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北宋与辽国的军事实力比较

作者:吴钩阅读数:644发表时间:2018-01-12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北宋与辽国的军事实力比较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廿六日甲辰

          耶稣2018年1月12日

 

   

 

辽国的前身是游牧于北方草原的契丹部落,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此时赵匡胤尚未出生),统一了契丹诸部的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帝国,国号契丹。二十年后,中原为后唐清泰三年(937),军阀石敬瑭叛变,并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至此,契丹帝国的国土北至贝加尔湖,西抵中亚大漠,东临日本海,南部则跨过长城切入中原。再过十年(947年),因石敬瑭的继任者石重贵与契丹反目,辽太宗耶律德光发兵直逼开封,灭晋,同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称“大辽”。

 

赵宋建立后,赵匡胤曾于开宝二年(969)亲率大军北伐,包围北汉太原城,却由于辽国出兵助汉,宋师无功而返。辽国之强悍,可以左右邻国后晋与北汉的存亡。

 

当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先后平定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各个割据政权之后,注定要跟大辽直接摊牌。

 

对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宣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而对辽国而言,其势力之强可以征服草原诸部落,发兵灭晋、灭渤海王国,迫使高丽纳贡称臣,未尝没有挥鞭南下、经略中国、统一天下之心。况且,辽国与宋朝之间也有领土争端。原来,后周时,周世宗柴荣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承。此即所谓的“关南之地”。辽国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借口,频频发兵南侵。

 

因此,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前,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一直互有征战。这差不多就是宋辽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历史宿命。

 

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

 

相信许多朋友会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一首宋词写道:“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

 

其次,在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路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

 

宋辽双方军事优劣势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宋朝部队很难在对辽战争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能双方对峙。

 

毫无疑问,宋辽之间谁也吞不了谁的战争,如果长久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在承认即成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协议,无疑是双赢的选项。我们对宋辽“澶渊之盟”的评价,也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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