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明】论“修身立本”:泰州学派王襞的哲学美学思想

阅读数:602发表时间:2017-11-30


论“修身立本”:泰州学派王襞的哲学美学思想

作者:黄石明

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三日辛酉

           耶稣2017年11月30日

 

摘要:“修身”属于审美实践论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哲学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王襞继承与发展了王艮、王畿的“修身”论审美实践思想。王襞强调“修身”的重要,认为“修身”是形成审美人格的重要前提;王襞认为“良知”乃“修身”之“本”,“修身”就是要守持“良知”,“修身立本”即守持崇高的审美人格境界。而审美人格境界是“良知”本体与“格物”实践工夫的统一。

 

关键词:泰州学派、王襞、审美实践、“修身”

 

作者简介:黄石明,江西井冈山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江苏省美学学会理事,扬州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研究、文化理论专题研究。出版合著《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译著《外国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的次子。九岁起,随王艮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一日大会,不下数百人,公(王守仁)命童子歌,众嚅,先生(王襞)高歌自如,阳明呼视之,讶曰:‘吾说吾浙无此子也。’奇之。又一日,入公府,数十犬丛吠之,先生神色不动。众犬委委而退,阳明益奇之。谓大众日:‘此子器宇不凡,吾道当有寄矣。’乃叫王襞师事王畿、钱德洪,先后居留越中近二十年。”[1]王襞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予弱年侍先君学于阳明山中,山中蹡蹡而云集者,率皆天下巨儒硕士,咸以幸不世之奇逢,以是予数十年以来悉心究竟,颇窥其际,慨人之不与闻也。”[2]由于他早年从学王门,接触的又是“巨儒硕士”,加之自己“数十年以来悉心究竟”,为他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守仁逝世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其得力助手,“时四方来学之士,云集安丰者,日不下百人,率皆先生应酬之,内外上下贴然也。”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开门讲学,“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3]。据袁承业编《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初步统计,王襞弟子共116人,分布广泛,其中江苏56人:泰州44人,扬州5人,盐城3人,常州1人,镇江1人,南通如皋2人;福建4人,江西3人,湖北2人,安徽1人,四川1人;未详地域49人。而据《年谱》记载:嘉靖十八年庚子,王襞三十岁,为了继承其父的遗志,宣传王艮的思想,扩大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于“是年,开门授徒,毅然以师道自任,凡月三会,聚讲精舍书院”。由于他讲学精辟,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4]。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罗汝芳聘之宁国主讲水西书院,蔡春台聘之主讲于苏州,李文定聘之福建兴化,宋阳山聘之江西吉安,李臬华、樊养风聘之真州,董燧聘之建宁,耿定向聘之金陵。“主讲之地,殆难悉数。”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5]。王襞在南京讲学期间,时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的李贽曾经拜其为师。由于王襞开门授徒,四处讲学,王艮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焦竑在《王东厓先生遗集》中说:“今东南人传王氏之书,家有安丰之学,非东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至此?”[6]由此可见,王襞和王栋一样是王艮的左右臂,在继承和传播王艮学说,扩大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修身”属于审美实践论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哲学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王襞继承与发展了其父王艮的“修身”论审美实践思想。

 

王心斋主张“修身立本”:

 

“学也者,学为人师也。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故必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是为一家之师矣。身在一国,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国之师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之师矣。”[7]

 

因为王艮认为“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8]”其“修身立本”的思想可追溯到先秦儒家那里,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9]”孔子强调如果自己本身都不能端正,又怎能端正别人,更不用说治理国家大事了。在《荀子·君道》篇中,荀子提出了君主自身的行为是决定国家治理的重要条件的见解:“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10]”荀子认为君主好比立柱、圆盆,人民好比影子、水,立柱端正、盆圆,影子就端正,水就圆。正是从这一意义说,“修身”比“为国”更为根本。孟子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但只是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点到而止,未有详尽的阐发。王艮的观点渊源于《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2]”在某种程度上,王艮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但是他特别强调“修身为本”,王艮认为《大学》强调修身为本,不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末,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末;明白这个道理叫做知本。其子王襞继承与发展了王艮的“修身立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王襞强调“修身”的重要,认为“修身”是形成其审美人格[13]的重要前提。王襞认为:“身之不修,而致家齐、国治、天下平者,未之有也;未明明德而能亲民者,未之有也。曰正心,曰诚意,所以修身也,立本者也。[14]”王襞认为家国天下之所以未“齐”、“治”、“平”者,主要在于未能“修身”,未能修身便不可能齐家,未能齐家就不可能治国平天下。王襞把“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认为“修身”是关系到社稷存亡、家庭兴衰的大事。“修身”被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加以观照,“修身”的重要性被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王艮的论述中比较少见。

 

其二,王襞认为“格物”是其审美人格的实践工夫。他把“格物”与正心、诚意、修身、立本联系起来,他说:“格,正也,犹絜矩以正本而末正者也,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圣学只在正己做工夫,工夫只在致中和而已矣。舍本而末上致力,如之何其能位育而止至善也哉?《中庸》、《大学》一旨也。若离家国天下而学,而知便不致,意便不诚,心便不正,总不能修身以立本也。故其功归于格物,一正莫不正者也,是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也。[15]”也就是说,王襞一方面继承了王艮的“格物正己”思想,认为“格物”,“只在正己做工夫”,不能“舍本而末上致力”,也不能“离家国天下而学”,要“修身以立本”。只有坚持这样的“格物”,才能做到“正己而物正”,“一正莫不正者也”。因此,必须通过“格物正己”,“反躬自求”,达到“正本而末正”。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格物正己,是“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也,何等吃紧,何等简约,不须许多辩论也”[16]。他批评那些“不知反躬以自求”的人是“可悲”的。他说:“古今人人有至近至乐之事于其身,而皆不知反躬以自求也,迷闭之久则临险阻以弗悟,至枯落而弗返,重可悲也夫。[17]”也就是说,王襞认为,只有通过“格物”这个审美工夫(实践)途径,才能达到其“正心”、“诚意”、“修身”的目的,才能形成其审美人格。

 

与此同时,王襞从人格美学的角度来阐述“格物”说。其云:

 

知立本以齐治平,则所谓致知也。知此则知至矣,顺以动者矣。如之何而能知,必以修身为本也,格物而知至矣。格身与家国天下之物也,家国天下之弗应以齐治平者,特未反于身而修焉耳。

 

良知在人随处发现,不可须臾离者。只为世诱在前,起情动念,自幼便污染了,应接之间,不免牵引迷溺之,患所嗜所欲沾贴心目间。伊川先生所谓开眼便错,搅搅扰扰,全做主不得,岂不为天下之大蠹乎?非良知之病。[18]

 

王襞这前一段话是诠释《大学》内容的,他认为己身与家、国、天下都是物,物有本有末,己是万事万物之本,而家、国、天下是末。正心、诚意是修身也,立本也。本立,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格物来讲,格就是正,己正则天下万物皆能正。后一段是解释心为主宰的。王襞认为人的行为出错并非“良知”有病,而是由于情欲的干扰,良知不能成为身体主宰。治疗此病的方法,全在让良知(心性)成为主宰。如果人人具有“良知”即崇高的审美人格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以上这两段话,虽然是就不同问题进行阐发,但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因为格物就是正己,而正己的重点在正心。正心就是“明明德、亲民”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就是让“良知”时时成为主宰,让审美人格经常成为人们的主导人格,这样就可以实现“修齐治平”的审美社会理想了。

 

其三,“中”、“良知”乃“修身”之“本”,“修身”即守持崇高的审美人格境界。王襞继承了王艮的“中”即“良知”、“良知”即“性”的观点。王襞认为“修身”就是要守持“良知”,即守持崇高的审美人格境界,要“自能辨是与非”。“良知”就是“修身”之“本”。王艮云:“近有学者问曰:‘良知者性也,即是非之心也。一念动或是或非,无不知也。如一念之动,自以为是,而人又以为非,将从人乎,将从己乎?’予谓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19]”王艮认为能够明辨是非的良知就是“天命之性”,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的,而王襞是从审美工夫(实践)论的角度来阐述的,进一步发展了“良知即性”的思想,把“良知即性”论发展成为良知本体论与工夫论的统一。王襞认为:“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毫不劳勉强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20]”如前所述,王襞认为“良知”是自然人格,也是审美人格的最高境界,“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是本然之体”,或“乾之体”,每个人都有“本有具足的良知,此知人人本有”。人的这种良知,“刚健中正,纯粹至精”,“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因此,“不容人分毫作见加意其间”,不要人为地加以干涉,应该听其自然,让其自由地发展。人一旦确立这种审美人格,那么就可以说确立了人生之根本。但是这种审美人格不是天赋的,而是要经过后天的努力修习即审美实践才可能拥有。

 

王襞从审美工夫(实践)论出发,反对对圣贤经典进行教条式的学习,特别是反对“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其云:

 

天命之体夫岂难知,人之视听言动天然感应,不容私议。是则乾易坤简,此而非天将何委哉?特人不能即此无声无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我也。”今皆以铄我者自学,固有者为不足,何其背哉?

 

人之性天命是已。视听言动,初无一毫计度,而自无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聪明。于兹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谓不智而不巧。则其为学不过出于念虑亿度,展转相寻之私而已矣,岂天命之谓乎?

 

今人才提起一个学字,却便起几层意思,将议论讲说之间,规矩戒严之际,工焉而心日劳,勤焉而动日拙,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秽而谓改过。心神震动,血气靡宁。不知原无一物,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但不碍流行之体,真乐自见,学者所以全其乐也,不乐则非学矣。[21]

 

王襞从审美工夫(实践)论出发,认为人的“天命之体”,或“天命之性”,“自无不知不能”,不需要像道学家们所提倡的那种“工焉而心日劳,勤焉而动日拙”的教条式的学习,他批评当时“一切学术尽皆支离”,而学习又是“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其为学的目的,“不过出于念虑亿度,辗转相寻之私而已矣”,是“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秽而谓改过”,实际上是要人们通过学习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他批评“今皆以铄我者自学,固有者为不足,何其背哉”。王襞重视良知本体、主张建立独立自由的审美人格。王襞不主张死钻书本,以免“昏沉苦恼,终身无有出头之期”。其云:

 

“今日之学,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书册道理上,不在言语思量上……此非异学语,盖是尔本有具足的良知也。此知人人本有,只是自家昧了;所以别讨伎俩,逐外驰求;颠倒错乱,愈骛愈远;牵缠论没,昏沉苦恼;终身无有出头之期,深为可怜悯者。”[22]

 

王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学习,反对读书。其本身就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九岁即从王艮游学于王阳明门下,其和王艮一样认为学习是一种乐事。其所反对的学习,只是那种“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的学习,是“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秽而谓改过”的学习,是“别讨伎俩,逐外驰求;颠倒错乱,愈骛愈远”式的学习。他主张“学者自学而已,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23];主张“吾人之学必造端夫妇之与知与能,易知易从者而学焉……而不可强而入也”[24];主张人们只要体认自然赋予的天性,而不必向圣贤经典(书本)“讨伎俩”,不要让“书册道理”束缚了自己的天性,用不着“戒慎恐惧”、“省察克治”的功夫,用不着“吾日三省吾身”来检点自己,“若将迎,若意必,若检点,若安排,皆出于用智之私,而非率夫天命之学也”[25]。王襞之所以反对读圣贤之书,主要是因为圣贤经典、程朱理学束缚人们的天性和手脚,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襞的审美实践(工夫)论也是一种本体论,学习是良知本体论的应有之意。王襞虽然强调良知自然,但也认为对于百姓来讲必须正心,也得使心作主宰,即让“良知”成为审美人格的主宰。由此可见,良知自然并不完全排斥审美实践工夫。只是一旦心能作主,便应随顺本心(性)而动,不须再干预,也就是说,王襞的“自然”是就“良知”成为审美人格的主宰之后而言。可见,他反对人为,是反对“良知”成为审美人格的主宰之后,还要人为用智,但是他绝不反对实践工夫。简单说,在“良知”成为审美人格的主宰之前,需用工夫(即正心);在“良知”成为审美人格的主宰之后,需要自然。这点非常重要,不然就曲解了他的“自然”和“正己”(心)本意。在王襞看来,无论是尧舜还是孔子,都是具有“良知”这种崇高审美人格的圣人君子,其心性都能自作主宰,所以率性而动,日用皆道。后学者之所以对此没能贯通,是因为他们不能了解尧舜与孔子的崇高审美人格的妙用,而受到外界种种知见干扰,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像尧舜与孔子那样崇高的审美人格,其云:“盖天命之性,其所具足与千圣同源。特在纷华势利中,为其所惑,乃生妄见,将虚洞之府,掩蔽其真窍,而日用动作,始失其妙运矣。[26]”所以后学者就需要学习具有“良知”这种崇高审美人格的圣人君子的行为,而不是后儒的“支离之习”。

 

综上所述,王襞认为,“良知”乃“修身”之“本”,“良知”乃审美人格之本体,“修身立本”即守持崇高的审美人格境界。而审美人格境界是“良知”本体与“格物”实践工夫的统一。应该说,王襞受王龙溪本体与工夫相统一的思想影响较大,王龙溪认为,在良知没显露前,非常重视工夫,倡导以“默证”,体悟心性。而一旦良知显现,则随顺而行,不须用力。所以,他说:“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何尝照管得?又何尝不照管得。[27]”王襞关于证知本体的方法与王龙溪不尽相同,他没有默证之类的见解。但就体证本体用工夫、良知显露重自然而论,他与龙溪的思想几乎一致。从这点上看,他确实继承了王龙溪的思想,联系上文王襞关于“格物”为正己的观点,又显然与王艮的思想较一致。所以说,王襞对于他们两人的思想都有继承,也有发展。

 

注释:

 

[1]王襞:《年谱》,《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王襞:《庆东淘吴友士贤五十序》,《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33页。

 

[3]王元鼎:《先生行状》,《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第209页。

 

[4]王襞:《年谱》,《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5]王元鼎:《先生行状》,《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第210页。

 

[6]焦竑:《序》,《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第205页。

 

[7]王艮:《答问补遗》,《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第39页。

 

[8]王王艮:《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第6页。

 

[9]孔子:《论语·子路》,见《四书集注》(朱熹),(怡府藏版影印本),巴蜀书社1985年版。

 

[10]荀子:《荀子·君道》,见《荀子集解》(清)王先谦撰,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孟子:《孟子·离娄上》,见《四书集注》(朱熹),(怡府藏版影印本),巴蜀书社1985年版。

 

[12]王艮:《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所谓“审美”,就是指人类基于完整、圆满的经验而表现出的一种身心洽适、灵肉协调、情理交融、知行合一的自由和谐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参见姚文放:《“审美”概念的分析》,《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第102页。而所谓人格,是指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审美人格是对向善的德性人格与求真的智性人格的升华与超越,是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参见姚文放主编:《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4]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15]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4页。

 

[16]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17]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4页。

 

[18]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5页。

 

[19]王艮:《奉绪山先生书》,《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20]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5页。

 

[21]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22]王襞:《寄会中诸友书》,《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23]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6页。

 

[24]王襞:《上道州周合川书》,《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20页。

 

[25]王襞:《上敬庵许司马书》,《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9页。

 

[26]王襞:《语录遗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第216页。

 

[27]王畿:《中庸首章义解》,《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八。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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