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喁】以佛证儒,穷理尽性——纪念马一浮先生仙逝50周年

阅读数:962发表时间:2017-10-03


以佛证儒,穷理尽性——纪念马一浮先生仙逝50周年

作者:张喁

来源:“新教育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十四日癸亥

            耶稣2017年10月3日

 

对马一浮的最高评价来自梁漱溟:“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近年《马一浮全集》得以出版,马一浮学名方略为世人所知,单一个“仁”字,就穷尽了儒释道之义理,比如孔子论仁,就统摄了佛学的四悉檀。

 

  

 

1963年,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在金华县城

 

马一浮教大学毕业生这样认识过去:“历史之演变,只是心理之表现。因为万事皆根于心,其动机往往始于一二人,其后遂成为风俗。换言之,即成为社会一般意识。故一人之谬误,可以造成举世之谬误。”

 

此时正值抗战危机中,浙江大学避难泰和,马一浮也作为难民之一员,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以大师名义,于正式课程之外,设“特别讲座”,教授国学。

 

马先生此言,点明了圣人的历史指路人角色,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或偏颇或局限或忤逆,但却由此向后人揭开了这名“现代三圣”之一圣的思想体系架构,那就是理学创始人之一、北宋张载的四句教:“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卷帙浩繁的国学义理中,张载此四句教,正是因为马一浮先生孜孜讲学而著名。

 

马一浮认为,国家命脉系于文化,文化植根于思想。思想一定是成体系的,是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后的人生涵养。孔子所谓“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马一浮将这里的“知”解读为思想体系。当代人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体系是有畏难情结的,马一浮先生的学问就被公认为1963年,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在金华县城深奥,不要说今人,就是马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授课的弟子,也多感到听不懂。但马先生本义,却是“知”这个思想体系不在其大小,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构建,即便在所谓“文脉断了”的今天也不要有畏难情绪,只要思想能够自成体系,经得起自己的审核便好。

 

马先生这样教授“为往圣继绝学”:“此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对比本文篇首马先生的“唯心史观”,如此一变一不变,马先生在复性书院开讲的第一句话就直取其真谛:“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而后能显常。”因其如此,马先生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者只是狃于习俗,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不肯承当,故有终身读书,只为见闻所囿,滞在知识边便谓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汩没自性,空过一生。”人人都可以用一生时间构建自己的“知”,感悟不变的“天道”,以应对纷繁变化的现实,这是马一浮教学对今人的启示。马先生的讲学中不乏这样直接的鼓励:“道之不明不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

 

  

 

抗战前期《宜山会语》讲学时的马一浮

 

复性书院

 

1939年,抗战烽火已经烧遍华北、华东及长江中下游、华南的广州、南宁等地,复性书院此时在后方的四川乐山开办,马一浮先生针对救亡问题,只是告诫学生要判别现在,“勿重视现实”:“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马一浮说:“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力。须知势力是一时的,有尽的。正义公理是永久的,是必申的。”

 

早年的马一浮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二十岁其妻亡故之后终身未再娶,读书写字爱好元曲,没有卷入任何政治乃至学术纷争。民国初年当了几天教育部秘书就请辞而去,北大蔡元培校长邀请就任文科学长,马一浮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拒绝。对于教育,马一浮自有自己的理想,根据前述,也可叫做理性:“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

 

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

 

国难当头,政府始有保国保种乃至保儒的想法。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支持创办书院,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请马一浮入川主持。马一浮有言在先:“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马一浮提出,书院的经费必须完全是来自社会捐赠。政府拨给的款项,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捐款,以保证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来,书院必须独立存在,如果有国家权力的参与,必将转而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务,书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对此,国民政府没有表示异议,允诺“始终以宾礼相待”。

 

熊十力也是参与创办书院的元老。在熊十力看来,创办书院是一件大事,书院应该由国家主办,搞得像模像样,保证充足的资金,扩大招生,并为学生的出路考虑,即对口就业;马一浮却低调得多,强调山林佛道般地办学,自己出山讲学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强调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书院开始招生,共有八百多人报名。遴选之下,只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教师、教工、杂役,总共六十多人。马一浮的固执占据了上风,熊十力离开乐山,二人早年的亲密无间就此告一段落。

 

  

 

乐山乌尤寺已找不到旧日复性书院的踪影

 

西湖隐士

 

复性书院所在四川乐山乌尤寺,离马一浮的出生地仁寿不远。1883年马一浮出生时,其父是仁寿知县,但马一浮只在仁寿、成都长到6岁,便举家迁回祖上原籍浙江上虞。马一浮晚号“蠲叟”,似在感念回报故地。

 

马一浮九岁能诵《楚辞》《昭明文选》,十六岁参加绍兴县试,与周作人、周树人等同考,榜列第一,并被浙江巨绅汤寿潜看中,选为东床,与汤寿潜的女儿结婚。1901年,马一浮的父亲、二姐、妻子相继去世,年方二十的马一浮自此终身不娶,也为此深得汤府的厚爱与支持。汤寿潜是纵横清廷和商界的实业家,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辛亥时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戊戌变法后科举废,马一浮到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化。后又受聘于清政府,前往美国的清廷美国留学生监督公署任职,一年时间,饱读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佛教原理论》《日耳曼社会主义》《社会平权论》等书,流连于黑

 

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拜伦、但丁、莎士比亚、康德,遍涉修辞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

 

  

 

马一浮纪念馆在西湖花港观鱼公园内,地处苏堤映波桥畔,濒临西南湖的蒋庄。蒋庄原名小万柳堂,原为无锡廉惠卿别业,蒋国榜购得后改建,俗称蒋庄

 

马一浮后又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将一部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带回中国自己阅读,此时是1904年,马一浮是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但从24岁起,马一浮从西学中跳脱出来,寄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广读36400余册《四库全书》,32岁于民国初年的变局中,潜心于《论语》及程颢、程颐的伊洛之学,并在当世后世的时代社会变迁中,坚持经不可废,并因与潮流不合而遗世独立。

 

如此禀赋超然学贯中西,又何以在而立之年重返国故,终成一代大儒?要知孔子“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之后,乃是下文“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马先生说:“对于现在,不仅判断,却要据自己判断去实行,故属于行得多。对于未来,所负责任较重,乃是本于自己所知所行,以为后来做先导,是属于言得较多。”马一浮的由博览世界转而贯通理学而成一代宗师,代表的是其对未来的判断。在此马先生提出佛教的因果律,认为自然界、人事界,皆不能外于因果律,绝无无因而至之事,现在事实是果,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这就是因。秉持因果律,学者的眼光会放得长远,十年二十年只能算近因,一二百年之上才能算远因。而以现在为因,未来亦必有果。今日人们的言论,不管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满意或者不满,感觉其尚有不善或不美,皆可影响未来。马一浮认为所以要“审其所谓”,必须选择精当,不可轻易乱讲话。抗战末期,南怀瑾到复性书院探访马一浮,就听他说,年轻时轻易写作,回顾起来,很想自己把它烧毁。

 

  

 

马一浮纪念馆

 

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马一浮栖居杭州孤山,渐渐成为一位长髯飘飘的国学大师、书法高人。其间有苏曼殊来访,记录“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饥也。”同乡后学胡兰成也来访。又有好友李叔同与之共同研究佛学,李叔同终于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以后学自居访问马一浮,他的同事熊十力后也前来拜访,三人结为至交。熊十力来访时二人素无往来,以著作《新唯识论》的手稿投书求见,50岁的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倍加推崇,兴奋地亲自回访熊十力,为之作序。

 

学界都知道杭州有一位世外高人马一浮,并且总是拒绝外界的讲学出山之邀。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两次登门拜访,又托先生左右好友代为游说,希望延请先生任教。马一浮给中间人写信回复说:“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复再三挽人来说,弟亦不敢轻量天下士,不复坚持初见。因谓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其实等于提出了要求,可以出山讲学,但不愿意受到学校学科的束缚和限制。并且提出,不是到大学当“教授”“老师”,必须以“大师”之名以待。

 

《竺可桢日记》记载了此事并让我们得以了解此事的下文:“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直至抗战开始,大家患难之交,难民马一浮也需要有个工作,而流徙中的大学行政制度也不那么严格,双方方才达成一致,因此有了马一浮于学科体制外讲学于南迁中浙江大学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

 

  

 

马一浮纪念馆内的国学活动

 

六艺之学

 

马一浮先生顺应因缘,不讲学则已,讲学则系统托出自己的毕生心血与成就,也是马一浮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楷定国学于六艺之学。马先生说:“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一锤定音,马一浮终结了长时间以来学界对“国学”定义的众说纷纭——如果说国学就是传统文化,过于宽泛,因为传统的人创造出的文化都叫传统文化;如果认为国学等于儒学,又过于狭隘,因为中国一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如果规定国学就是儒释道,又不能清楚地究其源头。马先生之“楷定”国学,却不是为了抢占话语权的“确定”,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

 

  

 

马一浮篆刻

 

及至复性书院开课,院名“复性”,表达了马一浮教育思想的精准定位,他说:“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教育从来都是吵吵嚷嚷的大论坛,喧嚣者都是执着于自己所习而迷失了方向,教育的真谛在于“复性”。

 

复性书院的课程设置,由马一浮精心拟定,能清晰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架构:首先是“群经大义”,阐发六经的精义,用六艺统摄一切文化;然后继之以“四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书院还拟开设西方哲学一科,以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有所旁通。

 

马一浮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是我们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最古老的学术文化源头。这个学术文化源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或者更大的群体遇到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时,将会统领人心,做出最自然、最合理、最实在的历史选择,看起来偶然的选择,其实在各民族学术文化源头中,早已涵蕴,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义理”,“义理虽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则不得,故学原于思”,所以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为一心所具有,应该代代传承,永远开发而更新。因此,我们应对学术文化之源头(六艺之学)不断适时思考,以推进学术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马先生所说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就其根源,应适时开发,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

 

马一浮曾喟然长叹:“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

 

  

 

1931年冬,马一浮与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明心尽性

 

在复性书院的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于重庆有幸得以宴请马一浮,并且请教时局之势、治国之道。马一浮没有推却,思量再三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实际上,蒋公如果听过马先生在浙江大学讲课,立国之理是讲得清楚明白的。中国古来的传统,历来是文教之治,读书人在庶民之上,言传身教,以达到治理社会的示范效果。但马一浮指出“读书而不穷理,只是增长习气。察识而不涵养,只是用智用私。”读书要学而时习之,穷尽道理,“心能入理,便有主宰。义理为主,此心常存。”读书人读书一定要过这一道坎,才能避免私心满溢,人心“攀援驰逐,意念纷飞,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处理面对的事情,就真的是谬以千里了。相反,若读书而穷理,察识而有涵养,“涵养愈深醇,则察识愈精密。见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无余疑。一切计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缘遇境,随处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后方可以济艰危,处患难,当大任,应大变……”马先生还说过:“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这就揭示了中国的文教传统,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没有从根本上造福古老中国的原因。

 

“始于立国,终于化成天下,须从一身之言行做起”,“从自己心体上将义理显发出来,除去病痛,才可以为立身之根本。知道立身,才可以为立国之根本。一切学术以此为基,六艺之道即从此入。”义理圆融之后,马一浮先生又回到六艺之道,回到学术本身。所以马先生被称为融会贯通的理学家,相比之下,熊十力在贯通学理方面就稍显“理障”,而梁漱溟则过多纠结于学问的经世致用,难以自拔。

 

综观马一浮先生一生的著作,约有300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四种,这些著作都是马先生述而不作的讲课或书信答问辑录,从形式上等同于孔子

 

《论语》,或释迦牟尼佛教言。

 

  

 

1957年5月,周恩来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左一为省长沙文汉,左二周恩来,左三蒋国榜,蒋庄。当时杭州报纸有很多宣传。

 

君子不器

 

在马一浮上述讲课或书信中,随处可见引用佛经的痕迹,多处讲到儒佛相通。先生说:“儒佛等是间名,心性人所同具,古来达德,莫不始于知性,终于尽性。”“《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儒佛在马一浮看来不仅相通,他甚至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真正体悟了世间皆苦,懂得因果律而拥有慈悲之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以孔门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为例,说明孔子“咸具四种悉檀,此是诗教妙义”——

 

(四悉檀者,出天台教义。悉言遍,檀言施,华梵兼举也。一、世界悉檀。世界为隔别分限之义。人之根器,各有所限,随宜分别次第为说,名世界悉檀。二、为人悉檀。即谓因材施教,专为此一类机说,令其得入,名为人悉檀。三、对治悉檀。谓应病与药,对治其人病痛而说。四、第一义悉檀。即称理而说也。)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贡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人悉檀也。答司马牛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对治悉檀也。答颜渊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第一义悉檀也。

 

可以说,马一浮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学造诣之高,间或使得身边同修之人,不乏有出世修行的念头,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李叔同削发而为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叫彭逊之的同修,马一浮并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却没能戒掉贪嗔痴,和寺里的小僧人吵架,又愤而离寺还俗。其间马一浮对彭的家庭子女勤加抚养,多方照顾。

 

在复性书院,马一浮曾经给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他还透露自己的功夫秘技,自己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

 

如果说,讲学内容只能算“言曰从”,只是为了帮助后学建立学问,那么马一浮先生在讲学和书信之外,大量的诗作和书法,是他学问圆融精深的另一个载体。马一浮曾经对人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诚然,其诗其书呈现的是先生学问精神中最生动的一面。可惜,如熊十力评价:“马一浮的学问,能参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也。”

 

1962年,胡兰成在日本报章上发表文章《当代大儒马一浮》:“近从家乡来者口中听闻,马一浮在杭州健康无事。马一浮先生今已八十余岁,乃一代卓绝之大儒,而其隐含于心的黄老精神,则可比西汉扬雄,又有似五代陈抟。”1967年,一代儒宗马一浮病逝于杭州。“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自撰的墓志铭早已在1958年写好:

 

……

 

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与名其俱泯兮,曾何有夫去留。

 

  

 

马一浮“博我尊其”隶书八言联

 

责任编辑:姚远


 

以下是来自新浪微博的实时交流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