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甘阳)

作者:甘阳阅读数:12866发表时间:2010-03-13 08:00:00
甘阳

作者简介:甘阳,男,浙江杭州人,西历一九五二年生。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一九八二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同年创办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一九八九年赴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一九九九年起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等学术职务。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主编、“西学源流”丛书主编,译有《人论》、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与崔之元合编)、《古今中西之争》等。

 

 

 



我国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课”,是在没有传统、没有积累和没有经验的条件下从头开始的,因此不应该走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精心设计的“通识教育大杂烩”,而是应该是在有限的学分时间限制下,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

    要以纲带目逐渐形成配套课程,而不是泛滥成灾地弄一大堆泛泛的“概论”式选修课。就此而言,我以为现在比较值得参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模式,这不仅是因为全美大学通识教育基本都是由哥大样板变化发展而来,而且更因为哥大模式比较简明而容易操作。
    
具体地说,我认为在建立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课程”方面可以尝试的方式是,首先下大功夫设计以下五门“共同核心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的主干: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大学古代汉语、西方人文经典、西方文明史。每门课都应为一学年连续两个学期。

    这里所谓一门课,是指一个门类,比如说“中国文明”每学期可以同时有七八种或更多具体课程,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可以由学生任选其中一门。但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摆脱“通史”或“概论”的讲法,所有课都最好集中阅读少而精的经典著作。应该让本科生从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文本阅读,例如如果第一个学期用一门课集中深入阅读《孟子》或《庄子》,效果要比用一个学期教半部哲学史好的多,因为经过一个学期的强化深入阅读孟子或庄子后,这些学生以后就可能有能力自己去阅读其他的经典原作,反过来,一个学生用两个学期上完了全部中国哲学史,看上去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实际却是什么都没有真正读过,很可能仍然完全没有能力阅读任何经典原作。

    此外,目前我国大学普遍重视英语,却不重视中文,这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人或许会提出,中国的大学不应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作为必修,应该只以中国文明和中国经典作为“共同核心课”。但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该有更开放的文化心态;第二,不可否认我们是处在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必须花大力气了解和研究西方。越是深入西学的人越是会形成自己的批评性看法,通常都是对西学了解肤浅的人反而容易盲目崇拜。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课的目的恰恰是要引导学生从深入阅读而形成自己的分辨和批评能力;第三,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社会心态而言,如果单纯规定“中国文明和经典”作为“共同必修核心课”,很可能反而让人有“强制灌输”的感觉而引来学生反感和反弹,而以中学西学并举作为“共同必修”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有较好效果的。

    我以为,只有首先努力建立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共同核心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主干,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才会有灵魂和“纲”,才能真正走上可以逐渐有所积累而成熟的轨道从而形成自己的传。如果先确定了“核心”必修课,则以后有条件可以再逐步配备其他比较成熟的课作为通识选修课,例如“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或“印度文明”等,以及其它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科目。但任何新的通识选修课都需要专门的学校通识教育委员会认真审查是否真的成熟再批准,要建立通识课的声誉和品牌,宁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滥,这样才能逐渐形成通识教育的传统。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以纲带目”,必须避免“有目无纲”。因此这里最困难的首先是要花大力气来建立以上这些核心课程的内容。这会很不容易,因为每一学期课程的内容和指定读物都需要仔细研究来确定。同时,由什么人来教也不容易,一般地说,大学应该由最好的教授来上本科的通识教育课程。

    尽管这种尝试有很大困难,但我认为这是我国大学必须走的路。如果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那么能否建立起质量可与美国大学相比的通识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今后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干部、教师、商人、律师等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修养。

    美国教育同样经历了传统断裂的问题,而且时间和中国清末民初的教育断裂是差不多,问题是美国比较早地通过奠定大学的现代通识教育而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阅读。

与此相比,我们的大学在20世纪开始就切断了自己的文明传统,中国的大学因此成为没有文化之根的大学。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经典在我国大学的地位就是被当成解剖批判的对象和材料,最多是少数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所有大学生必须讨论的经典。以后三四十年代的学制改革在“国文”课中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但中国传统及其经典的地位并没有在大学教育系统中重新确立,没有人真正象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那样下大力气重新设计研读中国古典文明及其经典的本科通识课程。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基本上用政治课取代了文化课,如此一直要到1995年前后才开始提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问题。但整个问题意识仍然是模糊的,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说到底,文明底蕴是不可能离开文化传统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在部分学者特别是传统中国学术的学科中得了比较多的重视,但在整个社会包括大学内,多数人包括多数大学生仍然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起码尊重。但一个鄙视自己文明传统的民族是断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大国”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作现代整理,并以此逐渐形成我们大学的“核心课程”传统。也因此,我们对美国等通识教育经验的考察,并不能仅仅看他们最近最新的外在形式,而是必须了解他们在传统教育断裂后的最初是如何努力的,这就是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等早期的通识教育建设,因为整个美国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传统是从那时开始奠基并形成传统的。即使1980年代斯坦福的所谓激进改制实际也根本没有改变这个传统,而只是这个传统的继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要像当年哥伦比亚和芝加哥那样从头做起。但是,这一目标并不能以“独尊中学”而排斥西学的方式来作,目前国内一些自称新儒家的朋友颇有这种主张,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欲。真正重要的是要更深入地研究西学,才有可能不为西方最表层的东西、最时髦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中国人自己对西方思想学术的判断力和分析力。因此我们建设通识课程不可能像西方和美国早期那样独尊自己的传统,而需要走“中西并举”的道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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