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强】高贵抑或低俗——曾海军《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读后感(甲篇)

阅读数:645发表时间:2017-12-06


原标题:高贵抑或低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读后感(甲篇)

作者:高小强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九日丁卯

            耶稣2017年12月6日

 

  

 

如何对待历史文化传统?人们常常会自然地想起所谓“推陈出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等一类说法。这类说法之所以令人生疑生厌,不仅是因为孔子上承二千五百多年,下开二千五百多年的华夏文化传统之伟大创造,却尚且仅仅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子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而现代人却如此大言不惭,可在文化传统上就连最起码的“述”都难说做到了,哪里还谈得上“作”呢!现代人的确有一种来自于所谓“进化论”的妄自尊大,自以为时间上最晚出者,也就理所当然地是最进步最先进者了,其实却未必如此。再者,还由于西力西学强劲东渐,自家文化传统在主体上早已被宣判为一无是处,于是人们纷纷从西洋引入所谓最先进的“主义”、“观念”等等,仿佛摇身一变就已立于人类进步之巅,足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般地评判一切的一切了。实际上,他们要么是震慑于西洋的强势文明,自惭形秽,始终沉溺在中华文化失败主义的巨大阴霾之中,不能自拔。于是我们尽管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却不仅不敢为之骄傲自豪,反倒是惟恐不弃之若敝屣而后快!即便以为传统或许还稍许具有价值,但也决不能由其自身说了算,而是非得由别的“主义”或“观念”来加以裁决定夺,否则就绝不可能被肯定为有任何价值!要么他们或许对西洋还略知皮毛,却对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几近一无所知,竟也胆敢把华夏整个历史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曰“专制政体”,或者“封建主义”,或者自古即“停滞不前”,且其当下的“病原”皆古已有之,等等,乃至钱穆先生不得不慨然叹之,他讲:我们中国尽管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与民族文化之国家”。

 

而海军老师《论集》的首篇论文《孔子论“正名”》恰恰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难题,作者一反当下普遍时髦的做法而行之,运用真正的历史意识,拨乱反正,为孔子及儒家之“正名”思想正名。现代人总是动辄想要截断历史之流,要么囿于所谓认识论之名实之辨,要么耽于所谓权利平等之说,以此来解读孔子及儒家之正名学说。应当说尽管有荀子的《正名篇》,但孔孟儒家的正名仍然主要是伦理道德意义与政治秩序意义上的,而非主要是尽管也并不离弃认识论上的名实相符意义。总的来讲,前者属于德性之知,单纯的后者则仅属于闻见之知。儒家关注的重点始终在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儒家所谓“学”皆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学,全副为“德性之知”。儒家多在“正德利用厚生”上考虑“闻见之知”,故闻见之知绝不自外于德性之知。至于把权利平等奉为至上,这只是现代人的擅场,古代人一般都不会这样看,他们普遍地奉行等级制,不过儒家并不仅仅关心出身及官位的等级制,而是首要注重德性修养境界上的高低差别,譬如儒家之君子与小人之辨,现代最后一位宋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就明确指出:“先儒释君子有二义:一为成德之名;一为在位之称。其与小人对举者,依前义则小人为无德;依后义则小人为细民。然古者必有德而后居位,故在位之称君子亦从其德名之,非以其爵。由是言之,则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也。”

 

今日不是有个时髦话题:什么是普世价值吗?我们听过了太多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理性等等,然而我们即使认可它们的价值,它们于人类也仍然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漂浮不定,难以落实下来。为什么呢?答案不外乎是:它们或许就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或许即使可以算作是,也不能是根本的普世价值。阙失了根本普世价值这个基础,它们要么就象蹩脚戏子总唱不准调,演砸了剧;要么就只做了今日种种禽兽行为的遮羞布。那么,何谓根本的普世价值呢?张子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船山亦云:“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所以事亲。”这就是说,“尽敬以事父,则可以事天者在是;尽爱以事母,则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亲,则所以存心养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妇之义,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则所以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者在是。”亦即事天即事亲。不但“天人合一”,而且“天亲合一”,天道与孝道为一。于是在儒家看来,任何普世价值孰能大于亲亲敬长之仁义原则!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试问天下古今谁不是父母的孩子?而禽兽亦有父子,那么人畜之别又何在呢?不正在于儒家从来就强调的“父子有亲”之理吗!由此而推出“五伦”与“十义”,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由此而有“三纲五常”的主张,其中尤其“三纲”几为现代人所不容,或许该在这里略作正名,曾读过李秋莎博士对此的辨析,甚为精道,不妨听听,她讲:“自董子言三纲,垂千载以为当然,三纲之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举伦常之大。‘外则君臣,内则父子’,咸恒之道,生化之源也。其言若曰:君、父、夫为一先行者,臣、子、妻为一从效者,前之于后,始而能肖;后之于前,成而效之,以网譬伦序,其在于中,犹纲之于目也。使前者见之,惟自问于仁、慈、义;使后者见之,惟自勉于忠、孝、听,而举仁、忠、慈、孝、义、听,皆将归于肖天地肖先行者,此言所谓举先包后、举始包成,是未为偏举也。人于其间,各见其性分之当然,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之义,亦不为别也。君、父、夫为先行者,将为后进开一派天地,见此三纲之言,则其战兢惕厉之意,或将有不能遏者乎?古之君子正己不责人,闻言三纲,惟见己之职分而生惕厉,今人或习于权责对等之说,见此先思他者之责,亦其宜矣,惟非董子言语之失也。”

 

孔子最为完整的“正名”观念首次出现在《论语·子路》当中,亦即君子“为政”首当“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而直接引发孔子强调正名的具体事件,正是当时的卫君父子三代,他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恶劣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实例。而在《述而》中,又因冉有尚不完全明白夫子正名的坚定主张,而有发问:“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夫子为何不为?胡氏指出,因为“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儒家政治原则最主要体现在《大学》所谓“以修身为本”和“以齐家为重”的主张上,也就是《大学》的三纲八目,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而易见,政治不能自外于亲亲齐家,譬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再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典范,在《大学》里引《诗》赞美文王,即:“‘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再有,据载,当尧让臣下推举天子接班人时,之所以推举舜的理由也就是舜即使其“父顽,母嚚,象傲”,却依然能孝事父母,友爱兄弟。而尧又对舜的进一步考察就是把女儿下嫁与舜,把几个儿子派到舜的家里一起生活,看舜究竟如何齐家而家齐的。所以,《中庸》引孔子的话赞美大舜道:“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而孟子亦特别强调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孔子还明确地把这肯定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并特意赞美舜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综上,透过典型的正反实例,我们大概可以稍许领会孔子正名主张之良苦用心了,而海军老师所说的“正名”,一种高贵的意蕴,所谓高贵,也就是崇高,的确也只有始终在德性上自觉其尊卑贵贱的前提之下,高贵与崇高才会成为社会所普遍赞美与追求的目标。而一个以低俗为时尚、以粗野为荣耀、以无耻为习常的时代,是必定会杜绝高贵与崇高、拒斥理想的。倘若我们长期身处低俗、粗野、无耻当中,一直为其耳濡目染,习蚩为蚩,甚或以蚩为妍,同时现代人所主张的那些东西多半又仅仅在为之开脱甚或推波助澜,那么我们终究会堕落沉沦了还不自知呢!

 

岁次己丑年闰五月二十草拟

 

岁次丁酉年十月十八修定

 

【附录】

 

曾海军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出版暨绪论、目录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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