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走出西方伪普世价值——夷夏说略述

作者:孟晓路阅读数:2060发表时间:2017-10-07
孟晓路

作者简介: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西历1970年生于河北献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于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七大缘起论》、《形上学方法》、《寒山诗提纲注解》等。

 

走出西方伪普世价值——夷夏说略述

作者:孟晓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十八日丁卯

           耶稣2017年10月7日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放弃了自古以来的夷夏学说,转而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立场,甚至自动以西方为普世文明。今日当务之急就是走出西方伪普世价值,走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包括文化民族主义,重树春秋大义,回到正统的夷夏学说,以这种传自远古的究竟正见来看待华夏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关系,来看待一部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世界历史。

 

一、文明之两型——夏型文明与夷型文明

 

夏,说文:中国之人也。段注: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夏、引伸之義爲大也。从夊从頁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尔雅:夏,大也。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夷,说文: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后多以四夷、夷狄或夷来指代东夷、西戎戎即羌也、南蛮、北狄、東北貉、西南焦僥等中国四方八方之族群。

 

从上可以看出,夏与夷狄蛮戎等相对,本义是中国之人与四方之人;孔子作春秋则引申之,以夏为中国文明,夷狄蛮戎等亦因之而为四方之文明。文明意义上的夏与夷首先前者是独一的中心性文明,后者则是杂多的边缘性文明;夏又有大的含义,普天之下王者无外悠久无疆之谓大,故夏又是天下性恒久性文明,与之相对的夷不得不为地方性有断性文明了。合此两義,那么夏的含义就是独一的中心性天下性恒久性文明;夷就是杂多的边缘性地方性有断性的文明。吾人进一步追究为何华夏成为了独一的中心性天下性恒久性文明,而夷成为了杂多的边缘性地方性有断性的文明?

 

则发现唯独华夏文明是基于见性而来的合乎正理的大公的道德的文明,蛮夷的文明则是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的不道德的文明,所谓华夏之精义乃礼仪王道,所谓夷狄则野蛮无礼残暴无道,即言此也。故吾人最终楷定夷夏的名义如下:

 

人类文明可分为两大型态:夏型文明——基于见性而来的合乎正理的大公的道德的独一的中心性天下性恒久性文明,即见性类文明也;夷型文明——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的不道德的杂多的边缘性地方性有断性文明。

 

文艺复兴时期及十九世纪以来,共济会科学教分两批(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系统伪造了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打造了西方中心论。旨在抬高西方,诋毁东方特别是中国。吾人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摧毁西方中心的弥天大谎,还历史以真相——那就是:中华主干!

 

世界历史乃是夷夏进退春夏秋冬之循环。人类历史并非无限进步,亦非无限退步;而是治乱相因,进退循环。

 

春秋学综合了夷夏说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说合起来就给吾人指出了世界历史演化的真相:有史以来,天下大势即依升平、大同、小康、据乱之次序在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的一治一乱之间循环演变,也即三世说并非如近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直线式的有去无回的进展,大同小康说也并非江河日下永不回头的衰退;真实的历史是二者结合的螺旋式有进有退有升有降的循环。

 

上升期,在这正反合的多轮进退循环中,中华吞吐的范围越来越大,直至全球大同;下降期,多轮的进退震荡中,中华文化覆盖范围越来越小,直至极点又转入下一大周的上升期。这是一个中心区域不动的循环震荡模式,中国、诸夏、夷狄的范围可能每一次都不同,然而中国的核心区域基本稳定不变。

 

故只从空间上说,中华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若加上时间维度,则中华是世界历史的主干。

 

二、真伪两种普世价值

 

中华文明既是全地上唯一的夏型文明,则近现代西方文明乃以夷充夏的文明实乃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不道德的权宜性的,只宜自居于地方性边缘性,却僭越为天下性中心性的文明。由此就有真伪两种普世价值:夏型文明为真普世价值,以夷充夏的文明为伪普世价值。

 

两者除了依据对夷夏文明的楷定去判别外,还可以从其落实的效果上去区分:真,初后皆自利利他;假,初自利损他,后自他俱损。按这其实给出了夷夏定义中之恒久性与有断性的成因:盖前者目光短浅,基于自私故一味求利己不顾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而毁灭也。

 

后者则智慧深远,基于一体性立场而恒致力于自利利他,自他初后俱利故可大可久也。总之,鼠目寸光,心胸狭隘,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解决问题的速度大大不及生产问题的速度;就是权宜性文明的特色了。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传播落实的结果确是初后皆自利利他,不管是中华的科技物质文明、政治伦理文明还是学术文化,其所及之处,皆是首先利益了接受中华文明的番邦,同时也利益了中华自身;故是普遍增进了世界的和谐与幸福。西方科学教文明的所及之处,也确是起初自利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

 

在殖民时代,西方文明所及之处的美洲非洲澳洲亚洲,种族被灭绝,国家被奴役,资源人口被掠夺,真是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西方自身却因此而自由民主,富强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着实令浅识者欣羡不已;其自利损他,何其明目张胆!诸玄识先生亦曰:西方任何理想(自耶教至今日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按:起初),且总体相反(按即终至于自他具损而理想破灭也。

 

因其理想一开始就非普遍大公的理想,相反是基于选民思想利己损他的理想;起初损人利己,终至于自他具损而走向理想之反面也)。独立宣言如何贯彻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呢?是以灭土著拓西部为实现条件!

 

二战后殖民体系不复能维系,相对于殖民时代赤裸裸的血腥,美国主导的世界似乎变得文明一些,但也就增添了一抹伪善的色彩。美国在世界上大力推广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但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民主制度推广的结果,真正仍然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搞乱了推行这些伪普世价值的地方苏联东欧拉美亚洲等许多国家都是直接受害者,增加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美国人并不隐晦自己在实行双重标准,就完全顺理成章了:自由民主绝非要平等利益世界的,美式普世价值本来就是用来损人利己的。

 

至于西方科学教文明——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自由平等和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唯物拜物的科学教信仰这些伪普世价值普及于世界的长远结果已经导致了全球性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人类和地球都将因此而毁灭;故终是自他具损,夫复何疑?故从这两者推行落实的结果也就对比鲜明的显示了中华文明为真普世价值,真堪为世界所遵行;西方文明乃伪普世价值,终将为世界包括西方自己所摈弃。

 

三、夷夏说的两个向度:尊王攘夷与王者无外

 

公羊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据何休:所传闻世当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当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当太平世无夷夏之别,远近大小若一,仅讥二名而已。这体现中学的因时制宜随时而异之时中精神。故当据乱之极衰世,要严内外夷夏之大防而唱尊王攘夷,因此时夷强夏极衰弱,故需极力加强内聚力以与夷狄抗争以度过华夏倾覆之危难也。

 

当升平小康之世,夏强夷弱,夏无倾覆之危,而已有用夏变夷之力量,故此时则唱王者无外主张天下一体用夏变夷也。中庸云: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乃至溥博渊泉以时出之。时之義大矣哉。故当据乱世,则表本性中之发强刚毅之德,以大执持之精神,摧邪显正,尊王攘夷,以保守我华夏之仁義文明也。

 

当升平小康之世,则表本性中宽裕温柔之德,泛爱天下,有容乃大,夷狄渐化而启大同也。孔子作春秋之要旨即在于用夷夏说王道无外与尊王攘夷以时出之的中道全体的智慧来永久地延续保守这个最可贵的天下独有的文明,以做人类历史的主干,延续文明之种子,令斯文不致于断绝,尽其可能滋润世界,时来则得遍行于天壤之间也。

 

四、尊王攘夷说略述

 

王即行仁義王道之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也。夷即行兽道之蛮夷文化夷型文明也。说文谓蛮从虫狄从犬貉从豸羌从羊,各为蛇种犬种豸种羊种,皆非人类也。以其所行非人道,乃兽道之故。

 

今西方文明所行者乃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丛林规则,弱肉强食拳头大是硬道理,纯乎其为兽道。故今日,夷狄首先指科学教的现代西方文明也。故春秋谓严夷夏之大防,就是要在华夏文明极其衰弱之时,严于夷夏之辩,防止用夷变夏,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久地保存全地唯一优美合理之华夏文明也。

 

不与夷狄主中国执中国者,于今日即为不赞许西方文化之入主中国用夷变夏也。用夷变夏之后果极为严重,因中国乃坚守夏即真文明的中心,此中心一朝不保,则全球皆夷化矣。全球夷化,则人类文明将毁矣。故作为中国人,吾人当肩负起光复华夏进而推行之的责任,即是尊王攘夷也。今日之尊王攘夷,一在于推崇合理的华夏文化和文明,破斥邪恶的现代西方文明;更在于逐步驱逐已经全面入主中国之西方文化,一步一步的复兴华夏固有文明也。

 

五、夷夏说与民族说

 

二者对族群之间的关系理解大大不同。

 

前者持天下一体观念,根本没有西方近代的原子式排他的坚硬的不可化的民族观念,认为四方之民虽其性各异,但有远近亲疏之别,并无恒定不变之性皆在一体可化之中,可用夷变夏,亦可用夏变夷,天下大势即在夷夏进退中循环。后者则持割裂观念,西方近代之民族主义将人类之一体根据想象切割为一个一个之原子式排他的坚硬的不可化的民族,每一民族即是一排他之元,可存在亦可被消灭但不可化也。这纯出于想象,根本不合事实也。

 

即是谬见。此种排他之元当强势时,必欲以自元压迫甚至消灭它元,是为帝国主义;当弱势时自然不得不对它元加以容忍,是为民族主义。

 

故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实并无二致。多元势力均衡时为民族体系,一元势力远出它元之上甚或以此一元灭除它元时为帝国体系。故华夏天下体系与民族体系帝国体系皆囧不相谋也。此为一统多元故,彼则或多元或一元皆阙一统故。

 

夷夏说与文化民族主义亦非一事也。普通之民族主义,以血统语言地域行政等为主要区分标准,欧洲之民族主义正是此类。否则不能解释同是耶教之区,为何会分成如此多的民族?这些民族正是耶教的离心力量,故显然非是由耶教所区分而出者;故必是由耶教外之标准所区分而团成,即血统语言地域行政等诸因素也。

 

去夷夏说最远;文化民族主义重在以文化为标准,较近于夷夏之说矣,然尚远非一事也。盖文化民族主义持文化平等观念,认为各个文化文明之间只有姹紫嫣红之分而无高下优劣之别,故各民族皆有保守其文化文明之权利与义务;此则与夷夏之宗旨显然有异也。

 

其一夷夏说认为各文明之间不但有高下优劣之别,更且认为华夏文明是全地独一的中心性主导性文明华夏为一统四夷为多元,此一优越地位是不容动摇甚或质疑的;其二夷夏说认为独有华夏拥有永久保守其文明之权义,其余夷狄之文明则唯有用夷变夏之义务,而无拒夏不变之权利也。

 

夷夏说在此关键处皆与文化民族主义不同,故不可混视。由此吾人可得出结论,夷夏说与所有类型之民族主义包括文化民族主义皆远非一事也。

 

近代以来,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中国人理解文明间关系的主导学说。从梁漱溟先生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说到蒋庆先生的夷夏之辨说,都与此说有关;今日之民族复兴界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多数人也都还在此说之笼罩中习主席最近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讲话中也有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表述。

 

百年来,唯马一浮辜鸿铭先生能不被此说所囿而能坚守原本之夷夏正见,唱六艺统摄西来学术及尊王攘夷也。文化民族主义对于走出西方伪普世价值及对抗西方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自有其作用和价值,也可以认为是多数人要走出西方中心论复归夷夏正见不得不经历的一个过度阶段,但它毕竟有问题不究竟,故今日当吾人已走出西方中心论后,当进一步走出文化民族主义也。

 

六、尊王攘夷与民族主义

 

夷夏背景下的尊王攘夷与民族背景下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囧不相同。前者出于保守这个天下唯一的既仁且知的夏型文明和这一套优美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从心性和无比的真实自信中发出的无比强大持久坚韧的力量。

 

后者则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优胜略汰的观念下求种族生存,动机甚卑下。其自卑自私之心态中能发出多少真实力量在不断受挫的逆境中又能维系多久呢?故在夷夏正见之下,中华万年不亡,蛮夷只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故皆生生灭灭也。

 

斗争并非西人之专利,性德中无所不有,当斗争时即出之以斗争,当斗争却不斗争而出以宽裕温柔,定是大错。中庸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大矣哉中庸之说也。

 

怒即是嗔三乘皆以之为烦恼为三毒,必欲绝之而后快,全无正面肯定之义;而中庸却以为:怒发即是斗争,其在合适之时机下以适当之方式发出,却能致自他乃至天下之和平,斯真一乘了義之见地也。汤伐桀,武伐纣,一怒而安天下,正此之最佳注脚。以武止戈,圣贤造字亦深合一乘义理;对于唯以斗争为尚之夷狄,以斗争武力制止之,正致天下之和的正道。此之不为,却宽裕温柔而容之和之,则夷狄之杀道将横行于天下,如此,则天下非但不能和,反永在相斗相杀之中矣。

 

由此则中华之尊王攘夷固自不同于甘地托尔斯泰等之一味非暴力之見也,中华见性之文化毕竟与禁欲之文化有大不同故。辜鸿铭先生深于春秋者也,基于春秋大义亦不同意托尔斯泰呼吁中华行非暴力之倡。故尊王攘夷正春秋之精義,致天下和平之正轨;西人之民族主义与此貌似而实非,其远不可以道理计。同是斗争所从出之根本有大异故,尊王攘夷出于性德而合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出于私欲全是利。

 

同是斗争结果亦有大异故,前者以武止杀,天下因此得享长久之和平;后者唯以杀为尚,在此之下,世界将永是世界战国永无宁日矣。其根本不同如此。

 

七、放弃夷夏说是近代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

 

夷夏说乃一进可成功退堪保守故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根本正见,孔子作春秋全在阐发此一正法眼藏也。近世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为天下主义不适应这个世界战国的形势,故应从天下主义暂时退到民族主义;这实为似是而非。

 

盖夷夏说实有两个向度即王者无外的向度即孙先生所说的天下主义也适用于大同世升平世小康世和尊王攘夷的向度适用于据乱世正如前者与帝国主义不侔后者亦迥异民族主义也,近代世界既然已从小康降为据乱,故从天下主义转为尊王攘夷可也;有何必要彻底放弃夷夏正见,接受西夷之民族主义谬见呢?将中国从夏降为一普通民族国家,对于保守中华文明及保国保种保教极其不利。

 

近代西夷之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所能激发出的内部凝聚力及对外的抗争力怎能与尊王攘夷相比?中国万年不亡,端赖夷夏正见之维系也。蛮夷徒有基于私欲之上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维系力甚微弱,故皆生生灭灭也。故吾人才说放弃夷夏之辨,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挑战所犯的最大错误。

 

这实际已将中华的文明和族群都置于了最危险的境地,是中了西人文化阴谋圈套的结果,是西人有备而来的文化战争所取得的大胜利大成功。

 

近代放弃夷夏说接受民族说使中华文明陡然落入内外失据的悲惨境地。本来在晚清中华风雨飘摇之时,尊王攘夷是最正确的选择;曾张之同光自强运动也是这样做的。

 

可是到了孙中山却一改此旨,在民族主义之旗号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谬说,搞内部斗争。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夷夏说,因为满族早已接受中国文化,依春秋大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则自当以夏与中华视之;而鞑虏正是已经半主了中国正要彻底亡我种教的西方列强。当此中国面临颠覆之倾,正需唱尊王攘夷之大义团聚国内各族一致对抗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和如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文明才对。

 

可是这个伪的夷夏说,却视满族为鞑虏,而满族即使在入关之前相比西夷而言也当视为诸夏,同为炎黄子孙故,久已部分华化故;视西方文明为中华,民国建国之始即推行耶元耶历行西方的发制服制全面推行西方政教,可见其所要复之中华为何物矣。这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伪夷夏说正是尊王攘夷的反面啊!搞内部斗争,却亲日亲西方,从中吾人又一次感到扑面而来遮掩不住的阴谋气息。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真是一付致命的毒药啊!

 

依照民族国家法理建立起来的民国是个什么状况呢?真是内忧外患之极致,内则国家一直四分五裂不得统一,外则险些亡于倭寇之入侵。

 

当初设计民国时,象章太炎这些脑子进了水的民族主义信徒竟然真想按照西夷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与内地有显著差异的西藏蒙古新疆云南等从中国分出,只留下汉族聚居的十七省,其余任其独立。好在袁大总统比这些人还是有智慧,实际的民国继承了晚清的全部版图,并且还撤销了原来的理藩院,将西藏新疆蒙古等都一并建为行省。

 

但这样一个国家如何理解呢?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民族国家呀!首先它太大,再者它有着太多的内部差异。其它古老的帝国如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西夷的洪水中都一个个崩溃了,最先崩溃的其实是西夷自己的天主教欧州,都溃散为单一民族为主的小国了,名曰民族国家。这些西方人也就等待着中国的崩溃,直到今天好多人还不死心还在等待,可是中国就是不遵守西方人定的规律,至今好好的,还似乎越来越好了。

 

这可不能归功于吾人接受的民族说,因为按照民族说吾国早应该崩溃了。这还是得归功于夷夏正见的深厚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下子因为接受了民族说就能一扫而光的,它还在起着强大作用,甚至在孙中山章太炎毛泽东这些人身上。

 

搞革命时,孙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一结束很快就改为五族共和了;这也太善变了吧!五族共和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个什么关系?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是共同的血缘语言文化,各族既然血缘语言文化不同,为何还要强合在一起?即使强合,在各族皆有权利和义务珍视保持自己各异的民族文化因而视民族同化为一种恶的民族主义见地下,这么多民族得以团聚在一起的根据在哪里?在中华民族吗?那到底是五个民族还是一个民族?放弃了儒教皈依了西方化,中华民族的依据何在?故在民族国家的谬见下,多民族国家自始至终是个不合法理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存在。

 

比较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则新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理论问题更大。因为分割成的因子多至了五十六个,也就是离心的力量多至了五十五个。孙时是五族,毛时五十六,这么多新的民族是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几十年之间就能新生出这么多新民族?可见全是人造的,来源于人为划分。

 

若说孙之五族说还有些依据,这五十六族说实属荒谬,真是缺乏智慧。这纯属自己在给自己制造分裂的因素。本来这些族群早已经化入了华夏的血缘语言与文化之中,与中土之民久已泯然相忘,如今在这种不正确的民族政策下,界限重新沟分。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两面不讨好不说,更大的问题是在人为加深族群之间的差异意识,甚至是在人为制造少数民族。为了享受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许多汉族就通过关系将自己的族属私自改为少数民族,而且一旦改了他们就或多或少会生出对汉族的离心倾向。

 

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前三十年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团在一起,民族问题不显著;改革后政治力弱了,又没有发明新的团聚途径,所以民族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民族问题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燃眉的问题了,在现有的民族理论下却难得一个解决的良策。中华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可是这两个说词事实上却都一直通行无碍。可见接受了西夷一套民族说的话语后,我们的国家在法理上的无据是多么严重。

 

放弃夷夏说而接受了民族国家之谬见,一下子将中国抛入了一个陌生的无所适从的世界。中国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如何措手足。以前中国就是天下,中国的就是天下的。

 

可是现在中国却在世界之外:日本成功脱亚入欧,日本进入了世界;中国却不行,中国也在认真努力地亲近西方学习西方,从科技政教一直到服制发制,真是竭尽全力,可是正如毛主席所言:老师却总是打学生。日本倭夷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谁强大就跟谁走,以前中国强大,就跟中国走;近代中国弱了,就抛弃中国,加入西方的团伙,西方正要剥去中国的藩屏故也乐得日本加入,一起抢中国。

 

中国正是“世界”要抢的最终对象,故中国学日本如何能成功?故中国天下唯一的巨大体量就决定了中国的天命与日本之类的小国迥异:不是为天下之王,就是被世界共同所抢;永做不成二三流跟班的角色也。中国的无所是从正是想如日本一样成为西方的跟班,却又不可得;故至于无所措手足也。现在是恢复夷夏正见的时候了。

 

吾人要记起中国的天命:居天地之正中,钟天地之正气,得享此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最契中道的华夏文化与文明;故天然具有责任永久保守此一珍贵独一的文明使不为夷狄邪气所干所灭;时来则欲此文明普及于天下,广利天下之群生也。

 

八、夷夏说给出的解决方案

 

一言以蔽之,不管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都一律取消民族之谬说。将天下之族群依照春秋传总分为三:中国、诸夏、夷狄。在今日,中国指包括大陆港澳台四地的中国本土;诸夏指原中华文化圈诸国;夷狄指未曾被中华文明泽及的耶回印度教及拉美非洲诸国。

 

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对于国内就是取消五十六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汉族藏族等名都不再提,皆是中国之民也。依安土重迁之传统可尊重地域乡土观念,故对中国之民可以地域乡土分类之:一如内地之湖北人河南人,吾人对边疆之民亦如是称为新疆人、藏人等。在此正名下,自然也就取消了优待少数民族之错误政策,特别是要取消不平等的生育政策。同是中国之民,当然要一视同仁也。对边疆落后地区之经济支援和升学优待等,当循古例,以调整地区差异之名出之。此方为出之有名也。

 

此时中国之民也不可称中华民族,因为民族是一个伪概念。将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林相对称,则皆成为不可化之实体,成为斗争战争的祸因乱源。循第一阶段内其国外诸夏的原则,先在国内推行一个经教儒教多个子教释道耶回等的模式,以儒教为立国之本政教之主,具体而言就是以六经为政治的宪法原则,并作为全国官私学教育的主体内容;其余各教各于其当地自由存在,如佛教在西藏,回教在新疆等。这样中国就既有了强大的团聚力量儒教,又不失自由活泼佛教喇嘛教回教等都可自由存在,正所谓一统多元也。民族问题在这一个经教多个子教的正见模式下,自然成为一个无待解决的伪问题了。台湾问题在这个框架下也就好解决了。

 

对外就是要以中华文明之真普世价值来回应美国之假普世价值,以道德滋润世界,行王道而天下归往。一统之范围依次进展,由中国而诸夏而夷狄:首先完成中国之统一;进一步则复兴原有的区域朝贡体系,以中华三教重新整合中华文化圈诸国;最终则实现全球天下体系,中华文明泽及天下,王道无外,耶回印度教及拉美非洲诸国一皆统于三教之化,奉中华为共主也。一统天下的途径,还是循由国内的一个经教多个子教的模式。

 

也就是传统中国的三教模式以儒教为经教释道居子教之首要推广到全天下。其余东西正教可于其本土为辅助居于子教之末,不需在全天下推行也,如印度教在印度,伊斯兰教在中东,东正教、天主教在欧美,这就是儒释道和其他教法的关系。历史上,高丽朝鲜越南诸国之接受中国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的,即全面移植中国的三教模式。总之吾周边诸国之情型可为未来世界各地全面中国化之小型预演,汉字圈外之儒化圈其初阶,日本其进展,丽鲜越则其近于成也。

 

第一阶段在国内复兴传统的三教模式的过程即是尊王攘夷之过程也。因为在复兴前,中国已严重西化,即是已严重夷化,夷化的中国无异于一新夷狄也。

 

故尊王即尊崇中华文明,复兴原本之中国文化,即再中国化也;攘夷即是不赞许西方文化入主中国,逐步驱逐中国之西方化,即去西方化也。这要经过三步才得大体完成中体也即传统政教之复兴:即价值信仰之复归、教育体制之复兴、政教体制之复兴三步。走完这三步,尊王攘夷的任务大体完成。

 

第二三阶段属于王者无外向度之推行,即将中国化由诸夏而夷狄,广播于天下也。

 

(西元2014年秋完稿)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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