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鱼虎与“宋调”——宋诗的“平淡”趣味

作者:周景耀阅读数:600发表时间:2017-09-14
周景耀

作者简介:周景耀,男,西历1981年生,安徽省颍上县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兼任南轩书院院长,张浚张栻学术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诗学、儒学与跨文化研究。

鱼虎与“宋调”——宋诗的“平淡”趣味

作者:周景耀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廿四日甲辰

          耶稣2017年9月14日

 

  


鱼虎

 

六十岁得中进士的宋人周紫芝(1082—1155),因南渡后阿谀秦桧父子以至“连篇累牍”,为时论不齿。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却颇为人称颂,认为其诗在南宋“特为秀出”,既没有江西诗派旗帜人物黄庭坚的生硬之弊,又足以步苏轼之后尘,堪与范成大、陆游比肩。

 

周紫芝理解诗有几个“法门” ,其中之一就是作诗要“实” ,主张要以诗人眼睛所见入诗。在《竹坡诗话》里他说:“作诗正要为所见耳,不必过于奇险。”有一年他游蒋山(今南京紫金山),夜上宝公塔,时月未出,塔临大江,风动风铃,锵然有声,他忽然记起杜甫的一句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简直就像从自己眼下口中说出来的话一样;当他在古木交阴子规相应的山谷间独行时,才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是一佳句;他暑中与客纳凉于溪边,有人洗马于溪间,时夕阳沉山,满树蝉鸣,他突然发觉眼前岂不正是杜少陵“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诗中的景致。所以周紫芝总是感叹一种体会:只有临到看见,才能感觉到其中奥妙。

 

《竹坡诗话》里,周紫芝记述了一则诗话。他说江淮间有水禽名鱼虎,翠羽红首,颜色可爱,人罕识之。他居兴国(今湖北阳新县)时曾留意观察这种鸟,犹未及识,询身边人,亦无识者,他只好诵崔鶠诗句以补充想象:“翠裘锦帽初相识,鱼虎弯环略岸飞。”大概是他先读到崔鶠的诗,然后产生睹一睹鱼虎平时的样子的兴趣,可惜留意数月却未见到,可以推理他也就因此不能深味崔诗之妙了。

 

其实鱼虎也不是多稀罕的水禽,它是一种水鸟,产于江淮间,大者称翠鸟,小者名翠碧,能捕鱼,又名鱼狗。陆佃《埤雅》称“鱼虎即翡翠小者,一名鱼师”。 《清稗类钞》云:“鱼狗, 《尔雅》谓之鴗,又曰天狗,大如燕,喙尖长,足短色红,能在水面捕食小鱼,如猎狗然,故名。全体青绿色,背淡黄,常在水边掘穴筑巢而居。”鱼虎的基本信息如上所述,与周紫芝的描述大抵一致。但他或许不知,其实在崔鶠之前,鱼虎已经大规模地进入唐诗,唐人陆龟蒙、元稹、杜甫、钱起、韩偓等人都在诗里以“翠碧”或“翡翠”之名写过鱼虎。宋人诗句里鱼虎也是常客,在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笔下“翠碧”的影子不时闪现。

 

唐诗里的鱼虎“径拂烟华上细枝” ,是飞扬向上的;在宋诗里是“翠碧停阑角,衔鱼飞去来” ,显得优游闲淡,刻写亦趋细致。通过对比唐、宋诗里的鱼虎形象可以明显感到宋人与日常之物的距离较唐人切近,其实是对物与诗关系的认识更进了一层。换言之,如何处理物与诗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议题。凡所见之物皆可入诗,被宋人发挥到极致,以至“于物无所不收”、写物必曲尽物态的地步。另一方面,宋人诗中之物更见真实、活泼与淡然,这显然不只是技术的问题,而与彼时之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那就必须考量儒学复兴对诗学的影响了。

 

儒学强调以同情包容的态度对待万物,它要求人与物无忤无竞。周敦颐观窗前草,以为与“自家意思一般”,邵雍说“以物观物”,张载说“物吾与也”,二程认为观物皆有生意。北宋五子强调的是万物一体、物我无隔,此乃儒学之真精神,亦有宋一朝文化之精神底色,此观念无疑影响了宋人如何“观物”与“写物”。也就是说,天地间无物不可观、无物不可写,观物、写物之际,人最大程度的隐退或消融在物中,所谓“万物友与”,物我一体,物的真实情态即人的真实存在,人之历史与物同构,人随物宛转徘徊之际而吟咏出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不再凌驾于物,也绝不能对象化地观物,而应该做到“以物观物”,尽力避免人的“主观性”的过多干涉,以求物我相对时的真实性,所谓“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这也正是钱钟书评杨万里写物“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的意思。虽然周紫芝强调写诗求“实”而避险怪有纠偏江西诗派之意,但不可否认,求“实”是宋诗诞生之初即具有的品质,这在宋诗里有着鲜明的体现,此可谓“宋调”的表征之一,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始终强调的“随物宛转”观念的自觉而忠实的贯彻。

 

当周紫芝说诗与物合乃有诗之妙的时候,倾向于“平淡”的诗学趣味。他或许就是从前辈崔鶠那里获得如此启示,因为崔鶠的鱼虎诗即具有切实平淡的风味。可是诗史上很少提及崔鶠,现代人的文学史里更无其位置,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生活于南北宋过渡时代的崔鶠,其诗学主张亦具过渡性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本精神,同时对其进行自觉的改造。针对江西诗派过于强调新奇险僻的做法,他曾告知向他学诗的陈与义作诗“不可有意于用事”,作为后江西时代领军人物的陈与义,其诗平淡隽切一面即颇具崔氏之风。周氏曾研读简斋诗,对“不可有意于用事”之说应不陌生,他的“不必过于奇险”也与之精神相通,毕竟他曾有言:“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这样一条意图纠偏前代诗学趣味的线索似乎也清晰可见了——“不刻意”成为南宋诗坛的关键词。当然,平淡不是无视技术不作为,而是化技术于无形,平常中见新奇,外枯中膏,似淡实美,显然此境界不易达至。周紫芝认为很多人学陶渊明作诗,故作平淡之语,往往失之忸怩造作,而不知陶诗“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他不禁感叹:“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诗之平淡境界的获得不是形式上作平淡语那样简单,也不仅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技术问题,它实际上与创作者的学识性情、道德修养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故虽言平淡,实则山高水深。

 

宋诗的音调是多元丰富的,而平淡无疑是主音。对平淡的强调虽然时轻时重,但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宋人从未放弃。我们不能断言“平淡”是宋诗的独特发明,它事实上是一直延续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只是到了宋代调门更为宏大而已。在“平淡”的审美表象背后,与之血脉相连、根须相接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旨归与文明定位,是对万物生生不息岁月静安的诗意表达——“平淡”是诗之风味,亦是人世间中和之道的呈示。因此,腹笥宏富的宋人不会在奇险怪诞玄虚靡丽的诗篇里延宕太久,他们信奉之守护之而不移的还是那个“不淫”“不伤”的传统,他们知道作为沟通天地万物的诗理所当然的有它的使命与担当。因此在他们的诗学世界里,不允许诗无视世道人心而私意妄为,否则对诗的认识与界定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我生长于江淮间,小时候在乡下,见过几回鱼虎,我们称之为“翠鸟”,确实翠羽红首,状貌灵巧可爱,常活动于僻静的水岸,来去无踪迹,遇人则瞬间疾飞隐匿,颇神秘。但现在乡间,鱼虎很难见到了,而与之一同隐匿的大概还有所谓“宋调”的诗学记忆。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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