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当代中国思潮中的儒家价值 ——兼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局限与缺失(上)

作者:蒋庆阅读数:2506发表时间:2015-04-28
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当代中国思潮中的儒家价值

——兼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局限与缺失(上)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之《广论政治儒学》(蒋庆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15年4月28日


 

本文为2011年秋应友人之邀在海南省海口市所作的一次讲演。蒋庆谨识。

 

引言:当代中国存在三大思潮

 

不久前,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这八种思潮是:邓小平理论、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并以为这八种思潮在当代中国激烈地交锋激荡,都力图争夺未来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主导权。在这八种思潮中,邓小平理论是官方意识形态,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不能算思潮,思潮必须具有民间思想的性质。另外,其它思潮的划分有重叠雷同之处,此如,民族主义与新老左派有重叠雷同之处,因为新老左派与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所以二者都认同作为民族主义的毛主义;另外,老左派与民粹主义也有重叠雷同之处,因为老左派与民粹主义都反对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都主张绝对平均主义,都以社会底层普罗大众的利益为利益、是非为是非,都主张非理性的社会对抗与街头运动。因此,在我看来,除去这八种思潮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与重叠雷同之处,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三大思潮,即自由民主思潮、左派思潮与儒家思潮。用现代西方的政治术语来划分,自由民主思潮属于右派,而左派思潮当然属于左派;但这一西方传统的政治划分不适合儒家,因为儒家思潮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而是属于中派。如果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来划分,儒家思潮属于中道派,而右派与左派则属于偏至派。至于儒家思潮为何属于中道派,后面会详细解释。因此,我认为:在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潮、左派思潮与儒家思潮是中国民间最具活力的主流思潮,亦即这三大思潮所体现的思想学说是当今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与学术界中的三大“显学”,并且,这三大思潮在当代中国处于激烈的交锋论战状态,而这一交锋论战的结果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的人心走向、社会变化与政治前景。鉴于此,关心未来中国发展的人士不能不关心这三大思潮在当今中国交锋论战的情况,以及不能不关心哪一种思潮才是未来中国的最佳选择,亦即不能不关心哪一种思潮在未来中国有能力收拾天下。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三大思潮的交锋论战状况与未来中国思潮的最佳选择,从而证明只有儒家思潮有能力在未来中国收拾天下。

 

一、自由民主思潮

 

中国在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无所谓思潮。因为在这三十年中,政治高压,闭关锁国,既不准国内有任何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存在,也严禁任何外来思想进入中国,故社会中不能形成任何民间思潮。改革开放后,政治高压有所放松,并逐渐允许外来思想进入中国,故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潮开始在民间出现。最先出现在中国民间的思潮是自由民主思潮。三十年来,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启蒙精神的鼓吹、关于市民社会的呼吁、关于市场经济的承认、关于基本人权的肯定、关于民主政治的期许(官方理论家也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国际场合高级官员们累累申言中国未实行民主是因为“条件限制”而不是因为民主不好。),逐渐汇聚成一个强大的社会思潮。特别是近十年来,自由民主思潮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宪法修改与政府决策,如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人权法治等均写进了宪法,在文本层面得到了基本法的保护,进而在政府施政中得到了逐步的有限的落实(尽管这一落实与宪法的规定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距)。这可以看作是自由民主思潮在现代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尽管现代中国在政治上不对民主开放,即不实行多党制选举民主,但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自由民主思潮影响中国至广至深。我们可以说,当今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就直接得益于自由民主思潮。如果中国不接受自由民主思潮中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人权法治诸理念价值,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自由民主思潮中的市场经济理论、私有产权理论与人权法治理论直接促成了今天的中国崛起,可以说无自由民主思潮就无当今崛起的中国(尽管这些自由民主思潮中的理念价值在具体落实时受到许多限制打压甚至否定)。因此,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提高,正是体现了自由民主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正面价值。

 

另外,自由民主思潮在中国还有一个变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有顾准、李慎之、李锐、谢韬、朱厚泽、辛子陵等一些已故或尚健在的党内中高层离退休老干部,他们是共产党内的“清流”。这些党内中高层离退休老干部早年都是一批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而跟随共产党追求自由民主与富民强国的热血青年,一生经历过近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参加过建国以来的各次政治运动,并且不少人身居重要领导职位,对中国的国情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们退休后,仍然怀抱着当年救国救民的热情,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并结合马恩原著深刻反思49年后中国的政治现实。通过反思,他们得出结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追求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正统的社会主义,而是马恩晚年已经放弃的社会主义,即是异化变质了的社会主义。因为马恩晚年鉴于股份制的出现不再坚持生产资料的单一国家制形式,并且放弃了年轻时(三十岁左右时)《共产党宣言》中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认为可以和平地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实现。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继承了马恩正统思想的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的职业革命家。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高度推崇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当今的北欧国家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而继承列宁路线的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即修正了马恩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因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北欧国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放弃毛泽东的修正主义道路,回归马恩晚年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呼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平心而论,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碍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人身阅历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与言论尺度,只能利用马恩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说事,因为在现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至少还具有最高政治理论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但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市民社会、人权法治,阶级调和、劳资共赢,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统制经济、阶级专政、全控社会,而这些正是自由民主思潮的根本特征,他们心仪的北欧国家也是西方自由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当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本质上属于自由民主思潮,只不过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看,其它的自由民主思潮属“右”的自由民主思潮,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则属“左”的自由民主思潮,只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更看重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而已。其实,从马克思的根本思想特质来看,列宁第三国际的路线才是正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统制经济、阶级专政、全控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因为承认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市民社会、人权法治,阶级调和、劳资共赢正是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作根本性的修正。只不过从价值立场与历史发展来看,修正主义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与历史功绩,反而是肯定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的根本性错误,回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传统价值,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能离开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视角来理解,即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自由民主思潮的一个中国变种,亦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思潮。

 

以上已言自由民主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正面价值,但是,自由民主思潮在当今中国也有其负面价值。在经济上,市场原则的充分实现由于缺乏宗教、道德、法律与政治的约束(由于儒教崩溃缺乏宗教、道德的约束,由于法治不健全缺乏法律的约束,由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缺乏政治的约束),导致了商业道德的严重败坏,腐蚀了社会的日常生活,并且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处在贫富日益扩大的尖锐对立中,仇富抑富心态与绝对平等心态普遍存在。此外,在国营企业改制过程中,官商勾结,国有资产通过权力垄断与贱卖形式流失到拥有权势的少数人手中,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广大民众与企业职工不仅没有在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化中获得好处,反而或相对贫困或被迫下岗,沦为社会弱势群体。这就为左派与民粹主义的产生与盛行提供了温床。在政治上,自由民主思潮追求西方多党制选举民主,而就中国的现实政治国情与历史文化国情来看,多党制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若在中国实现多党制选举民主,势必会造成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社会动乱。复次,60年来中国民间独立的政治力量已被铲除干尽,缺乏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一旦政治秩序崩溃,各种草根性的政治力量必然会起而争夺国家政治权力,这也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失序。再有,中国大陆太大,历史积压的问题太多,不像台湾香港即便民主化也不会造成全局性震荡,中国大陆如果民主化很可能造成全局性震荡。另外,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潜在威胁,一旦民主化点燃了民粹主义的火种,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中国的政治必须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即必须是以“儒教宪政”为基本制度架构的“王道政治”,多党制选举民主不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即在政治上不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而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情,不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与方向。鉴于这些理由,如果按照中国自由民主思潮的诉求在中国追求民主化,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会毁于一旦,中国人百年来的富强之梦也可能再一次破灭,而中国的政治在历史文化特质上或者说在文明属性上将不再是“中国的政治”,而是“西方的政治”。遗憾的是,中国激进的自由民主思潮仍然不顾中国的现实政治国情与历史文化国情,一味追求西式的多党制选举民主,把彻底的民主化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与根本方向。对此,我们可以直白地说,中国不能实现西式的多党制选举民主,因为西式的多党制选举民主在当今中国与未来中国体现的是违背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具有某种负面价值的政治形态。

 

另外,从学理上讲,自由民主思潮也存在问题,特别是民主在合法性上存在着严重缺失,即存在着“民意一重合法性独大”的问题,因而民主政治不是人类理想的政治体制,人类理想的政治体制是天道合法性、历史合法性与民意合法性协调制衡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体现三重合法性协调制衡的“王道政治”,所以“王道政治”才是当今中国政治的追求目标与发展方向。这一问题很复杂,在这里不能展开论述,我近十年来思考得最多的即是这一问题,出了几本书,对这一问题有专门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自己读。(主要见《政治儒学》、《再论政治儒学》与《重申政治儒学》)所以,从民主在中国实施的后果与民主本身的学理来看,民主都存在问题,都不可完全吸纳。

 

自由民主思潮在当今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自由主义有茅于轼、盛洪等,政治自由主义有徐友渔、贺卫方、刘军宁、朱学勤等。此外,许多企业界的高管、媒体界的编辑、教育界的精英、政法界的新秀以及大量海归人士与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民主思潮的提倡者与追随者,可以说自由民主思潮是当今中国信奉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潮。

 

二、左派思潮

 

左派思潮分学术界左派思潮,民间左派思潮与政界左派思潮。学术界左派思潮叫“新左派”,以甘阳、汪晖、王绍光、崔之元等学者为代表;民间左派思潮可称“毛派”,以聚集在“乌有之乡”与“毛泽东旗帜网”的广大网民为代表,政界左派思潮尚无名称,以退休的老左派人士与当权的左派官员为代表。“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留学西方,并且长期在西方工作与生活,受到西方左派思想的影响,反对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与政府的市场经济政策,反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如反对中国加入WTO,主张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鼓吹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强调国家利益与国家主义,承认文革有正面价值,追求实质性的经济平等与社会公正,甚至主张毛式的大平等与大民主,(比如,鼓吹毛泽东66年文革开始时发出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要求全国人民走“五七道路”,“五七道路”就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道路,即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目的是彻底铲除几千年留下的社会分工,消灭商品交换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彻底平等理想。)并且,还主张广大民众亲身参与的直接民主,即文革时盛行的“群众专政大民主”。(如王绍光就强烈反对代议制民主而主张直接大民主,认为代议制民主是“选主”不是“民主”,而“选主”即是“钱主”,“钱主”即是资本家做主。王绍光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下广大民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实质上只极有少数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如果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实行群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的话,宁愿选择通过抽签产生领导人,因抽签比代议制民主更公正,非精英的普罗大众至少通过抽签的偶然机会有参与政治的可能,而在代议制民主下广大人民群众永远都没有参与政治的可能。)新左派还关怀底层民众的物质利益,呼吁政府的政策应向社会弱式群体倾斜,并且在学理上完全肯定毛泽东时代,如甘阳提出的“通三统”中不加批判地完全包含“毛传统”。学界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大多采用学术的方式与理性的立场来表达左派反对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诉求,在中国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显学”。

 

作为民间大众左派思潮的“毛派”,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少数知识分子、下岗职工、退休人员与广大底层民众组成,他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主要是对改革开始30年来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挥霍国有资产、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极度腐败、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黑帮横行,社会治安恶化以及食品药品极不安全、物价上涨过快、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由于改革开始30年来中国的文化重建与政治改革不配套,中国社会中确实普遍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并且问题不断积累,矛盾不断扩大,社会的怨气戾气日益加深,作为弱势群体的“毛派”看不到前途,觉得现实生活中没有希望,于是带着对现实极度不满的强烈情绪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虽然大家清贫,但至少大家平等、官员廉洁、社会诚信、生活安全、政府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现在“毛派”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攻击现实,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中国现在就是一个毛泽东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民营企业家入党使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政府最关心的是资产者的利益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利益,甚至用侮辱性的语言中伤邓小平,否定改革开放,认为现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推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毛派”人士还反对当局倾向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出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忘我之心不死,把凡是认同西方价值的人一概称为“汉奸”,要求当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毛泽东时代的强硬态度。可见,“毛派”人士缺乏理性的学理支持,多是借毛泽东文革的造反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当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极度不满。近年来,“毛派”人士非常活跃,频频举行群体性活动,如联名到北京法院用文革语言起诉茅于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在毛泽东诞辰日或忌日在全国各地毛泽东像前组织集会演讲并集体合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流行歌曲,并且还常常有现实针对性地悲壮高唱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国际歌》。“毛派”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充满非理性、情绪性、民粹性与政治性,(在今日中国的法律环境下,一般群体集会事件可视为司法事件,不指向整个政治秩序,故无政治性,而“毛派”人士的群体集会事件则直接指向整个政治秩序,故有政治性。)对现存秩序的冲击力非常巨大,是中国再次动乱的一个潜在源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至于政界左派思潮,老左派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如邓力群等人。他们曾身居高位,在共产党内与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呼风唤雨左右政治决策过程,现在因年龄身体等因素已经“过气”,但现在他们在批评改革开放上仍然底气十足,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局的政策违背了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他们的思想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他们的声音在政治上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在“国进民退”问题上与反对“物权法”问题上。他们经常聚会上书中央,反对中央的某些新政策出台,甚至以老卖老无理搅局,因为“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正确”)在他们一边,当局往往理屈而无言,因为当局的政策一直是30年来“打左灯向右拐”的惯用伎俩,老左派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一眼就能看出个中玄妙。在当今中国,政界的老左派虽然逐渐“过气”,但政界的新左派却高调登场,如重庆市的领导与党内某些领导。政界的新左派不再整体性地坚持文革路线,即不反对改革开放,但仍部分运用文革思维如“缩小三大差别”之类来作为施政纲领(尽管在内容上与文革的“缩小三大差别”有所不同),把平均分配放在第一位,不把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且强调施政策应向弱势群体倾斜,希望回到平等主义的毛泽东时代。并且希望通过有组织地“唱红歌”来聚集人心,振奋革命理想,解决现实政治与商品社会严重的道德腐败问题。由于政界的新左派有“毛派”的广大民众作为其基础并获得其支持,在当今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巨大思潮,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现实。近年来,政界新左派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与社会前途,对此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

 

以上论述的学术界新左派、民间毛派与政界左派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精神与基本诉求则是一致的,即都具有传统左倾社会主义的因素,都肯定毛泽东晚年思想,都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左派思潮是行不通的!因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形成,民营企业已经日益壮大,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且市场经济、私人产权、基本人权已写入宪法受到根本法保护,改革开放使中国飞速发展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尽管改革开放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积累到今天使整个社会危机重重,但是,倒退是没有希望的,回到毛泽东时代是解决不了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终结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亦即在冷战结束与苏东巨变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再具有鼓动性与号召力的今天,企图通过毛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回到过去的体制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并且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即中国又将陷入新一轮的大动乱中。因此,回到毛泽东时代没有出路,只有在前进中解决问题才是出路。

 

另外,左派思潮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毛泽东时代并非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是一个全民极度贫困的时代、社会全面控制的时代、政治专横暴虐的时代、思想专制贫乏的时代、任意践踏人权的时代、疯狂崇拜领袖的时代、党内残酷斗争的时代、政治迫害不断的时代、生产极为低下的时代、闭关锁国排外的时代、国民经济崩溃的时代、知识分子惨遭摧残的时代、人民大众备受愚弄的时代、社会身份等级森严的时代(国民被划为地富反坏右与臭老九)、传统文化彻底破坏的时代、谎言欺骗盛行全国的时代、人为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时代、文革被整二千万人的时代!亦即毛泽东时代是没有私人产权的时代、没有人身自由的时代、没有人权保障的时代、没有信仰自由的时代、没有正常娱乐的时代、没有出境旅游的时代。总之,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不值得今天的中国向往的时代。回到这样的时代,不应该是当今中国的选择。因此,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左派思潮存在着严重问题,应该予以批判,同时我也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左派没有看到毛泽东时代这些明明摆着的问题,是真的没有看见?还是看见了不说?

 

但是,左派思潮关怀弱势群体,反对官僚阶层与资本势力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宰制压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非人道因素,反对不受束约与限制的市场经济,追求实质性的社会公正,主张提高全民的福利医疗水平。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是左派思潮在当今中国的正面价值。

 

三、儒家思潮

 

有评论家指出:当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不是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变化,而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的回归,即儒家思想的回归。因为这是百年来中国固有文化遭受无数次沉重打击濒临灭绝后第一次重新回到中国社会,暴发出无比坚韧强大的生命活力。究其原因,是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昔日的影响力,中国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巨大真空,而这一真空需要填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应运而生,即儒家思想填补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空。近十年来,儒家思想逐渐从“绝学”变为“时学”,从“时学”变为“显学”,又从“显学”发展为与自由民主思潮和左派思潮三足鼎立的强大思潮。近年中国大陆出现的“孔子热”、“儒学热”、“国学热”、“中国文化热”、“儿童读经热”、“祭孔热”以及各个大学纷纷成立儒学研究院所与国学研究院所、各级党政机构对官员进行儒学国学培训(如中央党校开儒学课程、北京市组织局级官员到北师大进修国学)、教育部在中小学试验推广《弟子规》、《论语》、《孟子》等儒学课程,甚至将儒家的“孝道”原则与“亲亲相隐”原则运用于司法审判实践,并在世界各地成立300多个“孔子学院”,2008奥运会开幕式以儒家价值为突出象征,孔子像曾一度耸立于中国具有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广场。此外,执政当局还把带有儒家象征符号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如“以德治国”、“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儒家思潮,这一儒家思潮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甚至有的外国评论家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逐渐接受儒家价值,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或许会改名为“中国儒家党”。

 

当代儒家思潮分两大类:一是心性儒学思潮,一是政治儒学思潮。心性儒学是关于人的生命信仰与道德修养的学问,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关于明心见性与成德成圣的学问。心性儒学思潮在中国学术界称为“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从近代算起,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马一浮先生,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张君劢先生,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蔡仁厚先生、王财贵先生、李明辉先生、杜维明先生。“现代新儒家”的发展从第一代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人数从少到多,影响从小到大,地域从大陆到港台、从港台到海外、又从港台海外回归大陆。近十年来“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影响了许多中国人,形成了中国当代儒家的心性儒学思潮。

 

政治儒学是关于社会治理与政治制度的学问,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关于修齐治平与改制立法的学问。政治儒学源于儒家的“春秋公羊学”,在近代由康有为先生传承。但政治儒学不像心性儒学在近代中国代有传人,代代相传而蔚为大观。政治儒学在康有为先生以后在中国已无传人,成为绝学。如果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政治儒学在中国已断绝100多年。本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究心政治儒学,决心弘扬政治儒学,写了一系列政治儒学方面的著述,如《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再论政治儒学》、《重申政治儒学》等,这些政治儒学著述的核心是阐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与“儒教宪政”制度,指出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应该是建立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而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就是具有儒家历史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具体就是“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这十几年来,由于本人的努力,政治儒学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广为世人知晓,国内外媒体也已广泛报道,引起了许多学术讨论,如2007年在珠海、2010在香港专门召开了关于“政治儒学”的学术研讨会(2012年在北京也召开了“全国政治儒学”研讨会。蒋庆补记)。此外,外国学术界对本人的“政治儒学”也甚关注,如法国汉学杂志《当代中国政治观察》将本人《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翻译成法文在该刊刊出,本人《再论政治儒学》一书的主要内容被翻译成英文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儒家的政治智慧日益被国人重视,因而儒家的政治儒学也被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形成了中国当代儒家的政治儒学思潮。

 

儒家思潮在当代的形成,说明了儒家思想具有坚韧顽强的巨大生命力,五千年来,历经无数摧残打压而灵根不断,慧命不绝。儒家思想不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如某些自由主义者与左派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超越封建社会与专制政治的永恒“天道”的体现。儒家思想在历史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会过时,但儒家思想体现的“天道”则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规范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与中国人心的“定盘针”,是中国人必须遵行的“常理”“常道”。儒家思想并非顽固不化,陈腐守旧,儒家思想的性格是“时为大”(《礼记》),是“为变所适”,是“与时偕行”(《易经》),即儒家思想体现的是实践的“时中”智慧。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不仅能适应现实世界,更能在适应现实世界的过程中用“天道”“常道”去批判性地改造现实世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王道”世界。

 

四、儒家思潮的时代价值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思潮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反映了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政治出现危机的时代,各种思潮更加活跃,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西方社会转型的近代。因此,每一种思潮的出现,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诉求,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变革政治、影响历史,从而实现自己追求的理想与价值。具体到社会的政治现实中,每一思潮都会与其它思潮进行激烈的论战交锋,都企图在思想上战胜其它思潮而掌握思想观念上的主导权与控制权,从而实现自己的思想文化诉求与社会政治诉求。在当今的中国,上述的三大思潮也不例外:自由民主思潮、左派思潮与儒家思潮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激烈的相互论战与交锋中,每一种思潮都希望掌握中国思想观念上的主导权与控制权,进而影响并主导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实现自己追求的理想与价值。但是,究竟哪一种思潮能够实现自己的诉求,不是取决于该思潮的自我期许,而是取决于该思潮所具有的优秀的特质、包容的性格、历史的智慧、本土的资源、悠久的学统、精深的义理、博大的襟怀、应变的能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化解时代的危机,解决时代的问题。当今中国三大思潮相比,只有儒家思潮具有这样的特质与能力。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潮在当代具有其它思潮不能比拟的时代价值。下面,就具体说明儒家思潮在当代思潮中的时代价值。

 

(一)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人的信仰空虚问题。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都是一种非宗教的理性主义思潮,或者说是一种无神论的世俗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涉及的是世俗世界的秩序安排与物质利益的现实满足,而不涉及宗教性的神圣信仰与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左派思潮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自由民主思潮是理性的世俗主义,二者都具有非宗教的特质,只是自由民主思潮不像左派思潮那样彻底否定传统宗教,而是通过理性把宗教挂空虚置,即自由民主思潮只提供形式性的抽象程序正义,不提供实质性的宗教价值内容。)因此,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宗教性的神圣信仰问题与超越性的永恒价值问题,而在当今中国,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精神上的信仰空虛,生命上的价值虚无,人生缺乏宗教性神圣信仰的安顿,心灵缺乏超越性永恒价值的归依。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自由与权利比文革时也有少许改善,但是,中国人的普遍状况是生命无意义,人生无目的,物质越丰富,幸福越低下。现在,中国人无论贫富贵溅,心灵都处在一种空虚飘荡无所归依的虚无状态,而这一心灵空虚飘荡的状态正是政治不稳定的最深层的心理基础,也是社会处于动荡边缘的最根本的宗教原因。针对这一状况,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非但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正是这一状况产生的最深厚的思想根源。因此,在中国,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当代儒家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中国重建儒教,而儒教具有昊天上帝信仰、灵魂不灭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心性信仰、圣人文化信仰,即儒家思潮具有宗教性的永恒神圣信仰与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关怀,能够解决当今中国人的信仰空虛问题与价值虚无问题。从中国历史来看,儒教就是中国人解决生命信仰问题的传统宗教,儒教安顿慰藉中国人的心灵长达五千年!只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无情摧残下(自由民主思潮),在西方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的残酷打压下(左派思潮),儒教逐渐在中国式微衰亡了。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中国重建儒教的话,就一定能够解决当代中国人信仰空虛的问题,使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得到宗教性神圣信仰的安顿,使中国人的心灵情感获得超越性永恒价值的归依。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稳定,因为精神生命的稳定与心灵情感的稳定是一切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牢固的超越神圣的宗教根基。所幸的是,当代中国儒家思潮中涌现出了一股复兴儒教的思潮,因而为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

 

(二)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西方不同,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宗教只是相对于中古而失势,并未被彻底铲除,而西方人的道德自古皆蕴含在其基督宗教中,故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人的道德并未全面崩溃,仍然在政治上与社会上起着规范国民行为与约束民众心灵的作用,只是这种规范约束作用比古代要弱化许多。中国则不然。由于近代中国儒教式微衰亡,儒家文化被彻底打倒铲除,导致了中国全方位的最深层次的道德崩溃。这是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自古以来都是存在于儒教或儒家文化中的,儒教或儒家文化崩溃即意味着中国道德的崩溃。特别是近代以来,首先在政治上,历次革命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摧残破坏;其次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商品原则与全民发财(即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又再一次彻底瓦解了残存在中国人文化积淀中的最后一点道德底线,导致了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全面道德崩溃。针对这种全面道德崩溃的状况,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因为自由民主思潮追求的是个人的私有产权保护与公民的政治法律权利,而这些是世俗的权利不是道德;左派思潮追求的是社会的实质平等与大众的物质利益,而这种实质平等与物质利益也不是道德。道德必须存在于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宗教或文化中,并且因为时间的悠久已经习惯性地内化为人的心灵价值,故道德是一种植根于超越神圣的形上世界又存在于社会文化的自发习俗且发自于个人心灵深处的建立在自我约束上的利他观念与利他行为。准此,中国人的道德乃存在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儒教或儒家文化中,是一种依据于“天道”“天理”又存在于“人文化成”之礼俗且发自于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处的自我约束行为。根据这一对道德以及对中国人道德的界定,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既不体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宗教或文化,又不能依据于“天道”“天理”的超越神圣形上世界,因而在中国不能形成体现宗教道德价值的社会文化习俗与礼俗,故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代表的价值只能是一种世俗的政治经济价值,而不是源自宗教形上世界的超越神圣的道德价值,因而这种世俗价值不具有个人心灵深处自我约束的道德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诉求越得到实现,中国社会的道德就越处于下降状态。也即是说,自由、民主、权利、法治、市场、利益本身就是道德的腐蚀剂,如果得不到约束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而只有传统的宗教道德才能对自由、民主、权利、法治、市场、利益进行有效的约束,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恰恰是这些价值的始作俑者,因而不能对这些价值进行约束。儒家思潮则不然。儒家思潮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权利也不是狭隘的利益而是神圣的道德,是一种存在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儒教或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亦即是一种依据于超越神圣的“天道”“天理”中的道德。这种道德以中国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儒家文化积淀与习惯礼俗为基础,因而具有个人心灵深处自我约束的道德能力。因此,儒家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就是为了通过复兴儒家文化重建中国人的道德,阻止当今中国百年来由于传统文化的衰弊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道德崩溃。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想具有这种重建中国道德的能力,其它任何思想都不具有这一能力。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

 

(三)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三个严重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西化的问题。而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西化的核心。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不解决,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丧失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特性(特质自性),在文明与文化上沦为陈寅恪所说的“非驴非马”之国,即沦为亨廷顿所说的在以文明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的“自我撕裂且无所适从”之国。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集团不论左右,也不论社资,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均不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因而不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四九年后中国学苏联建立的政治制度固不论(俄化对中国而言只是西化的一个变种),就算张君劢起草的民国宪法所建构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至于孙中山建立在“五权宪法”上的“考试院”与“监察院”,虽然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但“考试院”与“监察院”在“五权宪法”所建构的政治制度中只具有“治道”上的工具性价值,而不具有“政道”上的合法性价值,故孙中山建立在“五权宪法”上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即不是“中国式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具有某些中国元素的西化政治制度。可以说,百年来中国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文明属性或文化特质上,亦即在“政道”的合法性上都不是“中国式政治制度”,而是“西方式政治制度”,即“西化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晚清的日化欧化,还是民国的俄化美化,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不是文化上的“中国式政治制度”;不管是“主权在民”,还是“人民当家做主”,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不是“政道”合法性上的“中国式政治制度”;不管是精英主导的“代议制民主”,还是大众参与的“直接民主”,建立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有“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国式政治制度”。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深深陷入“民主化”的思惟定式不能自拔,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已看不到“民主化”在本质上就是“西化”这一简单的事实。故在当今中国,这一“西化”趋势在“普世价值”、“人类政治文明”、“与国际接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强烈诉求中日益严重,若这一“西化”趋势得不到阻止,中国可能就不再是亨廷顿所说“自我撕裂且无所适从”的国家,而最终成为“西化的国家”,即成为“西方的中国”,尽管西化论者可以美其名曰“民主化国家”或“民主化中国”。)因此,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紧迫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思潮中,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仅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反而是中国政治制度西化的推手。我们知道,自由民主思潮推崇民主宪政制度,而民主宪政制度即是西化的政治制度;左派思潮推崇直接民主制度,而直接民主制度也是西化的政治制度。在这两种政治制度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看到的恰恰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特质,因为不管哪种民主制度,都源于西方历史文化而具有西方文明的独特属性。因此,在政治制度的建立上,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是理中之事,而要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就必须建立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而要建立这种“中国式政治制度”,在当今中国,非儒家思想莫属!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思想”,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亦即中华文明的正统代表。前面已言,在当代的儒家思潮中,存在着“政治儒学”思潮,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潮,“政治儒学”思潮的诉求就是要在当代中国建立“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而“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就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因此,只有在中国建立了“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才能在政治上回归中国文化的“自性”,才能在政制上克服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才能打破中国近代以来一切西化的瓶颈——“政治的西化”,从而才能避免中国其它领域的日益西化,阻止中国全方位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

 

(未完待续)


附:大陆新儒家文丛之蒋庆著《广论政治儒学》出版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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