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从传统文化中提炼为官之道

阅读数:696发表时间:2018-01-10


从传统文化中提炼为官之道

作者: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廿四日壬寅

           耶稣2018年1月10日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塑造了古代官员的为政之道,而中西文化对官员的塑造又有何不同?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先回到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及其开创者孔子那里。

 

孔子长年周游列国,欲实现“行道而再兴东周之治”的政治抱负。虽然孔子的入世并不被所有人理解,反遭误解、诋毁,但他不忍出世、离群,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而要与天下人同群。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因此他也就不能离开政治。孔子不但不回避学习求仕,还鼓励弟子从政。

 

学与政、学与仕的关系,也在最见孔子精神的《论语》中得到体现。首篇“学而”篇言学,次篇“为政”篇言政,学与政结为一体。即便是专门言学的“学而”篇也出现为政的问题,比如第十章言孔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第五章则专门说如何“道千乘之国”,即如何治理国家尤其是大国。

 

国家该如何治理?“为政篇”首章说:“为政以德”,即为政者的德性成关键与根本。为政以德更具体为“敬”,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等。这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修己治人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修身之内圣只是起点,从政而“治国平天下”才是终点。

 

修己以敬是为政以德的起点,而后有扩展,这就是《论语》中所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大国治理,不同于只有几万公民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归为一点,孔子所谓大国治理之要,全在一心、全在一个“敬”字,即面对万民、处理万事要慎重尽心,要慎始,尤其要善终。另外,政事大多繁杂容易使人生倦甚至懒于政事,因此孔子又进一步对为政者提出“无倦”的告诫。

 

将“敬事”与“无倦”结合起来,可以体会政治的意义所在,也能体会政治家的安身立命所在。修己治人的最终目的是行大道,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历代贤臣的鞠躬尽瘁以及汉武、康熙等帝王勤政的意义何在,就能理解为何中国传统中几乎所有一流精英尽数投身政治实践。

 

修己治人之道在于为政者的德性、心性,但同时也制度化为一整套外在的士大夫官僚制度,其价值理念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实质所在,即官之为官,不只是表面的政治权力问题,更在于贤能。修己治人的制度化,促使中国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独有的士大夫阶层。以修己治人为基础的士大夫精神,更是成为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所在。

 

作为对比,再来看西方文化下的官员。西方没有士大夫阶层,西方文化在政与教,即基督教的神权与世俗政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最初,神权强调人的得救在于上帝而不在世俗政治,因而对世俗政治、政府不信任。到了近代,西方虽然出现对神权政治的批判,主张政教分离,但又转向了对世俗政治权力的极度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见,西方传统上并不像中国这样强调“政者,正也”,不像中国传统上就有“好官”的观念。西方世俗政治虽然经历了摆脱宗教的独立过程,但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传统而不完全信任世俗权力的情况仍然存在。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与教化一直合而为一地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不存在对政治、政府的不信任问题。

 

另外,西方近代社会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以工、商以及资本为中心,政治实质上是围绕工、商、资本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一直处在社会中心位置。

 

西方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由世袭的国王、领主、骑士掌控,文化却掌握在基督教教士那里,再下面则是农民与农奴,这就形成了不同阶级,出现代表不同阶级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到近代发展出多党制,西方社会对政治的理解,也更强调多党之间的竞争和权力之间的制衡。

 

多党制竞争以竞选执政为目的,注重演讲、辩论及许诺,以打动和争取选民。但中国传统却不一样。《论语》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实际关涉到识人、用人问题,要求官员谨言慎行、行在言先。孔子强调的“敬事而信”的“信”,其实也与这种言行逻辑有所联系。西方政客竞选时的许诺与当选后的兑现往往是两码事,所以竞选之“信”大打折扣。

 

初步比较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下的官员后,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塑造力,对今天的官员又有怎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大国政治,政治和政府仍是社会主轴,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上。与党的重大责任担当相对应的,是对党员干部较之普通百姓更为严格的自我约束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员的修养、作风建设,强调党纪严于国法,这些在深层次上都是对士大夫精神、对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更新。除了党员的严以修身,全世界政党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这也是对“仕而优则学”的继承与现代转化。

 

如上,我们看到“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传统对今日中国官员的深刻塑造。中国原生道路文明深厚的精神传统使官员不需要宗教,而能在政治实践中明大道、行大道。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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