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梁剑】为人平淡谦和 为学波澜壮阔——杨国荣的治学之道

阅读数:3071发表时间:2015-11-10 13:18:08

 

 

为人平淡谦和 为学波澜壮阔——杨国荣的治学之道

作者:刘梁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6日第83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四日乙亥

           耶稣2015年10月26日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条清秀灵动的校河,名曰丽娃河。20世纪,冯契先生在丽娃河边沉思多载,创作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哲学史著作及创立“智慧说”哲学体系。冯契先生曾受教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诸名家,而对金岳霖之学体会犹深。在一定意义上,智慧说乃是“顺承”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由金岳霖的知识论“逆转”出的广义认识论。河水长流,学脉绵延。杨国荣受业于冯契先生,由此,我们在他那里可以看到金—冯哲学传统的新气象:为人平淡谦和,为学波澜壮阔。

 

延续金冯学脉

 

“哲意绵密续金冯,心怀世界无中西。出史入论起阳明,思到具体著新篇。”这是说杨国荣治学,继承金岳霖—冯契学派绵密悠长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元哲学的运思为宗,中西互参,史思相倚。从最初的王阳明研究,到近期的“具体形上学”开放体系,犹如一名不知疲倦的骑士,在哲学史研究和哲学探索的领域不断开疆辟土,永不止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国荣的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史(涉及先秦至现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中西哲学比较、伦理学、形上学等多个领域,且研究成果卓著。

 

粗线条地看,杨国荣从出版第一本学术著作至今,其治学经历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之前,以哲学史研究为主,其代表作包括阳明学研究专著《王学通论》(1990)、《心学之思》(1997)和研究儒家道德哲学历史衍化的《善的历程》(1994)。1998年至2013年为具体形上学沉思时期,哲学创作的标志性成果包括“具体的形上学”三书(《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和《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2013年),后者可视为具体形上学在实践哲学领域的展开。2013年之后,为后具体形上学时期。有人问及,具体形上学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创建了一个哲学体系?对此,杨国荣强调,具体形上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一方面,具体形上学这一学说本身不是封闭的,具有不断展开的潜能;另一方面,杨国荣拒绝将自己拘囿封闭于“具体形上学”之中。

 

潜心研究具体形上学

 

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三书,正式提出“具体形上学”的开放体系。总体上看,“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哲学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其理论深度和原创性等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

 

著名汉学家梅勒曾这样说道:“杨国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最为卓越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哲学家,并非因其国籍、血统或工作地,而是因其哲学工作的性质。除了有赖于西方哲学经典,杨国荣充分运用中国哲学传统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囊括这一传统的各个时期和所有流派。……尤为重要的是,杨国荣还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不仅研究哲学史,或具体讨论哲学学科内部的专业问题,而且还发展出了自己内容广博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研究既扎根历史,又以未来为指向。

 

向道而思

 

杨国荣之为师也,温而厉,启人以思,不言而化。若无例外,杨国荣每一学期都会开设一两门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或研读经典,或讨论业已成形但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历年的课程内容鲜有重复。学生们每隔两三年总能读到先生新著新理,研读讨论之际常常生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曾有学生问他:“从博士毕业一直到今天,您的哲学探索不断地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您为什么没有像一些功成名就的学者那样‘歇’下来?不断探索的动力在哪里?”他淡淡地回答说:“我想主要是学术兴趣和对现实的理论关切,与此相联系的是不务空名,追求实质意义上有建设性的思考成果。对学人而言,如果没有学术和现实的关切,就容易走向虚无和玄思。”杨国荣也提到,自己身上有一股“野气”,不能满足于拘守某本书或某个领域,而野气的养成,与早年读书时很少依循学院式的“规范”或章法的经历不无关系。

 

1978年,杨国荣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读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油印本,他的青春便真正“遭遇”了哲学:“在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可以用‘非常震撼’来形容。当时哲学史虽然看的不少,但在阅读完那本书以后,却有种别开生面的感觉,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其理论的深度,以及逻辑脉络进展的严密性,对我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反复琢磨,看得爱不释手。” 因为冯契先生的因缘,杨国荣开始了从装卸工向哲学家的转变。他在《王学通论》后记自述从大学至1988年博士毕业的十年寒窗生涯:“其间虽远未达到董仲舒那种‘三年不窥园’的境界,但独坐苦思,孤灯命笔却也是习以为常之事。作为人世间的凡夫,当然也难免时有寂寥之感,而此时聊以自慰者,则唯有志于道之‘孔颜之乐’耳。也许是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也许是出于某种惰性,我似乎一直是沿着既经选定的路前行,而很少旁择——过去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昔之今为今之昔,杨国荣近三十年的哲学探索一直沿着既经选定的道路前行,而前行的深层动力,正是“志于道”。

 

杨国荣对于“道”情有所钟,最新出版的论文集的书名便是《向道而思》。2009年,《杨国荣著作集》11种问世,其中的《道论》原书名为《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关于改名,杨国荣解释说: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主要通过对道的思考、追问展开,“道论”展示的便是这一视域。对此,学生之间曾有讨论:这是否透露出某种运思方式的微妙转变?也就是说,开始转向以中国传统话语作为哲学运思的元语言? 无论如何,杨国荣先生既是向道而思,又是由道而思:道既是探究的对象,又是运思的取径,更是求索的动力之源。

 

道何所谓?2014年10月,杨国荣接受访谈,回忆师从冯契先生求学的岁月。言谈间的深情厚意,让访谈者深切感受到,以逻辑思维见长的杨国荣老师还有另一个精神面向,那就是在言谈间、在那些不经意间写出的性灵文字之中所流露的真性情。2014年11月,杨国荣为访谈撰写题记,以纪念冯契先生诞辰100周年:“史思统一,学无中西。兼容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上承‘智慧说’的哲学传统,走向以道观之的智慧之境。”金岳霖先生曾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论道》)中国人对于“道”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知识论》)。“隐微”意味着习焉而不察,同时意味着弥漫性的渗透力。“怡然自得”是精神上的受用,文化上的在家感;“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情感转化为行动的动力,它是基本的,也是深沉的。哲意的情感是宗教式的、精神的,也是推动力或原动力。如果缺乏对于“道”的感觉,恐怕对于中国文化就不会有孔子那般继续“斯文”的使命感。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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