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军】儒教是现代儒家复兴的本色

栏目:曲阜建耶教堂暨十学者《意见书》
发布时间:2011-01-0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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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军

作者简介:陈彦军,笔名东民,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湖北枣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儒教方向研究生毕业,现为三亚学院南海书院研究员、学术服务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儒学儒教与大学教育,在《原道》、《儒学与古典学评论》、《国家治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出版《从祠庙到孔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一定要屈服于某种现代叙述,那儒学就只是儒学研究,蜷缩于象牙塔中日渐萎缩,或者做某种显白或隐微教诲,教诲学生或驯化现代君主,而儒教就只是一种妄图模仿基督教而重建的religion,要等着卡里斯玛式教主的出现,等着政府的承认。儒学与儒教两不相干,各走各路。但这某种现代叙述实际上是很苍白的,对于历史,对于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对于未来,更没有预测性。


现代中国政府承认的宗教,何尝只是以基督教为范本的religion?道教是religion范式吗?佛教是吗?都不是。并且,Religion来自古罗马而不是出自基督教。“罗马的宗教仍然是religio——不管就语源学而言此字是来自religare(再结合),或者是来自religere(再思索);它意味着与验证有效的祭典形式的一种联结,以及对所有类型的、遍布各处的神祇的一种‘顾虑’”。这种联结和“顾虑”是存在于东西方的一种普遍的宗教形式。只是在中世纪,religion才获得了基督教意义的宗教内涵。启蒙运动以来,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religion和基督教的关联才被密切地捆绑在一起,到了提起religion,提起宗教,就想到基督教的地步。现代中国政府来源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这种马列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列主义,而是国际共运和各国革命实际的生动创造,在中国,这种生动创造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及其战友,不可能去考虑马克思考虑的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宗教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和如何处理中国的旧遗存。实际上,只要在建国之初被政府承认,有了一种政府认可的宗教管理形式,在中国它就是宗教,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考虑,考虑的主要是历史和实践。另外,建国初没被承认,甚至被打倒,但随着体制内的有见识的研究人员认真加以了研究,承认了它的存在和价值,政府默认给了它某种管理形式,它也成了宗教。


而在儒家,学与教何尝分离?汉儒有汉儒的一套创制,宋儒有宋儒的一套规模,明清儒有明清儒的一套办法。学的形式有变,教的方式有异,但从来是学教不离的。现代中国的儒家复兴,如从康有为算起,儒教运动实为实为其最显明特色。倡儒教而不提或少提儒学,实乃现代儒家复兴的内在需要。从任继愈先生1978年提出儒教说,开始研究“儒教”,自今,儒教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中心议题是“儒教是否宗教”;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主要议题是“儒教是什么性质的宗教”;2001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突出议题是“重建儒教的途径”。有越来越多的论者将大陆新儒家及其影响下的理论和行动,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儒教运动,


要政府公开承认儒教,估计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默认。随着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研究得深入,政府似乎已经默认了某些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存在,由各地民宗局,还加上统战部,加以指导。儒教如果也能得到默认,有了发展的空间,甚至有儒教协会的出现,儒家复兴会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在,那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伴随着儒教的重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加强,中国现代社会的良性基础会形成,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非理性发展会得到抑制。


意见书要求政府承认,我感觉是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点更像是某种呼吁,某种社会呼吁,也许政府和社会能默认一些儒教组织的出现,这样的话,偏学的,偏教的,重教化的,重祭祀的,大可以都呈现出来。默认的好处是不需要一个什么中央级的儒教协会存在,与现有的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不至有太多难架构在一起的地方,这也合乎历史上儒家存在的惯常形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