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秋风: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作者:秋风阅读数:18446发表时间:2014-10-30
秋风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为儒家鼓与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论语大义浅说》(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儒家网专访之四】


 专访秋风: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受访人简介:秋风,本名姚中秋,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封建》、卷二《天下》及《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

采访人:任重(儒家网主编)

               周绍纲(新浪历史编辑)

受访时间:2014年10月12日

 

 

秋风先生


◆“儒教”主张,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

◆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平等、自由不是“现代”价值,“仁”是普世价值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是主张“民本”

◆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

◆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具有教化意识

◆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

◆我们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儒教”主张,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

 

儒家网:儒学复兴和“大陆新儒家”的出现,是当下非常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您与作为儒门同道的蒋庆先生意见相左。例如,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您不这么认为,至多认可儒学是“文教”。但据亨廷顿对各大文明分析后所指出的:世界上的文明基本上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建立的基础。您既然承认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但却为什么不承认它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呢?不承认中华文明的宗教基础,是否不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您所认为的“文教”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有什么区别?是否更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您的“儒学文教”论与蒋庆的“儒教国教”论、陈明的“公民宗教”论,堪称鼎足而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秋风:亨廷顿错了。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来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尤其是读了二三手西方知识的人,总是以神教文明中产生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思考世界。西方整个思想都是神教式的,尽管其现代思想采取了世俗化版本。今天,我们要负责任地思考中国的前景和世界的前景,必须走出这种思维的牢笼。

 

我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最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早早走出了虚幻的神教迷信。中国文明在其起步之时,也就是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时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跃迁,那就是“绝地天通”。神不再行走于大地,不再鬼混于人世。中国人走出了神灵迷信、神人杂糅的状态,确定了对天的信仰,而天没有人格。由此,中国人走出了虚幻的神教迷信,这样的中国文明是高级文明,相比之下,西方神教文明还停留在原始状态。

 

人应当法天而生,但天没有人格化存在,“天不言”,那么,人如何法天而生?这就有了“观乎天文”。天不言,天只是呈现为文。人观乎天文,而把握人生之道。由观乎天文,而得到“人文”。这就是道德、道理、礼乐,以及各个领域中的法度,总而言之,文。也就是说,经由天的信仰之确立,“文”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顺便说一句,只有中国有文明,西人或许有“神明”,但没有“文明”。

 

这就是儒家之为文教的渊源。中国从一起步,就是文教天下。孔子承上启下,将文教发扬光大。孔子之教就是“学文”,《论语》的第一个字是“学”,这与其他主要文明完全不同:他们的关键字是“信”,信神。但孔子从没教人信神,孔子之教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此,在孔子那里,人的成长就是通过学文,“下学而上达”。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兴学,施行文教。

 

据此,我认为在孔子那里,以及孔子之后,儒家都不是宗教。主张儒家是宗教,既没有任何义理基础,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文教是儒家存在的基本形态,历史上如此,今天也必然如此。事实上,今日初现之儒家复兴正是采取了文教的形态,而不是儒教的形态。

 

主张儒教,在我看来,是把儒家看小了。儒家本来可以在诸教之间又在诸教之上,儒教只能在诸教之中厮混,而儒教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任何竞争力。你本来就没有神,怎么跟别的神竞争?

 

事实上,在我看来,今日主张儒教,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你主张儒家是儒教,那凭什么政府推动儒家经典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很多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反对儒家经典进校园的,“儒教”说恰恰坐实了这种质疑和反对。所以,为了儒家复兴,不要再说儒家是宗教了。

 

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儒家网:您在阐述儒家的“文教”特性时,曾经说过儒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即可以成为儒家佛教徒或儒家基督徒等,那么请问:儒生可以有共产主义信仰吗?或者更现实一点说,儒生可以入党吗?您的“文教”论是否隐含着体制依赖?

 

秋风:儒生当然可以入党。可以有儒家佛教徒,也可以有儒教基督徒,也就可以有儒家自由主义者,儒家左派,儒家马克思主义者,儒家社会主义者等等。

 

这里涉及儒家作为文教的一个非常奇妙之处。我前面说了,中国文明之主体从一开始就是文教,儒家也是文教。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神教了。当然有,而且相当多。恰恰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主导的中国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宗教共存之格局,我将此称为“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在这种格局中,存在着文教与神教的双向渗透:一方面,儒生可以信奉各种宗教,而并没有什么不妥:儒生可以信奉佛教,可以拜祖先,可以拜城隍爷,可以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可以信奉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比如,现代历史上介入政治较深的儒者,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差不多都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儒家价值也渗透到各种宗教中,比如,唐代佛教完成中国化,其实就是解决了与儒家的冲突,此后这一过程持续,到人间佛教,其核心价值与儒家已没有多大差异了。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有儒家化过程。今天,对于这两种宗教的信徒,对于共同体的团结和繁荣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这一进程。

 

我相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是世界上相当独特的文明现象。这是中国得以在历史上持续生长的根本原因,中国也因此而充分,而多样。在中国,宗教宽容已是几千年的历史事实。由此,中国人是世界上心胸最为开阔的。中国就是好世界的雏形,这个天下是“和而不同”。所有神教文明及其世俗化版本所构想的世界秩序,比如黑格尔、福山编造的历史终结论,其要旨都是“同”,消灭人世间一切差异,建立一个同质世界。这是让人返祖,重回前文明状态的野蛮力量。和而不同,才有文明天下。

 

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儒家网:习近平一年内三次亲近儒家文化,对于执政党弘扬传统文化,您是怎么看的?您曾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个命题,请问您如何看待执政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秋风:2012年秋冬,我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我认为,中国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并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世界将因为中国而进入大调整时期。但我也追问:中国做好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没有文化。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主要是各色精英,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文化。左右各派在政治上可能杀得你死我活,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破坏中国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反对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雕像问题上,毛派和启蒙自由派坚定地站在一起。很奇怪,其实很正常。两者共享着同样的进步主义和历史终结论观念。

 

当中国强大之后,中国就成了问题。很多“公知”将此归结为制度。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旅游,到处遭遇耻笑。这与制度无关,仅仅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温良恭俭让。

 

问题还不止此。没有文化,中国就没有能力提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国人只能重复西方人发明的国家间弱肉强食法则,这恰恰印证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心,其结果将是冲突甚至战争。可以预料,在这样的战争中,中国必然失败。

 

因此,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之“更化”,也即中国自身的文化重建。通过文化重建,中国将会变好。中国人将会具有道德意识,发现自己老祖宗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构想。这样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观念的增量,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关键就是文化复兴、文化重建。把多样的人群联结为中华民族的纽带,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靠暴力,不能维持中国这个共同体。靠宪法,也不行。所谓宪法爱国主义,只可以解决西方小国寡民的共同体之凝聚问题。在中国,文化是纽带,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通过文化身份,确定国家身份。

 

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儒家网:董仲舒的“更化”方案是在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提出全面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的,您认为当下能否提出类似的方案,以推动一场儒家式的新“更化”?

 

秋风:今日中国正在“更化”中。这场“更化”,正是儒家过去三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

 

汉代之更化,从高祖时代就开始了,陆贾作《新语》,叔孙通为汉家制作礼仪,诸多儒者也以教育养成精英。同时,几代儒者依据经学,发展出诸多理论,提出“更化”方案。比如,贾谊就曾在汉文帝时提出过一套完整的“更化”方案。在董仲舒之前,推动汉武帝“更化”的儒生,是鲁申公的两位弟子,王臧和赵绾。董仲舒是推动“更化”的汉代儒者中较为突出的,但绝不是唯一的。

 

因此,儒家从来都是群体发挥作用。因为,儒家影响政治一定是缓慢的、渐进的,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儒家的道理不能立刻带来看得见的好处,短视的统治者常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寻找立竿见影的捷径,就好像今天的富豪,不耐烦听儒生讲道理,更愿意相信装神弄鬼的“大师”。只有当统治者把所有的捷径都试了一遍,都走不通,走投无路,才会被迫转到儒家。而儒家对自己充满信心,所以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今日中国之归儒就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1950-1970年代,儒家被彻底打倒。1980年代,儒家终于不再挨打。梁漱溟、冯友兰等老先生开始讲儒学,尤其重要的是“港台新儒学”回流大陆,滋润中国学界。儒家慢慢恢复元气,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儒家的地位不断提升,今天,知识界所有人再也不能无视儒家了。同样,精英们也认真对待儒家了。正是在这种大势之下,执政党归向儒家。

 

但我不相信,有谁能够提出一揽子方案。汉代的“更化”不是董仲舒一人的方案所造成的。比如关于“兴太学”,公孙弘贡献极大。我想,生当这一时代,儒者是幸运的。但据我观察,儒学界对于自己的使命,还缺乏清楚认知,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今天,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经学体系,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儒学体系。这样的儒学,无力引导这个时代、“更化”当下的制度。这是我十分忧心的。希望同道多多努力。

 

尤其是,希望有更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研究的学者归儒。当年宋明儒出入佛老,今日经学、儒学发展,也需要出入西学,化用新知,以成新学。

 

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儒家网:您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中提出“家—国—天下”的概念,你认为应该如何划定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界限,藉以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公权力和资本的侵害?

 

秋风:对“个体”这个词,应当有所反思,有所保留。人当然是分别地出生的,但人生而在家中。你不可能没有父母,有父母的前提是有夫妻,有父母,则有父母与子女、兄弟等人伦。因此,个别的人生而在人伦中,这才是人存有之基本状态。家中的个人,这应当是关于人、关于秩序的思考之原点。所有撇开这一点展开的讨论都把人野兽化,而鼓励人们脱离家的信仰、观念,都是非人的。

 

这样,社会治理必然始于群体中的个体,而以家的治理为基础,进而向更大的群体扩展,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文明人治理之普适原理,不可能有第二个。

 

从而也就确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自治其身,这是社会治理的原点,自治其身的个人发动和参与自己熟悉领域的治理,进而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这就是社会自治。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但需注意,这样的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不可或缺的善。国家提供一些社会自治体无力提供的公共品,没有这些公共品,社会自治将无法运转。因此,对国家,不能只想着防范其侵害。这种敌对意识无助于公共之善的达成。相反,应当激励官员自治其身,应当选贤与能。

 

同样,对资本,也不应以敌意看待。有资本积累,才有投资,才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积累。对掌握和使用资本的人应予以教化,让其“富而好礼”,富而爱人。

 

总而言之,相互疏离的原子化个人预设必定让人始终停留在丛林状态,即便自以为进入文明状态,也必定充满敌意,充斥阶级斗争意识。摆脱原子化思维方式,天地自然宽。

 

平等、自由不是“现代”价值,“仁”是普世价值

 

儒家网:有人认为平等与自由等现代价值已深入人心,儒家却强调尊卑贵贱的礼制。您认为儒家宪政是否与平等精神兼容?

 

秋风:这里的“有人”,也就是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儒家思想,而是道听途说了一星半点,就开始以终极审判者的口气说话。这些人其实也不知道平等和自由是什么含义。至于说平等、自由是“现代”价值,这简直就是笑话。分出现代、古代,然后审判古代,这种巫术式思维方式经常出现在哄孩子的童话中。

 

儒家的核心道理是“仁”。“仁”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人,其他人都是人。每个人把自己看成人,也把他人看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这里面同时涵摄了平等、自由、爱,而可以避免光秃秃的平等、自由、爱必定造成的严重弊端。所以,我主张,“仁”是普世价值,可以普适于人间所有人。

 

儒家宪政就是仁政,仁政就是每个人相互对待为人之“政”,就是创造条件让每个人成就为真正的人之“政”。这样的“政”必定可以做到平等、自由、互爱,但比这些更多、更好:仁政让人平等,而不是同质,依然保持不同;仁政让人自由,但不疏离;仁政让人互爱,但不必先抛弃亲亲之爱,而是亲亲而仁民,由近及远地爱。

 

所以,仁政是大道,中国当走仁政之大道。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是主张“民本”

 

儒家网:看到您和几位学者探讨“人民儒学”的问题,有些人本能地联想到了民粹主义,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处境,21世纪民粹主义在许多地方复活,甚至大行其道,儒家会蜕变为民粹主义吗?再者,儒家传统的“四民”能否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人民”?您所讲的“人民”是阶级论的,还是普世论的?

 

秋风:对人民的警惕,失之于过。美国政治的基础原理就是“人民主权”。当然,人民主权论确实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尤其是民主,跟民粹主义之间,只是一张窗户纸。民主之所以在有些国家没有堕落成民粹主义,仅仅因为,它被置于共和框架中。美国就是这样。所以,二战后,美国人说其国家是民主国家,让人惊讶。因为,联邦党人设计宪法就是为了防范民主,而建立了共和制。今天美国学界神化民主,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主张“民本”。一个美好的人间,不应存在主权者,本来也不存在,只不过神教思维者喜欢想象出一个主权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所有人共同治理天下。人民就是所有人,人民共同治理天下,这是天赋之义。天下人都是人民。其内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万民一体,天下一家。阶级斗争理论是非人的理论,把人变成物,变成禽兽。“四民”不过是职业之别,而非等级之差。四民中每个人都在人格上平等,都有治天下之义。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愿,都有这个能力。所以,要“选贤与能”,最好的制度就是天下由人民中最为贤能的人治理,真正的贤能治理就可以避免民粹主义。

 

由此就有了“治人者”、“治于人者”之别,“治人者”要对“治于人者”负责,“民为邦本”。但两者不是敌对关系,“治人者”要生产和供应公共品,要维护秩序,更要养民,其中包括教化民众。经由教化的民众皆自治其身,通情达理,也就不会有民粹主义情绪。

 

民粹主义的泛滥,皆因为政治的物质化。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基本上都把人当成动物,最多只是高等动物,其本质就是欲望和追求满足欲望之物的理智。这样的人必定让民主堕落成民粹。黑格尔、科耶夫、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终结于动物状态。

 

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

 

儒家网:政府现在推动“乡贤”群体的重新构建,听说您也参与了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建设,传统“乡绅”和“乡贤”有何异同?您在探讨儒家的治理秩序时,多次提到“君子”和“士绅”,甚至想塑造现代士绅,那么现代士绅的主体应该是谁?

 

秋风:现在政府推动“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很好。不再迷信国家控制,也不再迷信民主投票,总算走回正道,让各个领域中的精英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但现在的乡贤,未必称得上“贤”,因为大家普遍没有学过君子之道,因而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缺乏热情。所以,在推动乡贤参与社会治理时,需要同步建立精英学习机制,学习君子之道,唤醒公共精神。浙江德清推动成立“乡贤参事会”,我只是提了些建议,具体如何激活乡贤资源,发挥“本土、外出、外来”等各类精英作用助力基层社会发展,目前已在积极探索中,值得肯定和期待。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是士君子,经由儒家兴办的教育养成庶民为士君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府,成为士大夫;其余仍在社会,或者由政府返回社会,成为士绅。士绅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种自治组织,创建和维护公共生活。宗族就是自治组织,祠堂就是公共空间。其实,这种制度是十分现代的。

 

20世纪以来,这套秩序松动,而后被国家权力摧毁,20世纪中期形成“新秦制”,由党化的国家权力直接统治每个人。结果行不通。1990年代以后,又引入村民民主选举制度,结果仍然行不通。

 

两种西方现代统治术都试过了,都行不通。还是得回到中国治理之道。今日中国欲重建基层社会秩序,就必须重建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自治制度。这不仅适用于乡村,也适用于城市。城市基层根本就没有社会,比农村更差。在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中,士绅是核心。有了士绅,就可以创建出制度。没有士绅,一切无从谈起。

 

那么,士绅从何而来?孔子兴学,开放包容,任何人都可通过学成为士君子。因此,任何人,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教师,官员,企业家,白领,所有人,只要有道德自觉,学君子之道,积极发起和参与公共事务,就可以成为士绅。中国的士绅不需要贵族身份,这也是中国文明特别高明的地方。

 

这也提醒我们,目前的精英培养体系须加入君子养成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要开设中国经典研读课程。官员、企业家群体中也应当形成学习机制。政治局学习,党委中心组学习,各种单位、企业的学习,这是很好的社会治理机制。中国式治理,基础在学。但学习内容应当有所调整,必须加入君子养成内容。这样,基层社会所需要的士绅,就会源源不断地生成。

 

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具有教化意识

 

儒家网: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引发热议。今天依法治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未来的方向或趋势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德治或礼治,法家法治,以及西人法治各有什么借鉴意义?

 

秋风:法治很重要,但法律之治之于优良治理的意义,在中国(也许还有别的文明中),不同于闪族文明——至于其理由,比较复杂,在此无从展开。

 

因此,儒家向来认为,德礼政刑并用,方可通往通往优良治理。重要的是,德礼刑政其实都涉及规则,在儒家看来,用于治理的规则完全可以是多元的。法律之治是重要的,但对于优良治理而言并不完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还有更多规则可以发挥更为基础的作用。如果忽视这些,也即忽视教化,忽视风俗的养成,法律将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而无效。

 

话说回来,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教化手段。但法律发挥这种作用,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具有教化意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的法学家普遍具有排斥道德的强烈倾向,他们相信,现代社会就该用法律治国,道德、伦理根本不应当涉入法律中。比如,《婚姻法》的修订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破坏人伦的倾向。婚姻法的名目本身就是荒唐的,应当制定《家庭法》。

 

法官也受到这种毁人伦倾向的影响,做出一系列有悖情理的判决,比如南京彭宇案,以及类似案件。这就导致了法律之治与民情的紧张。这个时候,我会问:法治让人放心吗?人们之所以对法律不信任,对法院不信任,不仅仅因为司法腐败,也不仅仅因为司法不独立。

 

中国建立法治,恐怕需要对两个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第一,法律之治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明白本分,才有可能演好角色。第二,法律之治内嵌于多个构件组成的治理体系中,它如何与其他构件相匹配?

 

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

 

儒家网:传统中国的治理经验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助力?

 

秋风:传统中国的治理体制本来就是现代的。历史终结论童话的编造者福山说,秦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汉武帝大幅度地改进了秦的制度,那岂不是更现代了?

 

具体地说吧,“治理”这个政治现象,在中国,至少已存在两千年了。治理相对于统治而言,儒家对于社会秩序的思考,恰恰形成了一套治理思想体系,而不是统治的思想体系。汉武帝以后,儒家塑造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治理,而不是统治,也即,不是依靠国家权力统治民众,而是以民众的自治为秩序之基础,国家权力发挥辅助作用。这足够现代吧?

 

所以,今天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该回到儒家义理,回到传统中国的治理实践。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了,再也没有比中国更丰富的治理实践了。进入儒家义理,进入中国治理实践,面对现实,可以发展出最为高大上的现代治理理论。撇开儒家谈治理,就是在绕开西施找美女。

 

我们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儒家网: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再造传统》中呼吁:激活“中体西用”路径,思考中国文明新立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甘阳先生也在最近有关“新康有为主义”的讨论会上强调:张之洞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您也曾经表述了“中体西用,资相循诱”的路径来会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国式现代性”。您和甘阳在这一问题上的同和异主要有哪些?

 

秋风:的确,张之洞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奠基性的人物,至少可与康有为并肩而立。康有为提出了现代中国不能不处理的所有问题,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荒唐、甚且具有破坏作用的,比如他的儒教说、孔子创教说。张之洞则第一个发展了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从而既为改制拓展出空间,也坚守了中国之道。张之洞所设计的“癸卯学制”贯彻了这一思想。如果坚持下来,也许可以避免20世纪的诸多灾难。可惜,蔡元培之流掌权,迅速摧毁了这一教育体系,让中国教育走上反中国文明之路。

 

我化用陈寅恪先生评价张之洞的一句诗,“中西体用资循诱”,提出“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命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开放的世界建立优良秩序之不二法门。在这一点上,我与甘阳先生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到了今天,光做张之洞是不够的。南皮的时代,中国文化之体尚在,经史之学仍为主脉,故南皮只需守“中体”即可,更重要的工作是化用西学。过去百年,中国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经史之学基本中断,西学已反客为主,大喇喇地坐在中国之堂,对中国文化吆五喝六。这时,我们没有什么可坚持之“中体”了。我们必须重建“中体”,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今天,负责任的中国学者要做思想学术上的孙文,要进行一场概念的革命,思考方式的革命,学术范式的革命,总而言之,学之革命,以恢复中国之学的主体地位。

 

应该说,蒋庆先生20年前的《公羊学引论》、10年前的《政治儒学》,也许就是这场革命的第一枪。左右各派共同反对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项目,则是一场思想上的大规模起义。接下来,这场革命将会继续扩展到各个学科。在我看来,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革命态势是比较明朗的。

 

就好像当年孙总理在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排斥满蒙,而是让其回归正位而已,我们说思想学术上的“驱逐鞑虏”,也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让西学归到“用”的地位。否则,中国在思想观念上永远都是殖民地,而偌大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做思想观念的殖民地,不仅十分可笑,对世界也是大灾难。

 

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儒家网:您以前是以自由主义学者著称,后来却转身为儒家,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也是很有象征性的现象。您心目中的儒学与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有些左派认为你从自由主义转到儒家,是“儒家之贼”,你如何回复?而有些儒者认为您把历史上的儒家治理描画得太好,是否对儒学复兴的现实困难过于低估?儒家、自由主义、左派之间未来可能的会通在哪里?

 

秋风:一百多年来,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当然,这本身是很可悲的。中国人本来天生就是儒家,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如此,而一旦我们接受教育,就进入了一条强有力的“去中国化”流水线中。过去一百年多年的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都在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化。结果,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是中国人。中国学者满脑子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信仰,比如神教思维方式根深蒂固。

 

有了一定阅历,有了一些反思之后,我们不能不转型,不能不“背叛”。但其实这是回归。可悲的是,大多数学者仍在虚幻的观念牢笼中,拿着西方的真理,居高临下地判断中国。他们看我,当然不解。但我坦坦荡荡。我们本来是中国人,却蹩脚地用别人的方式,思考别人的问题,这很可鄙。比如,左右派之争,就是很可怜的事情。某人主张阶级斗争,有些人大声反对。但他们的言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的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这种左右派之争,就是神教思维导致的观念和政治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不幸传染了这种思想的“埃博拉病毒”。中国被他们撕裂。所谓的左右两派都崇尚斗争,他们的方案都是通往地狱之路。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是,怎么恶才好看,怎么死才美丽。

 

由他们去争吧。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儒者。但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一些人幡然悔悟,因为,儒家是正道。我看到,过去十年,左右两派都有不少人回归正道,成为儒者。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儒者,左右两派的死法之争就消散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成为儒者,世界就有救了。至于历史会怎么样,咱们走着瞧。但我相信一点,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责任编辑: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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