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为什么《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

作者:李存山阅读数:595发表时间:2017-10-12
李存山

李存山,男,西历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等。

为什么《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

作者:李存山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一日庚戌

          耶稣2017年9月20日


 

 

宗璞先生提议删去《三字经》中的“三纲”,我给予支持。这一删去“三纲”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已由东方出版社在2017年3月出版。因我知道在学界以前曾有过关于《三字经》是否可作删改的讨论,也有过对“三纲”不同认识的争议,所以在此书出版后就已预计了会有不同的评价。


果不其然,我在微信中发布此书出版的消息后,就引起一些学友不同的议论。此后,在《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和《中国艺术报》等报端和网站续有关于“《三字经节简注本》删改‘纲常’有待商榷”的报道。


比较晚近的是,卞广春先生在8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三字经》可以编注,无需删改”的观点。我认为这些讨论是正常的,但对于有的网站为卞文加上了“粗暴扭曲,不伦不类”的标题则大不以为然。以下,我先对卞文作一答复,然后简略谈谈与此讨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卞文的主要观点是:“阅读古代经典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动摇原作的思想脉络和情绪基础,也不是对古代经典直接动‘刀子’,将不适合现代的内容删除掉,将不符合当代思想的修改成想要的样子。我国的古代经典数不胜数,如果都按照现代人的思想,将所有古代经典删改一次,有多少人会同意呢?”

 

我对以上观点是同意的,这也是校勘、编注古代经典的常识。不过对于《三字经》,我认为还是应该将其与一般的“国学经典”有所区别。


首先,这是一本童蒙读物,它不是中华文化的“元典”,而是儿童在读中华文化“元典”之前的一本有广泛影响的入门书。我们说的中华文化“元典”,主要是指“五经四书”。如《三字经》所说:“小学终,至四书”,“四书熟,如六经”(因《乐经》不传,故实际上是“五经”)。《三字经》是属于“小学”中的一部分,而在“五经四书”中并没有“三纲”一词(至于是否有“三纲”之义,这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容后稍作辨析)。《三字经》中讲“三纲”,这可能会给儿童以后读“五经四书”造成先入为主的误识。

 

其二,作为童蒙读物的《三字经》,并不完全适合卞文所说的“阅读古代经典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成人来说是如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也可以引导这样做,但是对于初识文字的儿童,要求他们区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显然是不现实的。当他们在读到“三纲者,君臣义”时,势必会造成他们理解上的困难或困惑。因此,宗璞先生的考虑,是仅就童蒙读物适合现代儿童而言。若对儿童以上的读者,则不必也不应如此改,因为他们自应有理解和鉴别的能力。

 

其三,《三字经》产生的年代是在宋元之际,在元代以后广泛流传。因它属于童蒙读物,所以它的“经文”远没有像“五经四书”那样的权威性,这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多种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如早期版本述历史进程至“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到明代版本就增入了“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等句;到清代版本又增入了“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等句;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坊间刻本更增入了“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等句。这些不同版本的流传,主要是出于童蒙教学的需要,而不是拘泥于保留早期传本的“历史原貌”。由于《三字经》不同版本的流传较广,所以一种版本不可能取代或淹没其他版本。使用哪种版本的《三字经》,这决定于教师和家长的选择。我们这次重新编注的这版《三字经》,也同样是如此。因为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宗璞先生已写明了“我为什么要删改《三字经》”,我在“《三字经》简介”中也对《三字经》的版本流传以及删改其中“三纲”的情况作了说明,所以这不致引起版本的混乱。至于把删改的情况没有在经文的注释中作具体说明,这也主要是考虑到童蒙读物的特点,免除儿童阅读的负担,而老师或家长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在这里作说明和引导。

  

一般认为,《三字经》在历史上虽有多种版本流传,但大体上保持了原貌。然而这种说法不是很适合民国时期由章太炎先生重订的《三字经》,这次“重为修订,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应该说比起原貌已有较大的变化。在增入的部分中,不仅有“天干地支”等传统的知识,而且有“曰赤道,当中权。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等近代以来的知识。重订版虽然仍保留了“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但也增入了“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次兄弟,及朋友”。我认为,太炎先生的“五伦”之说实更符合先秦儒家所讲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易传》)。把夫妇、父子之伦放在君臣之伦的前面,这与“三纲”之说首先强调君对臣的权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太炎先生在《国学讲演录》中对“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义”有论述)。更值得肯定的是,太炎先生把原《三字经》后段的“上致君,下泽民”改成了“上匡国,下利民”,这更体现了民国以降的时代特点,实已蕴含了对“三纲”之说的否定。宗璞先生把“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等等,改成了“为祖国,为人民,寻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这与太炎先生的修订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更符合现代的教育方针。

 

在《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这一句是上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下接“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有把“三纲”视为“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的意思。因此,从形式上说,这不是讲“历史知识”,而是将其视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圣教条。其实,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三纲’之说,始于汉代。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未讲‘三纲’。……《韩非子》书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0页)张先生所说是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我在近年发表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和评价》等文中也指出:“三纲”之说是汉儒适应“汉承秦制”的一种“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常”。如果在《三字经》中保留“三纲”,那么,若要让儿童明白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道理,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在对《三字经节简注本》引起争议的报道中,有的报纸使用了“删改‘纲常’有待商榷”的标题。其实,对“纲”与“常”有所分析,如牟钟鉴先生提出“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这也是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宗璞先生在给《中国青年报》的信函中已指出:“我在节简注本中只删去了‘三纲’,对‘五常’并未改动。”当一些成人(包括一些媒体记者)对“纲常”还没有新的认识时,若要让儿童理解这一点,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这也可能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这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重订版的《三字经》至今仍是流行的版本之一;而这次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只是因为删去了“三纲”,就引起了“粗暴扭曲,不伦不类”等等非议。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有一部分学者仍肯定“三纲”具有现实价值,甚至有的还在为君主制唱赞歌。宗璞先生说:“删去三纲以后,加上了我的少许想法,这本书并没有坍塌,而是更有光彩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一部分学者的理解和认同。我的一位学友曾评议说:“这么改相当于拆北京城墙,罪过!”而我认为删去“三纲”只相当于去掉了紫禁城里的皇帝,而城墙还在。对于少数学者仍肯定君主制的合理性,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那么不仅“紫禁城里的皇帝”还在,而且北京城墙里的天坛公园、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中南海、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还有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等等,都是帝廷或皇族的禁地;若仍如此,诸君难道真想回到那时的“北京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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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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