述天道、天理(仁义礼智)。


(二)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要求儒学现代化

  

宋明儒学产生当与那时中国社会结构更新相关。这一猜测有待进一步研究。现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全新结构则是我们眼见的现实,无庸置疑,直接叙述出来即可。

  

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在教育及知识体系方面,以及经济结构方面;苏俄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社会结构及政治体制方面。经济结构在市场化进程中西方文明影响止步于苏俄文明影响——我曾用“市场原则贯彻的限度是组织原则”表述。我主张用三文明模型解释目前中国社会的现象,此为一显例。

  

中国社会当前的结构,我称之为伦理社会,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直接关系为优势。通俗地说,伦理社会就是以人事关系为主导社会关系的社会。西方社会的结构我称之为理性社会,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间接关系为优势。西方社会人与人打交道有中介物——规则(法律等);中介异化成为独立的存在物凌驾于人们之上。通俗地说,法律在西方社会高于一切,人们只能服从法律;在中国社会,法律是没有异化为独立存在,从未获得驾驭人们的地位,只是人们手中的工具。西方文明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法律;中国社会要求人们学好法、用好法、利用法律维护自己利益。这种情况就是法律这种中介物没有异化为独立存在。

  

现代中国社会与古代中国社会同为伦理社会,但社会结构有了根本变化。古代中国社会是家族联合体,所以号称一盘散沙。现代中国社会是党组织与社会一体性结构,整个社会由党组织整合为一体,呈现牢固的整体性。

  

这种特性是由苏俄传入的。带来的不仅是组织结构,还有东正教-苏俄文明的其他要素。前文已经对儒家、基督教信仰差异作了比较。尽管《约翰福音》宣称“太初有道(逻各斯)”,其道与中国传统的天道有根本区别。

  

《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天道而王道——王,往也,天下往也。王字三横划之义为天道、人道、地道,中间一竖划之义为贯通,王,天道、地道、人道三道贯通。天道内涵仁性。王道内涵仁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预设敌人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并不是说,实际施政时遇事迂腐不去宰杀敌对分子。这是说,在理论上,不设置“人民-敌人”的结构模型。〗

  

基督教的道,派性十足。耶稣明确要求信徒背着十字架跟他走;如果家人,哪怕是亲娘,不跟耶稣,就是敌人。所以基督教取“主内兄弟姐妹-异教徒”为划分人群的结构模型。这个结构模型由苏俄文明以“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的形态强势传入中国社会,要求人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与中国传统形成尖锐冲突。基督教第一训条是“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邻如己”。苏俄文明要求人们奉行普遍性原则,家人置于最末。墨家主张的还只是兼爱,苏俄文明要求的则是爱有阶级性——与东正教爱主第一、视异教徒为敌一致。儒墨分歧仅在爱的次序,道为一阴一阳还是共同的。

  

耶教,无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其道与中华文明天道根本不同。在我,道为阴阳。在彼,道为偏执一端;以周易角度看,乾为辟,为开创,为解构;坤为翕,为收凝,为聚形;基督教诸支与古希腊抽象化传统相结合,其道为阴执。墨家尚且“施由亲始”,苏俄文明则要求“亲不亲阶级分”,铲除孝道。

  

孝道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一经铲除,日久天长,后果就出来了:儿童自幼犯上。成长后,又以西方文明“平等”为口实,在单位中上下级关系紊乱、家庭无伦理。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目前,中国社会重建秩序之必要性已经成为共识。也有个别人认识到重建家庭伦理之必要性。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是现实的存在;中国人照旧奉一阴一阳的天道。在二者间寻找共处途径已经付出巨大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寻求二者更好融和,是儒学面临的重大使命。重建家庭伦理,完善官德,重任在焉。


(三)中国人社会存在发育至人格(person)尊严要求儒学现代化

  

西方文明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三项制度冲击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张力。这三项制度可简化为一:人的社会存在发育为人格(person),即中国人的社会存在具有人格性(personality)。这是因为在存在方面,这些制度与人的社会存在完全地对应着;在学理方面,这是个法哲学问题。把人的社会存在讲清楚了,那些制度的解说就迎刃而解。

  

Person是人的社会存在体。按黑格尔的说法,在西方社会,人的社会存在发展为人格(person)用了1500年(《法哲学原理》第62节附释)。黑格尔原话是“财产的自由”(Die Freiheit des Eigentums,中译本作所有权的自由),可见这个问题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了私有财产,无论购置房产还是投资,都被承认为合法的。国家要存活,只能走这条路。相应地,颁布了民法。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默认公民为自然人。也就是说,直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自然人(自然的person)。然而,中国人尚未在社会存在上成为人格(person)。这就是说,对中国人的法律认定脱离了实际。然而,换个角度看,这表明成为人格(person)是中国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民法通则》之颁布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明确了社会发展方向。财产之自由将日渐成熟。

  

按法哲学,人格(person)之完成与财产自由是一回事。财产自由之内涵是绝对地不受侵犯。而人格性(personality)之内涵是人格(person)尊严之绝对性。尊严即内涵不被侵犯。二者是一回事。观察人们日常行为,随意推搡碰撞他人,甚至碰擦了他人还毫无感觉(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我们离人格(person)尊严有多么遥远。尊严至少有三项指标:尊重他人、尊重规则、自尊。尊重他人要求是无条件地尊重。不可以说“如果他尊重我,我就尊重他”,这叫有条件地尊重他人。无条件尊重意思是把尊重他人放在第一位,不以他人是否尊重自己为条件。尊重规则也要求无条件。比如交通规则,无论马路上是否有车,红灯亮着,就耐心等待。不能自行决定何时守规则、何时不守规则。自尊的基本一条是知耻。别人皱眉就知道自己有错了,赶紧查一查自己何处冒犯了他人。〖自尊:良知本义所涵。良知即天理,也即仁义礼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羞恶,知耻之端也,知耻也。故而义之内涵本有知耻义。曰:良知明觉者必自尊。〗

  

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财产自由、人格(person)尊严无疑会一路前行。这与天道是否相合?需要儒学作出解答。更重要的是,儒学能否推动中国人成长为人格(person)?

  

从宋明儒学已有成说看,上述发展是有可能性的。宋儒“涵养须用敬”,一个敬字对培育尊严相关甚强。只是,宋儒说法适用于君子,用于庶民能否奏效?孔子说,君子学道而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要普天下敬字风行,庶民也会受到教化。只是成长为人格(person)须贯彻西方文明抽象化、执阴传统到一定程度,中国传统一阴一阳的天道会否解构其进程,尚待观察和进一步研究。

  

阳明致良知有良知返照义。良知反观自身,对于人格(person)成长是重要途径。良知返照有多种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观出个抽象的存在体,即人格(person);再配以末那识的坚执(船山语),人格(person)遂成。初看之下,让庶民反观自身良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西方社会办得到,中国社会就找不到途径吗?

  

退一步说,即使庶民之良知返照、成长为人格(person)达不到圆满的终点,儒学为此做的努力并不白废。那正是激发儒学现代化的动因。或许发展出儒学的法哲学也未可知。


三、儒学现代化关注点

  

本文上面的叙述留下大量空白〖也即漏洞百出——自我解嘲〗,披露了现代儒学要研究的问题。在此拈出几项。


(一)激扬国人对天道的信仰

  

目前我国正处在精神危机中。精神危机的最突出的也是最重要的表现是信仰晦暗。许多明智人士都宣布自己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民众也多认为自己没有信仰。这是因为长期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强势浸润,信仰模糊、晦暗了,人们有信仰而不自知。

  

中国人信仰天道是个事实。吾人阅书史、观社会,明悟此乃一事实。然而对众人,须证明这是事实,从而要做实证研究。方法是搜集经验证据,不是引经据典地推理。

  

学者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方可称为信仰提出了若干指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其中两项。一是,信仰是最高原则,或称最基本的理由,其他一切理由都依之成立,它本身无须有更高的、或更基本的理由。基督教信仰的神,内涵中就有亚里士多德追寻的第一原理之意义。〖前面已经讲到,天理与诸理之间关系有两重。第一原理为一,纯粹理性理念为又一。二义并存吧。〗〖基督教信仰有非常可怪之义为信仰条目。虽然宣称“道成肉身”,似乎逻各斯至高无上,但却把童女生子、死后复活等逾出常理的神迹列为信条。中华文明的信仰重在讲理。〗

  

第二,对信仰对象有敬畏感。比较上一项,此项较难调查。试列几项指标。一是良心测量,调查人们做错事时有否愧疚感。一是是否担心人们“戳脊梁骨”、贻羞祖先。中国传统中,史书是论定传主一生功过的纪念碑。敬畏史书即是敬畏天道。一是祭祖,祭祖即敬畏天道。一是探寻民间崇拜内涵的意义。如关帝崇拜,实质是崇拜天道——关帝是天道维护者和执行者。又如崇拜观世音,求告“国泰民安”——祈求的是天道大行。


(二)儒学现代化要建设中国哲学

  

(1)何谓中国哲学?

  

此处所谓中国哲学意指当代中国哲学。何谓中国哲学?目前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主要含义是,对所有的归类为“中国哲学论著”的资料开展研究的学科。此处所谓中国哲学指的是当代中国思想内涵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尚未清晰地整理出来,甚或尚未成型,但不妨假设它已经作为目的存在。每个哲学家都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无论这位哲学家研究的是中国资料还是外国资料,他都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哲学。所以,被当前学科划分称作研究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家们,在这个意义上都参与建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看作所有这些哲学家各自哲学体系共享的哲学体系。

  

对中国哲学有两种表述。一,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家研究任何资料共用的哲学体系。二,中国哲学是当代汉语内涵的思想体系;研究中国哲学看作当代汉语反思自身。

  

第二种表述可以回答“是否存在世界哲学”之问题。哲学与语言紧密相关。中国哲学是汉语反思;德国哲学是德语反思……所以我不认为有世界哲学。这样说,并不否认各种语言内涵的哲学可以有共同的内容,可以互译。但就体系整体而言,不能转译。

  

所以,中国哲学是使用当代汉语思维和写作的一切哲学论著之总体中内涵的哲学体系。

  

(2)建设中国哲学须加强中西哲学在学理上的沟通

  

形成中的中国哲学不仅须完满解读中国典籍,也须完满解读西方国家典籍,简言之,要寻求通解中西哲学典籍的新哲学;这种通解是以汉语开展的。〖作为终极目的,新哲学应当完满解读全球所有哲学论著。中西哲学通解看作第一步。〗

  

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有实用价值的理由:为了儒学走向世界、向西方社会讲解儒学,必须通晓西方哲学。

  

如前所述,哲学家们解读中国的哲学典籍使用大量西方哲学术语。不使用这些用语不可能做哲学,毕竟当代汉语日常用语中已经大量混杂了西方哲学术语。

  

本土传统与传入的西方文明、苏俄文明如何相处、怎样融和,也需要深刻了解西方哲学、东正教文明底蕴。

  

我国哲学家在儒家与西方哲学沟通方面已有长足进展,贺麟、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做了卓越的工作。与德国哲学的沟通需要继续和深入。目前已有学者开展儒学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相关的研究。希望研究情本体的儒学研究者关注与休谟哲学的沟通。儒学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法哲学、休谟法哲学(moral philosophy)关联起来研究,将为中国哲学的法哲学奠定基础,是儒学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民俗“父母养育之恩”、“一夜夫妻百目恩”与休谟法哲学所论对照研究,对家庭伦理研究,确定今日中国社会法权关系,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这样的研究看作儒学现代化。〗借鉴,是把外国的思想当作镜子用,照清楚自己的模样。沟通则是创建新哲学,能理清原先不同思路的几种哲学;新哲学俯瞰中西诸哲学体系数其得失。儒学之未来其在斯乎。


(三)儒学现代化须重释天命之性

  

儒学现代化是自然而然、必不可免的,因为我们只能用当代汉语理解和阐释儒学典籍。而且在解读典籍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建构着当代中国哲学。这一过程一直在开展。前辈使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等西方哲学术语解说儒学典籍,作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贡献。在肯定他们贡献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术语,无论是否日本学者创造,在我国流传至今已经在当代思想中取得稳定的意义;它们的内涵与其西方哲学原本有相当大的差异,用来解说儒学典籍引发诸多误解,使得今天的我们与古人之间形成交流障碍。儒学对诚极为看重。古义被遮蔽,生迷妄,则不诚。不诚无物。清障则诚现。既要把idealism、materialism、metaphysika这些西方哲学术语之意义理解准确〖再也不能把以气为本的中国哲学流派说成唯物主义者、以理为本的中国哲学流派说成唯心主义者〗,还要重新互参地解读中、西哲学典籍,重铸术语,解读儒家典籍。

  

宋明儒学多半简称为理学。理是其核心概念。何谓天理?仁义礼智。无论心即理、还是性即理,皆为天命之性,本于天而备于我。儒学现代化首当其冲的是天命之性须重新解释。

  

与现代知识相合,天命之性不能看作与生俱来。宋儒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判定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体组成部分。与现代知识不合的仅仅是设定天命之性与生俱来、生而备有。我的解决方案是接受其为人的存在体,并沿袭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社会学,称之为人的文化存在体。同时还须确认其客观存在。因此,沿袭康德、郑昕、波普尔第三世界学说,认定天理存在于第三世界,为客观精神。

  

这就是说,儒学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当代西方哲学协调,寻求通解中西哲学的新哲学。

  

凡是以当代汉语思考、理解、讲述哲学,包括研究西方哲学资料的,就是在建构新的、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国际会议上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只要作者写作时以汉语思维、而后转以英文写出,也归属于中国哲学。这种研究与写作,探寻的是既能解释中国哲学资料、又能解释西方哲学资料,因而就是对新哲学体系的探索和建构。论文写出,但新哲学并非存在于纸张和墨迹中;而是存在于语言中——存在于汉语中。人们阅读论文,理解并延伸其内涵的意义,它就活着,即生存着。中国的每个哲学研究者分享中国哲学,它在个体的思维活动中生存、存在。中国哲学又在所有的哲学研究者之外,在语言中存在着、生存着,不以个体的生灭而改变。它看作客观存在体。

  

语言不是“物质的”。语言须通过“物质的”途径传播——喉、声带、空气振动、耳膜振动、神经电流……,然而语言本身不是“物质的”。语言客观地存在着,又不是物质的,不妨套用旧词,称之为“客观精神”或“客观的思想物”。人们说话时感知声波,并从音节勾连和音调起伏中领会声波传达的意义。听得到声波;听不到意义,意义须运用判断力领会。语言不是声音,而是声音所承载的意义。或者联起来看,语言是声音及其承载的意义。然而无论怎样看,意义是其要件。那么,当问及意义存在于何处时,卽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还是存在于主观精神世界时,人们就无言以对了。可以把意义划归精神世界。然而,这可传达的、为人们共享(也即非属于某一主体)的意义,能归入主观世界吗?两个世界——客观物质的、主观精神的。客观的,是物质世界;主观的,是精神世界。语句的意义不是物质的,却不是主观的。主观只能与精神配对、客观只能与物质配对的关系不成立了。意义既是“精神的”,又不能是主观的、只可以是客观的。于是只好把客观与精神配对,确立为一个新世界——称作第三世界,卽客观精神的世界。

  

通常把一切现象划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两大领域的世界观暴露出其狭隘性。在这种世界观中。一大堆现象无法归属。物理学属于哪个世界?显然,物理学不是物质的,因为无法感觉其气味、颜色形状、粗糙或细腻……物理学也不是主观的。确实,某个物理学家主观思想中有物理学,然而在他出生前,物理学已经存在,他去世后,物理学仍然存在。物理学的存在不依任何一个物理学家的存在与否。谁能否认物理学客观存在?!一切科学都是这样。一切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都是这样。确认这些事物归属哪个世界,必须建立第三世界领域,才可能理清现象归类。

  

第三世界是个内容广泛的领域,其内容可以用多种方式划分。而其基本意思是:这是个客观知识、客观精神的世界。各门科学的理论,各种思想体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也都不是物质的,因而划归第三世界。以下从某个角度建类,在第三世界中划出个意义世界。

  

一切产品都内涵意义;一切行为也都内涵意义;一切制度内涵意义……存在着多种意义系统。交通法规是一意义系统,物理学是一意义系统……所有意义系统之全体看作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客观存在,归属于第三世界。

  

天道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它生存着。天道作精神体、意义系统看时,它存在着,是客观存在体。天道即天理,即仁义礼智。生存于中华民族,客观存在于中华文明。古人认为与生俱来的天命之性,现看作客观存在于语言中、或曰第三世界中、或曰意义世界中,并化为人的文化存在体。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是怎样从客观的精神存在体化为人的存在体。


(四)儒学现代化须重释天道、寻求天道现代形态

  

重释天道是个大题目。整个中国哲学都可说成阐释天道。即使拈出两个具体题目——天理、王道,也是很大的题目。天道渗透一切,广及生活所有方面。这就是说,现代儒学面对的是全部生活。论题繁多,本文只作若干点题。诸多重大问题,留待他日。

  

天理之存在毫无疑义。在理论上要论证的是其客观存在性。客观、存在都是西方哲学用语,须追根溯源阐明其内涵,制止误用。而后天理方能阐释得正确。这项研究是中西哲学沟通必有之目。

  

周子《通书》有言:“诚,五常之本”。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天理:仁义礼智信。不诚则无信;民无信不立。诚为本,岂可小视!

  

第二个问题即是论证天理的现实存在——它是否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个实证研究课题,须通过社会调查确认天理仍然生存着。

  

如果调查研究证明天理仍然存活,进一步的题目就是证明它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也是社会调查的题目。这个题目可以这样做:以当前社会实际起着作用的价值观念为调查目标,并从中分析出核心价值;再把调查研究结论与天理作比较,看二者吻合度。

  

这样研究的思路是:核心价值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实际起着作用的,也即存活着的、於穆不已地运行于天下。核心价值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哪个学者或哪个课题组推算出来的私见。

  

前文已论及重建家庭伦理之必要。当今家庭无伦理盖因西方文明的人权理论进入中国社会。中国古代有两个提法:男女有别、夫妻有别。礼治建基于差别。有社会秩序建基于男女、长幼、上下、贵贱等结构上的差别。西方文明的法权理论设定人人平等,则男女在法权上的平等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这原则已经成为今日中华文明的基本原则。然而,人们立即想当然地把男女平等转换为夫妻平等,则是毫无道理。男女平等可由人权推出。而夫妻是家庭这个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二者关系须有与结构相关的规定。如同企业视为person(通常称作法人);家庭也是个创建的person。企业内部有诸多角色,平等概念不适用于诸角色关系的描述。同理,平等概念用于规范夫妻关系起着破坏家庭作为统一person的作用。有夫妇而后有父子。亲子在社会中的平等,同样不可以直接转换为家庭关系中的平等。以我熟悉的学校管理为例。实际生活强烈要求家庭设置家长。不仅中小学有家长诉求。大学本科生管理也强烈诉求家长。研究生管理也开始涉及家长诉求。然而社会没有关于一个家庭怎样确定家长的规范。由此可窥见,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至今未建成,原则尚处于模糊状态。

  

进一步的研究是考察,可否把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中华文明原则,运用到今日国际关系。当今国际关系通行的原理属于基督教文明,其道为强迫别国遵奉他们的指导思想;其代表人物之一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源于这个文明的执阴传统。执阴则冲突不断、战争不断。儒家依天道一阴一阳阐释为并行不悖,各文明彼此尊重,各行其道,和而不同。简言之,儒家要依天道重建国际关系理论。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论证天理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之主体。这就是说,要充分考虑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苏俄文明两个文明的汇入,与本土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融。重点问题是仁义之阐释。这涉及善之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按西方思路,无论形式主义地解释善,抑或实质主义地解释善,都是抽象化地解释。而中国思路既非形式主义、又非实质主义。“止于至善”,至善非形式、非实质,而是无过无不及的恰好处。中国人至今接受的至善乃是中国式的,而非西方式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仍然成立。〖1958年大办食堂,吃空存粮,导致大饥荒。1959年为停办食堂的争执,后演变为严重的“路线斗争”,直至引发文化大革命,所争是“不能饿死人!”“饿死人要上书的!”不牵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只是中华民族先王之道中的核心价值——仁义。〗依西方文明或苏俄文明行善,往往结果为恶,理由就是,那两个文明认定的善,依中华文明看,概念根本不同,不可当作善看。理论上的论证相当繁难。至于实践检验,倒是容易。一旦付诸实行,无非或成或败。成则总结经验,败则吸取教训——从事例中思考出结论就是格物致知。实践检验即古语所说格物致知。所知即至善。我辈只是做做理论,做对做错不会直接损害国计民生。而大人们若不了解中西善理之别,付诸行动就会害人害己。可不慎乎!

  

第四个问题是新儒学要恪守儒学本色。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因而儒家本份就是做好道德研究和实践。这种观点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错的,但是明显是不完整的,也就是片面的。人们常说,片面的就是错误的。因而上述对儒家的看法确定地是错误的。本文立论很明确:儒家是阐发天道最佳学派。儒家的本份包括道德修养,而核心问题是天道,道德修养围绕天道开展。宋明儒学以来,儒家确立的基本经典为四书五经,其中以四书为教学重点。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其实是五经之一的《礼记》中的两篇,特意挑选出来列为基本经典,可想而知重视程度。四书首篇《大学》宋儒认为乃“大人之学”。大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按朱子所作的序,此书是古代的大学教材,可见古代大学是培养领导干部的机构。〖改革开放前,我国考进大学就进入国家干部行列。又:可参考法国大学生的社会地位。〗

  

《大学》开篇就是大学之道的“三纲领”,为首的是“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意思是光显,作动词看。后面明德二字,朱子解释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天命之性是也。天命之性,天理也,天道也。故而明明德,光显天道于天下也。所谓“平天下”,也即光显天道于天下。至于道德修养,按朱子所说,天命之性“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道德修养是为了完整地、准确地奉行天道。

  

阶级斗争为纲,按三文明模型分析,乃源出于东正教-苏俄文明。东正教基督徒战斗、压灭异教徒思路,苏俄文明中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战斗、压灭反动的阶级敌人,在思路和模型上有继承关系。儒家思想则迥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奉行天道,中华民族必定复兴,世界和平必定实现,世界大同必定实现。


写于2016年6月初



以下是来自新浪微博的实时交流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