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涵】苏东坡与程伊川

阅读数:606发表时间:2018-02-12


苏东坡与程伊川

作者:杨少涵(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试聘教授、副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五日癸酉

           耶稣2018年2月10日

 

苏轼(东坡)与程颐(伊川),一个是文坛大家,一个是理学宗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两个人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但历史的事实是,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全方位的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的“蜀洛党争”更是绵延七十余载,成为两宋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苏轼与程颐两人人生轨迹的初次交集发生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年,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走出川蜀,进入汴京,准备明年的贡举考试,程颢、程颐两兄弟也在父亲程珦的带领下,赴京入国子监就学并备考。翌年的科考可谓是文星璀璨。文坛盟主欧阳修权知贡举,二苏兄弟与程颢皆金榜题名,同科及第的还有大文豪曾巩兄弟四人、关学开山张载,以及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中坚干将。(《宋登科记考》卷四)可以说,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名副其实的“龙虎榜”。只不过程颐因当年国子监解额减半,未能登第。

 

苏、程两人频繁的直接交往要到三十年后的宋哲宗时代。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组阁,苏轼与程颐先后被召入京。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官员,程颐除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家庭教师。两人都是哲宗的左右亲近。这种近距离接触让两人在互相熟知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放大。

 

程颐性格向以端肃持重著称,苏轼性格豪迈,不拘一格。史载:“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个礼仪,在程颐看来是“尊儒重道”,在苏轼看来却是“不近人情”,差异之大,判若水火。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程颐主丧。苏轼与众官参加完一次明堂庆典,便欲往奠,但遭到程颐的坚决阻拦。程颐的理由是庆、吊不能同日,并引用《论语》的话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苏轼反驳说:孔子虽然说过“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过“歌则不哭”,最后还讥刺程颐是“燠糟鄙俚叔孙通”(《孙公谈圃》卷上)。意思是说,程颐这套东西看似合乎古礼,其实不过是山野之举。结果“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三),导致两人在政事上互相猜忌。吕公著对程颐甚为器重,他为宰相时,“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材,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政事上猜忌攻讦,进而又导致两派人员在人事上相互倾轧。至此,“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的局面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南宋高宗时期。

 

无论是个人性格上的不合,还是政治人事上的矛盾,都只是表面现象。苏东坡与程伊川真正的冲突是在更深层的哲学观念上。这集中体现在对“天理性情”的体会与理解上。

 

“天理”二字是二程兄弟在千辛万苦的生命历练中体会出来的。程颢曾深有感触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接着说了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朱熹对这句话推崇备至,说“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扑不破”,“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当然,天理与性也稍有不同,天理强调的是客观方面的超越尊严,性强调的是主观方面的内在价值。“性即理”则打通主客,赋予人的内在价值以崇高的尊严。二程对性理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规定,即性是善的,“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学”(《二程粹言》)。但现实中毕竟有不善的现象,程颐认为,这不是性理之本然,而是情欲在作怪,“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二程文集》卷七》,所以他强调要“性其情”(《二程文集》卷八)。“性其情”就是性理挺立于中,使情欲扰荡不得。在程颐看来,“性其情”的具体功夫就是一个“敬”字,而“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二程遗书》卷十五)。敬能保证性理之善不为情欲所扰荡,从而让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超越尊严挺立起来。所以程颐平素对敬视之甚高,常说“敬胜百邪”(《二程遗书》卷十一),“入道莫如敬”(《二程遗书》卷三)。

 

苏轼对“天理性情”的理解与程颐几乎完全相反。苏轼高足秦观曾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天若知也和天瘦”。有一天程颐遇到他,就问是不是他写的。秦观一开始还认为程颐要称赏他,就拱手逊谢。结果程颐却说:“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对诗词视之甚低,秦观却将天穹尊严填入其中,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就“性情”来说,苏轼也根本不承认性善论,“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苏东坡全集》卷四《扬雄论》),甚至认为孟子提出性善论,是“孟子之过”(《苏东坡全集》卷三《子思论》)。同时,情也不是性的反面,而是“性之动也”。情只是性动而散殊的状态,与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性无善恶,所以情也无善恶,“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东坡易传》卷一)。情既无善恶,自然也就不需要“性其情”,不需要节情制欲,反而需要遂情达欲。苏轼豪放不羁、纵情才艺的性格爱好,正是他这种哲学观念的外化。基于这种哲学观念,苏轼对程颐一派强调“敬”的作风甚为反感。当他看到朱光庭“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就说“何时打破这‘敬’字”。(《二程外书》卷十一)

 

总之,苏东坡与程伊川两人哲学观念上的深层冲突,决定了他们各方面的矛盾对立都是很难调和的。所以牟宗三说:“苏东坡与程伊川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冲突。”(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八)》)明末陈确《洛蜀论》认为,苏东坡对程伊川是“口语之伤,非有不解之仇”(《陈确文集》卷五)。清人钱大昕《洛蜀党争》也说,“东坡之于伊川,不过口舌讥诮”,“伊川不忍于东坡,毋乃量之未广也乎”(《潜研堂文集》卷二)。这些说法都把苏东坡与程伊川之间的冲突解读为口舌之争、度量之较,这就将双方矛盾的根源看得太浅了。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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