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城】学派、问题与共同体:当代儒学基本问题刍议

阅读数:834发表时间:2018-02-07


学派、问题与共同体:当代儒学基本问题刍议

————首届“青年儒学论坛”笔谈

作者:张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二日庚午

          耶稣2018年2月7日

 

根据会议安排,作为主题引言人,我倍感压力。新时期儒学的论域是广大的,面相是复杂的,议题是丰富的。现就目前学识所及,勉力为之,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作为引玉之砖,供与会师友讨论。

 

一、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

 

本次论坛之所以设置此议题,我想与年初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明辉先生就“大陆新儒家”议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发表的谈话密切相关。李先生在访谈中不甚认同“大陆新儒家”,锋芒直指大陆正兴起的“政治儒学”,认为其立论无据。大陆儒学界也迅速回应,认为“港台新儒学”过于重视心性,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于改革开放30余年的中国实际未免文不对题。正如清代大儒章学诚所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退而言之,学者可有门户,但绝不能有门户之见。新时期的“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虽有各自创生的区域背景与问题意识,但却不能因门户之见,一叶障目。不论大陆还是港台,甚至海外,其基本分享的前提都是“新儒家”,其背后所揭示的共同立场都是为中国文化正名,为中国文化立言,保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从本质而言,新儒家之“新”有其内在的历史叙事。儒家历次鼎革之际,都是直面独特的中国问题。孔子之所以有心创立儒家学派,在于面对春秋末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政治时局,冀图通过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来重建社会的人伦秩序。周秦转换之际,董仲舒等大儒亦要面对从列国纷争到天下一统的划时代巨变,而立基于儒家立场,博采众长,构建一统秩序下的儒家意识形态。等到唐宋佛教东传,道教盛行之际,面对异质的文化形态,淡薄的儒门只有赓续道统,出入佛老,才能别开生面,继之以宋明之新理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中国问题益发凸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其地位不断受到威胁与挑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困境。肩负有存续文化道统的士大夫与有识之士,从康有为、张之洞,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奔走呼号,从政治、社会,到文化、教育等领域试图力挽狂澜,希冀能为华夏保留一丝文教的火种。

 

窃以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今,面对市场经济与各种思潮的冲击,本已是“花果飘零”,成为“游魂”的儒学,如还有一阳来复的转机,儒家就必须有集体的自觉,抛弃门户之见,面对时代问题,持守共同立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努力。

 

二、儒学的分期与问题意识

 

儒学分期问题是当代儒学研究领域多年来的热点之一,最具代表的人物有牟宗三、李泽厚、杜维明等先生。牟、杜二先生主张“三期说”,而李先生则主张“四期说”。最近北大干春松教授也对儒学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先生对儒学提出的问题还不够超前,强调应回到康有为(当然还有其它声音,如甘阳教授认为应该回到张之洞)。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制度设计中看到康有为的影子,哪怕只是一个倒影。在我看来,他的有些设计可能是不现实的,比如立孔教为国教;但是他的思考则是超前的,比如如何保全中国的统一、如何处理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的关系,如何思考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依然是摆在当下政治家面前必须应对的棘手难题。”的确,就我自己专门研究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而言,经过前后对比,我发现其很多问题意识的设置并非原创,而是受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较大影响,虽然梁漱溟本人很讨厌康有为(主要是其人品),但梁启超毕竟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梁漱溟关于儒学的问题设置亦受到了康氏影响。

 

在目下看来,儒学分期不论是三期四期,还是七期八期,其必须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要有对儒学现实处境的迫切关怀。儒学分期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为儒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找到相应的价值立场、问题意识以及现实路径。儒学分期要立足当下,关涉未来,即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全球化,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如何接招,如何回应,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三、士大夫与知识分子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议题大家已有充分讨论,我只想交流一下我的看法。苏州大学张薇薇博士说,传统士大夫具有人身依附性,而现代的知识分子则具有独立的人格。我的认识和看法恰与此相反:现代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具有依附性,而传统士大夫才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为何如此说呢?在以儒家经典为读书人提供知识与信仰的近代教育体系崩溃前,传统士大夫可说几乎都有对道统的担当精神,有一种自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就这个意义而言,士大夫对道统具有一种知识与信仰的统一(此信仰非宗教意义,而是对一种文教传统具有的高度自觉)。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伴随科举取士的取消,由士到大夫的转变过程失去了制度保障而不复存在。同时,儒家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逐渐退缩,而以西洋科学为主导的知识体系几乎控制了整个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导致新式学生对于本有的文化传统逐渐隔膜,进而失去认同感。由此以西洋科学的客观理性精神为衡量一切学问的标准。由此,传统读书人便完成了由有担道信仰的士大夫到只具有客观理性精神的现代知识人的角色转换。

 

同时,还必须指出,士大夫本身在近代以前即为一独立阶层(士农工商)。由于其具有担道的精神与信仰,自认为道统在身,并不对现世政权做丝毫妥协。比如传统的政治架构里有一种谏官,如当政者有违人伦道德底线,则有最极端的尸谏!还有一种经筵讲官,不管皇帝喜不喜欢听,讲官的职责即是传授儒家义理,按宋代大儒朱熹的说法,必要时要“格君心之非”!对于现实政治,士大夫有一条标准,正如孔子所言“从道不从君”!由此道统意识,反而使儒家士大夫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觉群体。相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似具有客观理性的批判精神,但实则变成了一个依附群体。为何如此?现代知识人失去了对道统的自觉与认同,在对抗外部压力时就失去了精神层面的持守,反而更容易妥协,这在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十分明显。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现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这种问题从民国以来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梁漱溟等人所谓的“荷包政治”,知识分子即使当选议员,因生活无固定来源,时常捉襟见肘,便只能依附权贵阶层,给些现大洋便听其随意使唤(孙中山称其为“猪仔议员”),完全变成了依附群体。同时,在建国初期共产党政治阶层的分析框架里,知识分子也基本不是一个独立阶层,要么是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要么是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四、共同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关于共同体的说法,最近比较热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国际场合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看来,此提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上世纪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而后全世界又处在冷战的阴霾下,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及至苏东剧变,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仍不太平,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发达国家亦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和话语权,尽其所能地掠夺欠发达地区,使其陷入崩溃的边缘。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气候危机,生态失衡,毒品泛滥,极端恐怖主义等,都对人类生存构成了极端威胁。习近平主席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儒家“民吾同胞”“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重要思想,倡导和谐共生的大共同体。

 

当然,共同体的重建有多种层级。前面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最高层级,之下还有国家、社会、团体等层级。同时,共同体的重建最为关键的是其核心价值。我想用一观念来阐释传统中国的共同体,即“华夷之辨”,这也是春秋公羊学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来在公羊学的阐释系统里,华夷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如“王者无外”,中国和夷狄的关系也可互换,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此语褒贬之意甚明。即其核心价值是儒家义理,如不持守华夏可堕落为夷狄;如坚持学习夷狄也可进为华夏。但其基本上主张用夏化夷,如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同时,也有一个同心圆似的先后顺序,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但观察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中国在国富民强的时代,华夏观念总是相对开放的;但当在周围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处于守势甚至被欺凌时,则会出现严夷夏之防的观念。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列强觊觎窥伺,面临着保国、保教、保种的多重危机,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可以说已演变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这一面接续了传统的公羊观念,一面又迎合了世界潮流,民族主义可谓于内外都正逢其时,三民主义就是其时最集中之体现。在孙中山的时代,民族主义确是重建中国共同体的理性工具,但那时已出现了世界主义的话语,孙中山对此十分警惕,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处心积虑放的流毒。“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所屈民族,必须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

 

时至今日,伴随中国的逐步强大,传统夷夏观念的逻辑似乎又重新登场,各种天下主义的学说纷至沓来。胡适曾言:“民族主义都是以抗议为开端的。”因外侮而生的救国主义是很常见的。但民族主义更有国家建构即统一和建设民族国家的一面,这是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故胡适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佳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他希望中国人在最后一步努力。且不论中国是否完成了近代以来的健康的民族主义叙事。我这里要批评的一种学说,就是试图越过民族主义叙事而提出一种无价值立场的“天下主义”。虽然是开放的,但传统天下主义,夷夏观念都有其以儒家义理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而现在某些学者提出的“天下主义”,只是借用了天下体系的外壳并作为一种范式建立所谓的新世界秩序而已,并没有承接其内核。正如前述,习近平主席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核心价值,即承续了儒家传统思想,倡导和谐共生的大共同体。因此,在建构所谓的以天下体系为主导的新世界秩序时,不能没有王道政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五、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此议题是各位青年儒学研究者所应当且必须要关心的。就现实而已,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公开场合,如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国际儒联纪念大会等,都大力提倡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013年的8·19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提倡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代表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值得特别珍视。但是,现在儒学圈内部情况比较复杂,派系林立,还有比较激进的一面,特别是民间儒家社团有些活动过于激烈。面对这样的大时代背景,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积极的参与建构,而非摇旗造势,更不能意气用事,坏了大好光景。

 

本来,新儒家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一脉相承,为何有现在“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别呢?这是因为有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无论大陆、港台甚至海外新儒家,都要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及其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如欲在其从前拥有广阔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继续“老根发新芽”,获得应有的前景,就必须真诚的面对共产党,必须要融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在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亦需要中国文化特别是其内核儒学文化的鼎力相助。执政党并不拒斥优秀的传统文化,相反,其一再宣称是中国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正如毛泽东所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党的中央全会中也有具体表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由此,我就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后期思想,谈一谈其在面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建政时,如何沟通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二者间关系。

 

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心为身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则是“身为心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人的身体总被利害关系所驱使,人与人的关系也只能是彼此利用;一切均以身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身的问题不得解决,就遮隐了心”。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团体为其成员设想,使其生活安定、无所牵顾;同时团体的公共事务又是其成员的分内责任,成员自觉为团体着想尽力,双方皆从心而发,“身的问题解决了,心乃透出。”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确有高下之别,其根本就在于资本主义“以身为主”,而社会主义“以心为主”。“以身为主”,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以心为主”,则强调身为心用、强调团体利益。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安顿好后,人们就会出于公心而努力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在他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从心出发”而不能“从身出发”,革命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唤醒人心、团结人心;而中国共产党最擅长赢得人心,成功地把无产阶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理念进行融合,锻造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显示了人心的无私与伟大。在我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道义长存,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义无反顾,这种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也容易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无数社会主义建设者舍小家、顾大家,奋勇向前。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才可弥补物质条件不足,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他认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从“以身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心为主”的社会主义;而中华文化正是“以心为主”的文化,所以其“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复兴”。而这条全新的中国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有中华文化作支撑。

 

通过梁先生的事例,我们可以管窥老一代新儒家学人,在共产党获得政权成功建国,并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巨大成就时,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知识储备及其特殊的社会经历,为沟通融合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努力,使之能协调发展,实现双赢。事实上,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当代青年儒家研究者,更有责任接续老一代儒家学人的问题意识,开创一条既独特又普世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最后,我想以杜维明先生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我相信,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中国道路的普世性必将益发凸显。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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