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璞】关于清朝国号:驳斥M.C. Elliott

阅读数:1044发表时间:2018-02-12


关于清朝国号:驳斥M.C. Elliott

作者:李勤璞 (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3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七日乙亥

           耶稣2018年2月12日

 

清是秦以降我国最重要朝代中的一个,现代中国直接的渊源;清朝巨大地理空间、谨严制度、长久国运、教化的深切与综合性,有力地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国家理想,而未完成内地化的外藩地区,则以民族问题造成现代中国的危机。清的前身是“大金国”(满文作aisin gurun,“金国”,1616-1636),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年号天命(abkai fulingga);太宗皇太极即汗(han)位后,扩张迅速,天聪(sure han)九年派兵征服察哈尔部,得秦始皇帝首创的中国皇帝历代传国玉玺(güi boobai doron,qas buu tamaγ-a),咸认为是天命攸归的徵象,商议推戴皇太极做一统天下的天子(皇帝,hūwangdi)。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举行庄严的祭天仪礼,其后筑坛即皇帝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这是“大清”新朝的起始。即皇帝位前后数月之间,皇太极把金国的制度、典礼全面地改造一遍,成为一个小中国(因为中国——明朝尚在,有待克服)。

 

大元、大明、大清三朝,只有大元建国号诏书上说明了国号是取自《易经》。大明、大清则没有说明取国号的根据,成为后世的疑问。日本市村瓒次郎最早考究清朝国号(1909),至今百年间常有研究者,各种解释都在汉文、汉文化以内。这是正确的,因为一统天下的“中国”,国号年号必用汉字文义。

 

探求国号的意义,可以了解其国体。美国Mark C. Elliott(中文名“欧立德”)就清朝国号提出一个非汉文的解释,重复宣扬,但即使是在其清史专著中也未加论证。本文先论其说法本身不成立,再正面介绍有理据可以接受的成说,以及明清内亚地区有关的文化情形。

 

一、Mark C. Elliott对清朝国号的看法

 

Elliott三次提到清朝国号的语文及其字面意义,前后稍有异同。2001年所著英文专著The Manchu Way一条注(第402-403页)说:“大清”(Da Qing)在汉语意思是“极为纯净”(great pure),但满语名称daicing(来自蒙古语daicin)意味着“战士”(warrior)。Daicing gurun——字面意思“战士之国”——也许同时是一个只有讲满语和蒙古语的人能够明白的双关语。

 

2013年6月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载盛韵《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记Elliott如下看法:“看[满文]原文和看译文的感觉肯定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为此他举一个例子,“大清国的‘清’字,后人觉得明朝的‘明’日、月,属火,而‘清’属水,水灭火。而且‘清’听上去也很好听。如果看满文资料的话,会发现‘大清国’的满文是‘Daicing gurun’,‘gurun’就是国,‘Daicing’是战士的意思,大清国就是战士国,这个词来自蒙语。汉人觉得‘大清’好听、吉祥,但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一听‘大清’,就会觉得热血沸腾要打仗。如果不看满文资料,这些平时不会注意的细节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无法看到清朝的另一个面貌。”

 

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Elliott《乾隆帝》(第78页,英文本第55页)写道:“皇太极选择‘清’这个名称,替代了父亲在1616年有意仿效以前的金朝而选择的‘金’。我们同样也不清楚‘大清’的含义,只知道它在汉语中是‘清澈’‘洁净’之意。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国名在满语中是Daicing,它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均为‘战士’之意。那么,对于那些能够理解这一含义的人而言,皇太极正在就其未来的意图向人们发出清晰的信号。果然,八年后,清兵(Qing warriors)在山海关蜂拥越过长城。”

 

勤璞按,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时所改国号为“大清”,daicing gurun、dayičing ulus分别是新国号满文、蒙古文写法,字面意思大清国、大清朝。英文warrior:战士,勇士;战斗的,尚武的。warrior nation意思为战士的国家、武士的国家。

 

归纳上述Elliott的看法:1.清朝国号daicing是满语和蒙古语,意思均是“战士”;daicing gurun意思是“战士(拥有)的国家”。2.头一次提及daicing的时候说它来自蒙古语daicin(dayičin)。3.满洲人有意起了汉文与满文正好同音的双关语国名(大清,daicing),意思完全相悖:汉文“大清”是祥和的国名,在满语里则是呼吁征服,而征服目标就是汉人和明朝(Elliott用的英语词是China)。因而清朝内部有两类人(汉人及其征服者)、有两个截然敌对的面貌。

 

按照Elliott的看法,战士的国家显然意味着清朝是满洲人以暴力镇守的一个国家,绝非包括汉人在内的“全民皆兵”的国家;战士之国是征服中国者的自勉之词,满洲人蒙古人一听这个词,就听到了号召,热血沸腾,想要征服中国;从国号能够看到清朝满洲人之作为中国征服者的真面目,所谓“清朝的另一个面貌”。而汉人因为不懂满洲语文,竟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清”这个国名是吉祥的而生喜悦,对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位全然不知道。

 

以“兵”为天下国家的名字,这说法如果是真实的,真就显现着“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可怕用心。但是,别的不说,当践天子位之前,皇太极在天坛(abkai tan)向皇天后土庄严行礼,并由礼官祝告天地,不怕上天(abka)知道他违背祝文所说“布恩泽,安生民”的用心吗?不怕汉人知道他欺瞒的用心吗?当时盛京城(mukden,今沈阳)满汉同掌各部,汉官至少有罗绣锦、率太(率泰、李延龄,李永芳之子)、宜成格、王廷选会满文,各部汉启心郎(mujilen bahabukū)一般都会满语文,入关後又选拔庶吉士专习清语(《养吉斋丛录》卷2);在《御制清文鉴》(1708)之前,第一部满语辞典《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附有语法书《清书指南manju bithei jyi nan》,1688)是江南太仓汉人(irgen)沈启亮在北京旗营编纂的,其后皇帝屡次修撰满语与多语合璧辞典,追求四海同文的目标,这些事实显示,清朝皇帝并不拒绝,而是鼓励天下人学习满文,不怕他们知道其中的秘密。

 

二、从语文学驳斥Elliott的幻想

 

清朝国号的满、蒙文写法daicing和dayičing(两者读音一样)本非满蒙语词语,又不是战士之意,仅仅是汉文国号的音写。

 

(一)关于满语蒙古语的daicing

 

“战士”(兵)不是珍禽异兽那样的生活中难以见闻的事物,尤其在皇太极争天下的日子里,盛京地方每天四处派兵征战杀戮掳掠,因而是常见的,当时满语蒙古语分别称作cooha,čerig。但是要像Elliott所说,“战士”这个寻常事物,在满蒙语是用一个人们不晓得的字“daicing”来表示,则一点影子也没有。

 

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其后皇帝第一部满满词典《御制清文鉴》(1708)到御制合璧《五体清文鉴》里面均没有这个daicing词条。这件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daicing这个字用作国号以后,虽然朝廷没有命令,已经忌讳作别的词来使用。但是《元朝秘史》《华夷译语》与现存女真文资料没有作“战士”解的daicing这个字;在大清国号建立之前写就的、后来未经修改的满文《旧满洲档》,也没有。清朝皇帝退位之后的满语、锡伯语、蒙古语词汇,自然不再受到清朝政治的约束,但查阅这三语的辞典,甚至民国期间外蒙古编的《蒙古语详解词典》(mongγol ügen ü tayilburi toli,北京,1994)、当代我国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要么没有daicing(dayičing)这个词条,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大清”。

 

(二)关于蒙古语dayičin(daicin)

 

Elliott在2001年书中说daicing来自蒙古语dayičin,并没有论证两个字之间的关系。后两次不再提这一说,而是直接宣称“daicing=战士”。根据蒙古文monggγol üges ün ijaγur un toli(斯钦朝克图《蒙古语词根词典》,呼和浩特,1988):dai(dayin)意为“战争,敌人”;dayičin,“战斗的,善战的”,是dai(dayin)的派生词。当代蒙古语里,dayin(名词)战争;dayičin(形容词)战斗的,尚武的,善战的。

 

但是词法上,dayičin不能经由后接-g派生出名词dayičing(dayičin+g>dayičing)(清格尔泰《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1992,第587-593页)。

 

(三)关于运用方音

 

再考口语。蒙古语口语里dayičin是否可以发音成dayičing而意思一样?蒙古诸部中科尔沁(qorčin)最早归附后金,并与后金汗家联姻,居于盛京北方,根据现在科尔沁方言,没有-čin变成-čing的现象(查干哈达《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研究》,北京,1996)。

 

追述秦始皇以来的中国(自认天子治理的天下国家;明清两朝对外称中国),往昔情境和观念里,更易国号、称普天下的皇帝,相信必须有上天的眷注和祖先的福佑,此事十分严重,不敢玩忽。皇太极称皇帝、更改国号年号就经历了劝进、犹豫、再劝进的过程,与朝鲜国交涉,举行庄严虔敬的祭天祭祖典礼,重新订立各种制度,这些《旧满洲档》《清实录》可以覆按,石桥崇雄曾使用原始满文纪录深入揭示主要方面(〈清初皇帝権の形成過程〉1994,〈清初祭天儀礼考〉1995,《大清帝国》2000)。国号要正大古雅,有深邃来源,合乎正字法的文语,不会用不稳定的方言土语。方言土语,人言人异,而且天地神和祖宗都会误解。

 

(四)再论蒙古语词汇dayičin

 

上面谈论了没有dayičin派生dayičing这回事儿。

 

查考蒙古语的词汇史,十七世纪初叶写成的蒙古文《俺答汗传》《黄金史纲》,乃至1636年清朝建国改元以后的《蒙古源流》(1662)、康熙、乾隆御制《满蒙文鉴》(1717,1743),均没有dayičin这个词。民国期间内外蒙古学者自己编的辞典《蒙古语详解词典》与《二十八卷本辞典》(qorin nayimadu tayilburi toli)也没有这个词。dayičin是晚近的,可能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新词。满语有名词dain(军旅,战争),满语也有词尾-ci和-cin,但它没有词汇daici和daicin。

 

(五)以往的词源研究

 

检讨有关的词源学研究,Peter Schmidt在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1932)中谓满语daicing来自汉语国名“大清”;另一个与此无关的词dain则来自汉语“敌”(di,*dik)。William Rozycki在其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1994)书中没有daicing这个词条。《蒙古语词根词典》以为dai是汉语“大”借词,dayičing是čing ulus(清朝)的敬称:yeke čing ulus(大清朝);čing,借自汉语“诚”,专心的,诚挚的。

 

以上简要的分析显示,Elliott满蒙语文学知识薄弱却信马由缰,证明他十五年间宣说的信念“战士之国”竟全然虚幻。

 

应该提及一个直接的历史事件。萨哈廉贝勒(1604-1636)通满汉蒙文字,聪明,管礼部事,有裨国政,是为劝皇太极即帝位而建言汗家诸位贝勒写誓书的人,这件事使金国国家体制作重要变更。皇太极即帝位前三个月,天聪十年(1636)正月十七日,萨哈廉已经病重,皇太极遣文馆希福等人上门看望,温情慰谕。萨哈廉表示:当国家大勋垂就之时,自己罹病,行将就没,以未能为主尽力、捐躯报国而遗憾。金国汗得知这话,恻然心动,说:“国家岂有专事甲兵(čerig dayisun)以为政治(yosun)者?倘蒙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业(yeke törü),彼时若无此等明哲之人,何以整理国事乎?”(《太宗实录》卷27,括弧里蒙古文词汇取自蒙文《实录》对应处所)明君立国该当如此。对美利坚合众国清史专家Elliott,这岂不是预先的回答?

 

历史研究者经常就其问题做出判断,判断也会出错,但基于专业学识的错误判断常常并不离谱。在《乾隆帝》封皮作者介绍中,我们读到,Elliott具有非凡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能力:“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但“大清”是满蒙语、意为“战士”,大清国乃“战士国”,这样的异想天开基于怎样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的修养?这样来教授学生?读者会要追问。

 

三、建国改元与清人的国家构想

 

松村润(MATSUMURA Jun,1924-)是一位翻译研究《满文老档》《西域同文志》《旧满洲档  天聪九年》《镶红旗档》,用满文史料悉心考证清初史的实证性的史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更改国号年号,这在其自身的背景上,具有重要的意味。清朝以崇德改元(1636)为契机,从女真族统一国家的金国,变成女真人即满族人为中心,与蒙古人、汉人的联合国家大清国。在这个情境上提出对大清国号的见解。

 

松村润贴切考究努尔哈赤所建金国天命建元以降的内部统合、对外交涉的经过,接着追寻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国内领导体制的变更,以及对汉人政策的更改,认为其意图是导向君主一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国家,也就是采纳明朝体制,成为与明朝对立的另一个天下国家“中国”。

 

恰巧这时,天聪九年八月,出征察哈尔的多尔衮(dorgon,hošoi mergen daicing beile)等四位贝勒,获得林丹汗所藏历代传国玉玺(汉篆“制诰之宝”),大喜,说“我们的汗有福了,天给了此印”(这是旧满洲档纪录,乾隆朝钦定太宗实录改成:“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九月初六日,汗出营迎接出师返回的诸贝勒,率众拜天。出师诸贝勒设案,把所获玉玺置于红毡上,命两位固山额真捧案各一端,诸贝勒率众遥跪,奉呈给汗;汗设案于黄幄之前,案上陈香烛。汗受玉玺,亲捧之,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复位,激动地说:“这玉宝玺是往昔历代帝王用的宝玺啊”,连说两遍。显然意识到玉玺是自己受命于天的标志。外地驻扎的归降汉官孔有德、耿仲明得到玉玺消息,十九日向皇太极指出,这是天命归于金国汗,授命像尧舜文王那样再次一统天下的征象,劝其速成大业。金国于是照这个方向推进,十二月推戴皇太极受皇帝尊号,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祭告天地,接受满蒙汉人众推戴,即皇帝位(hūwangdi soorin),建国改元。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月采纳明朝文物制度以急剧中国化,可以看出,无论尊号国号年号,都是从汉文去构想的。在评析了对于“大清”国号的各种说法之后,松村润认为这个国号是汉文的,取自《管子》心术下篇与内业篇之“镜大清者,视乎大明”,“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盖过日月。满文写法daicing只是汉字音译。这是在跟明朝对比的思想下制定国号的。

 

他还申说,最为明确的是“崇德”年号,当时明朝年号是“崇祯”,两者的类似,不是偶合;即对于大明的“崇尚祯祥”,大清朝则宣示“崇尚道德”,较明朝高出一筹,高自标置。“大清”国号也是这个逻辑,“大清”即天(满语abka),要压过明朝的“日月”并取而代之。这是汉人的思考方法,也显示当时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倾心(以上松村润《崇德の改元と大清の国号について》,1969;《大清国号考》,1987。Elliott的前述专著未提及这二文)。

 

笔者还可补充一件。清人舆论上对明朝天命的竞争,这以前就开始了。皇太极“崇德”以前的汉字年号是“天聪”,就是类比明朝当时的年号“天启”起的,因为满文中,皇太极的名号是sure han,意思是“聪明汗”,满文年号也是sure han(就是说在满文里,他以汗号作年号),这里没有“天”的意思,汉文年号“天聪”与之不相应,显然起自与大明“天启”的类比而意欲超过之。竞争是全面的,具体是这样:

 

明朝年号国号:万历(1573-),天启(1621-),崇祯(1628-)。大明(1368-)。

 

金国年号国号:天命(1616-),天聪(1627-),崇德(1636-)。大清(1636-)。

 

当时命名盛京各城门名称、各宫殿名称,整组合观,最能体会其达成中国天子体制的意向,与其尊号“宽温仁圣皇帝”相配。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凤凰楼是最重要的朝会殿宇,先举二例,以窥全貌。

 

目前可见的八角形亭子样式的建筑叫大政殿,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命名为“笃恭殿”,此前松村润(《清初盛京の宮殿》1962)和笔者(《盛京笃恭殿满蒙汉三语名称》2007)未能找到如此命名的寓意。今按《礼记·中庸》有语:“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此语前后各引《诗经》颂扬文王之德的句子。《礼记·表记》:“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揜,恭以远耻。”经注:笃,厚也;恭,敬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尧舜笃恭,以王天下”。可见清朝皇帝期望具备尧舜之德,以王天下。《家语》有满文抄本(kungdzi booi gisun i bithe)存于北京故宫,不知何时翻译。

 

凤凰楼(翔凤楼),关于其名字、位置等等,松村润(1962)有周详考证,但未涉及楼名的寓意。凤凰楼三层,建于高台之上,是朝会之所,在宫殿区的中心位置。先名凤凰楼,十三日命名翔凤楼。据此,它的寓意是凤鸣岐山,即《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中略)。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鸑鷟(yuè zhuó),凤之别名。古公亶父带领本族迁于岐山,兴盛起来,得以翦商,周的基业始于此。另一个寓意出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以凤凰来翔的瑞相,喻贤君所在,群士来集,奉职尽力。经注谓“貌恭体仁则凤凰翔”。

 

大清国号是汉语,且是两个字的结合。张雅晶对清朝国号词源做了新的探讨(2014),提醒我们忆及:康熙皇帝一贯敬天法祖,且去其祖父建极称尊未久,他编写的满语辞典汉字书名叫《御制清文鉴》,“清文”指满语,但“清”字指清朝,显示与“大明”朝代名称一样,“大清”二字可以拆开,单独称“清”,还可用“皇”“圣”替换“大”字,称皇清、圣清,意思仍指清朝;满文本《太祖高皇帝本纪》(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ben gi bithe)有短语amba cing gurun,即大(amba)清(cing)朝(gurun)。这是当时的看法。

 

四、dayičing:亚洲腹地更早的汉语名号

 

在大清建立之前,蒙古人曾引入汉文词汇“dayičing”作为庄重名号,蒙古、西藏、满洲人使用,显示塞外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长城南北的价值混同,也就是顺治以后清朝皇帝们追求的文教上的天下“同文”。但这个词不是“大清”之义。

 

明嘉靖年间,游牧于今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之间的漠南蒙古各部落,贵族名字末尾突然出现dayičing这个字,似乎是封号或官职,后来也用在名字的前部,明朝记作大成、歹成。翻检汉文蒙古文史料《万历武功录》《北虏风俗》《俺答汗传》《蒙古源流》,俺答汗(1508-1582)之兄的一个儿子,名字叫歹成都剌儿台吉(buyangquli durar dayičing,1526-?),住牧于河套一带,大约是最早的例子。当时的情况是:明朝在长城线开始失去威势,蒙古右翼从草原深处挨近长城,而且深入到青海湖四围地区和嘉峪关内外,频繁用兵(dayilaju yabubai),同时全社会转向西藏佛教信仰,趋向和平生息。尽管现在不知dayičing这个新名号或官称的意思,但当时系新起,词义应该是明确的。

 

其后“隆庆和议”(1571),穆宗皇帝加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大小贵族同时获得明朝官职和俸禄,广开互市,蒙古右翼获得太平生活,俺答汗也到了暮年。《俺答汗传》写到,这时有位阿兴喇嘛到了俺答汗身边,宣说今生来世的哲理,劝其信佛教,念诵六字真言,遵守八关斋,均被接受。八关斋第一条是不杀生。《万历武功录》报道说,俺答在部落“益诵佛经,专以杀生灵为戒”,在大青山建寺院(或即今美岱召)。阿兴喇嘛进而劝导迎请格鲁派领袖锁南坚错至本地,结成师弟因缘,乃有万历六年(1578)俺答在青海湖畔与锁南坚错见面受灌顶的事儿,从此蒙古右翼全都改信西藏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出现于历史。

 

在青海湖畔盛大皈依仪式上,俺答汗给锁南坚错等高僧奉上尊号,也给促成师徒因缘的有功喇嘛赐以封号:“谓阿兴喇嘛首倡宗教劝修清净善业,赐以额齐格喇嘛之号;为报其恭请呼图克图达赖喇嘛(之功),赐思达陇囊素以岱青达尔罕囊素(dayičing darqan nangsu)之号”(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224节)。蒙古语ečige,父亲;岱青即dayičing清代译法;darqan,自在。由上述新转入佛教信仰的情境看,这样的场合,给一位高僧加号“战士”,容易被误解成鼓舞其武勇杀生。那么蒙古语称号dayičing绝非“战士”的意思。

 

明代蒙古史家、内蒙古大学教授薄音湖老师(Buyanküü)做过考证,已厘清那不是蒙古语,而是汉语里来的,且是两个字合成的,固然未能确定dayičing具体涵义,但dai借自汉语的“大”,čing可能借自汉语的“诚”。čing此前见于《元朝秘史》与洪武本《华夷译语》(《明代蒙古的若干称号》,1998)。不同语境čing有诚实(čing ünen)、实在(如实数:čing tuγa)、坚固(čing batu)等意思。čing也用于人名如čing tayiji,čing baγatur。五世至七世达赖喇嘛曾密集地给蒙藏贵人加封号、赐印章,封号上常有dayičing字样,藏文写作davi ching,例如1721年给藏族康济鼐加号davi ching bā thur(蒙古语dayičing baγatur),显示这个词也并不是藏语。既非蒙古语又非藏语,再看dai-cing音节特点和明清的地域文化接触的场景,那只能是汉语词汇。

 

这里想指出的是,一般认为,明代中国是柔弱的,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缺少强力和建树。实际并非如此,明朝文明的感化作用含蓄而深远,受到珍视。通过封贡制度,通过尊奉西藏佛教,明朝政治社会的制度与风习乃至生活趣味,持久地诱导着西藏蒙古社会发生深入的改变,dayičing等名号官号是例子;此外在远离明朝边境的阿尔泰山南北地区,明末和硕特部领袖图鲁拜琥(törü bayiqu,1582-1655)因为调解平息卫拉特与喀尔喀之间的战事,1606年被三世东科尔呼图克图(stong vkhor chos rje,1588-1639)和喀尔喀君臣赐予davi gu śri爵号(cho lo),此即“固始汗”名字的由来,而藏文davi gu śri就是汉语“大国师”这个字眼儿音写,符合明朝皇帝赐予喇嘛名号的常例。

 

“精进修行”印章的使用是另一个例子。根据新疆师范大学巴图巴雅尔先生的研究,明末1620至30年代(天启崇祯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向西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里海西北,今俄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地区),1771年回归故土。汗拥有一枚方形汉文篆体“精进修行”印章,作为汗国官印钤盖在内外大事的公文上。这类公文现存几十件。这枚印章应是明朝皇帝赐给喇嘛高僧的。这位高僧应与土尔扈特部领袖有血缘关系或法缘关系,即是某一代领袖的佛教师父。反正这枚喇嘛印章竟转为汗国最高领袖的玺印。【见插图:印章两枚】

 

盛京时代开始,清朝延续蒙古传统,将这个daicing名号加封给有功劳的蒙古人和满洲自己人,汉字一般写作歹青、岱青、戴青。例如就在四月十一日称皇帝、建大清国号之後,二十三日,对外藩蒙古贝子论功行封,就以此加封冻(düng)为多罗打儿汉歹青(törü yin darqan dayičing)。更多蒙古人名字上有dayičing字眼儿,清朝在予以封敕、记功、袭职的时候一仍其旧。这跟大清国号不同,是另一个同音汉语词汇。

 


  


 土尔扈特汗官印“精进修行”


 


             明朝敕赐喇嘛官印“圆修般若”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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