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礼乐是向大众传播儒家思想的最好方式

作者:蒋庆阅读数:3765发表时间:2015-11-17
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专访蒋庆:礼乐是向大众传播儒家思想的最好方式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首发于澎湃新闻,标题被改为《中国应主要通过礼乐解决社会问题,比完全靠法律好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六日丁酉

           耶稣2015年11月17日

  

【作者简介】

 

蒋庆,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民间书院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等。主编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郭志刚,计算机专业硕士,文化传媒从业人员,儒家文化的信奉者。

 

   

 

蒋庆

 

儒家如何面对大众进行传播?

 

郭志刚:我在上海主要从事计算机动漫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有些迷茫。王阳明先生非常注重“立志”,我总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点什么,比如在动漫方面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感觉势单力薄。我平时也弹琴,但现在弹琴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一定很深。

 

我希望能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探讨,这是我这次来访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先生指教。

 

蒋庆:你说到的弹琴、动漫,都是“艺”。孔子也会弹琴,但孔子并不是以艺人的方式名世。弹琴是需要有内涵的,义理就是艺的基础,没有义理,艺也就没有意义了。当然,如果只有义理而没有艺,也很干枯,不能润泽生命,并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既不能艺化自己的内心,又传播不出去。

 

但是,能直接深入体认义理的人毕竟是少数,那是最高层次交流的基础。交流,也就是你说的传播。如果搞大众传播,最好是义理与技艺同时掌握。现在搞动漫的人非常多,但他们大多只懂技术,昧于义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没有深刻的内容,或者内容比较低俗,这种传播就是负面的。

 

儒家的学问需不需要面对大众去传播?当然需要。儒家的道理,除了贤人君子需要了解外,一般老百姓,即中才以下的人,也需要了解。但由于传播目的不同,传播方法也有异。对老百姓的传播,我们需要寻求最好的传播方法——即把高深的义理变成一般老百姓热衷接受的方式——这就是“六艺”中的礼乐系统。这主要不是通过文字、知识、观念、论说来传播,而是通过语言、行为、音乐、情感来熏陶,即书院之外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包括礼乐、祭祀、戏剧以及现在所说的文学、动漫等。

 

从传统上来看,除了在书院中进行高层次的义理传播外,就是在大众中进行礼乐传播。朱子、阳明除重书院高层次的义理传播外,又特重乡约教化等礼乐传播。中国古代的戏剧,体现的正是文以载道的精神,也是礼乐教化的一种形式。通过戏剧,传播忠孝仁义等儒家理念,老百姓不知不觉受到戏剧的感染,也就是接受礼乐文化的价值熏陶。所以,《乐记》认为,礼乐的作用是移风易俗。

 

郭志刚:但现在的人太急功近利,所以传播也会出现偏差。我一直想探索一种传播,能把真正适合传播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真正了解和接受。

 

蒋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需要向大众传播真正适合的价值。实际上儒家高深的义理,通过长期的历史教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变为一般人不自觉的行为,这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是活生生的生活呈现。

 

比如“忠孝”,在历史上已形成了好多人物事迹,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而已。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传播形式不成问题,问题是缺乏内容。礼乐感人至深,是润物细无声的。如果一个人从小看的多是有关“忠孝”的电影或动漫,而不是好莱坞诲淫诲盗的电影与日本低俗无聊的动漫,那这个人的成长就会绝对不一样。

 

我们对付诲淫诲盗与低俗无聊的传播,有两个途径来杜绝。一个是国家立法禁止,这个仅靠我们做不到;另一个就是创作更好的作品来代替它,这点我们应该做得到。美国人制作的动漫《花木兰》就不错,它不仅生动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孝与忠的价值,还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担当精神与伟大气概,并且以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

 

辜鸿铭说中国的女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妇女,我们的历史文献上有很多典型人物。问题是我们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让大家接受。比如说动漫、电影,大家看到后,感动了,就成功了。这样的资源中国文化中拥有太多,可惜去发掘的人很少。

 

儒家文化:作为工具资源,还是生命信仰?

 

郭志刚:但是要想表现好,非常不容易。

 

蒋庆:这不是问题的本身。在中国不缺乏技术,缺的是理念。很多人自己没有理念,却想急功近利。还有一点使其不能成功的是,人们感觉儒家文化是个资源,但又不真正相信儒家文化的义理,而只想功利地用这个文化来谋利——儒家的价值在他们那里只是谋利的工具和资源,而不是生命信仰,因而不能形成创作的巨大力量。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的动力,根本写不出好剧本来。“不诚无物”。第一要有儒家的信仰,第二要有传播儒家价值的责任感,第三要对大众传播有兴趣,第四具有大众传播的技术——这样才会成功。

 

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人对儒家还缺乏自觉层面的信仰,因为我国近百年来在所有国民教育中切断了儒家的教育,致使人们达不到对儒家价值的真诚信仰与深刻体认。于是,就算想写也写不出好作品。

 

现在写孔子传的人非常多,但最好的还是日本人井上靖写的《孔子》,因为他是以朝圣般的心灵写的。我们现在缺乏信仰的力量,所以创作人员只有补课。达到生命信仰的高度后,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我想井上靖在写《孔子》的时候,能不能出版根本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他那么大岁数了,为了写好孔子传,专程到中国来沿着孔子周游的路线亲身走了一遍,深入实地体认孔子当时的心灵世界。他甚至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孔子到了某个地方就不往楚国走了,两次到那个地方去看实际情况。

 

所以,没有信仰的力量,就不能写出好的儒家作品,更谈不上去传播儒家价值了。

 

郭志刚:我为了了解琴,就花了两年时间。如果让我了解一种文化,那需要花多长时间啊?

 

蒋庆:并不是说你要当个儒家文化的专家,做专家恐怕一辈子时间都不一定够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有对儒家的真诚信仰与基本信念,不把儒家价值当成资源与工具去用,也就是说,最起码你要信奉儒家价值。

 

古琴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工具,它不是用来表演给人听或看的,而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心灵境界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古琴的精神,应该可以举一反三。你如果真正想做弘扬儒家文化的事,就不要等,等谁啊?现在儒家文化处于艰难状态,这就需要每个个人以自己的力量去弘扬儒家文化,并且需要有孟子所说有“大丈夫”气概与阳明先生所说的“狂者”精神,凭此气概与精神努力奋斗,儒家文化的复兴才会有希望。我们这个时代连儒家生存的土壤都没有了,你只能自己开垦土壤后自己栽种。

 

“若全面了解孔子,就应该把孔子当作圣王而不仅仅是圣人来看待”

 

郭志刚:我们现在只能在业余时间来弘扬儒家文化,因为还需要工作。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蒋庆:不是欠缺,恰恰是阳明先生所说的需要“事上磨练”的工夫,因为道在伦常日用。

 

另外,还必须全面理解孔子。只通过《论语》了解孔子并不全面,因为《论语》是曾子等一系门人编撰的,体现了曾子的偏好。孔子的弟子非常多,不同的弟子禀性不同、志趣不同,追随孔子的时间不同,接受孔子教诲的内容也不同,所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也自然有所偏好。

 

因此,要全面了解孔子,必须通过“六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在“六经”里贯穿了孔子的圣心王意。故只有通过“六经”,站在“六经”的高度,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孔子。

 

具体说,通过“六经”,我们了解到孔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王道。王道包括了天道、地道、人道。而《论语》主要集中在人道方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道中最高的忠恕之道。

 

所以,如果要找一条贯穿孔子思想的主线的话,那就必须是王道。自宋明以来,特别是现在,人们普遍只是通过《论语》来了解孔子,而不是通过“六经”来了解孔子,这样对孔子的理解就不够全面。这就导致人们只把孔子当作圣人来看待。实际上,若全面地了解孔子,就应该把孔子当作圣王来看待。孔子不仅仅是道德崇高的圣人,更是参通天地人的圣王。故孔子之道不只是圣道,更是王道。

 

同样,也只有通过“六经”的思想,才能真正了解《论语》。人们普遍认为《论语》最好懂,实际上《论语》很难懂,因为《论语》只记录了孔子的谈话内容,很少记录孔子谈话的背景,但我们并不能主观猜测孔子谈话的背景。只有站在“六经”的高度,全面了解了孔子的思想,才能比较正确地理解《论语》中孔子所谈论的内容。实际上《论语》里也有天道的思想,比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则体现了孔子为王的王道思想。

 

中国不是主要通过法律体系,而是通过礼乐体系来解决社会问题

 

郭志刚:周敦颐说过不懂礼就无法懂《春秋》,又说“礼为阴,乐为阳”,这是否说明礼乐是很重要的?请蒋先生谈谈如何理解中国的礼乐文化?

 

蒋庆:礼乐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梁漱溟先生用礼乐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本质,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正是在礼乐方面。西方人自己研究他们的社会,像马克斯·韦伯所说,西方是法理型社会,从希腊时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

 

中国社会则不同,中国是礼乐社会,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礼乐来实现的。虽然儒家文化中常说“礼乐刑政”,但以礼乐为主,刑政是辅助礼乐的。

 

现在的所谓新派人物,总是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差距太大,形不成一套完整的、主导性的法律治理体系。然而,这可能恰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不是主要通过法律体系,而是通过礼乐体系来解决社会问题,效果应该比完全依靠法律好——因为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稳定的、建立在自发良俗上的合乎道德的社会。

 

而法理型社会,现在不管从中国还是从西方来看,都已看出它的问题来了,它是建立在人为的理性计算的利益基础上的。而礼乐社会则是建立在人自然的情感的道德基础上的。另外,对于社会的管理成本而言,法理型社会的管理成本相当高,要建立一整套法官系统、律师系统、暴力系统与监狱系统,而礼乐社会则是靠自发的良俗而治,其管理成本是相当低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礼为国”。所以,通过礼乐能够把中国文化的特色突显出来。

 

但是,中国礼乐治国的理想在历史中从未完全、充分实现,而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孔子的理想固然是靠礼乐来治理社会,中国社会的特质是礼乐型社会也没有错,但是,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与礼乐治国的儒家理想之间仍存在着差距,礼乐治国只是儒家理想大体的落实。比如,从“乐”的方面来说,自东汉的大乱以后,懂“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乐”不像“礼”可以通过文字保存下来,当时缺乏有效的记谱技术,战乱中“乐”(即古代先王用于礼仪的雅乐)自然很快就亡了。

 

另外,因为“乐”有愉悦的功能,在“乐”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纯粹追求声音旋律之感官享受的情况,而失去了“乐”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儒家所推崇的“乐”是宗庙音乐,即圣王的礼仪音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宗教音乐。这种音乐的最大特色是表现宗教道德的情感,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而不是民间流行的纯粹感官享受之乐,即非桑间濮上之乐。孔子虽然不一定会完全反对纯美意义上的民间流行音乐,但孔子肯定把圣王的教化之乐放在首位。所以,当齐国送女乐给鲁国时,孔子就离开鲁国了,因为孔子认为接受女乐就意味着鲁国抛弃了圣王的礼乐教化,与夷狄无异了。

 

儒家所推崇的音乐,当然是与民间的桑间濮上之乐不一样的。桑间濮上之乐是刺激感官的音乐,所以魏文侯一听到先王的雅乐就打瞌睡,而听到桑间濮上之乐就兴奋。先王雅乐培养的是人的宗教感、道德感、神圣感与虔诚感,而不是纯粹的愉悦感。当然,先王雅乐也是会给感官带来愉悦的美感享受的,否则,孔子就不会评价《韶乐》尽美尽善了。

 

我有位朋友从国外回来,说他去到教堂里感到最震撼的是宗教音乐,宗教音乐一奏响马上使人产生了神圣的庄严感,并产生了另外一种美的感觉。他说在听宗教音乐时,世俗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我想,孔子当年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就是处于这种神圣庄严的美感状态。

 

所以,子夏对魏文侯所讲的先王雅乐,实际上就是这种神圣感与美感相结合的宗教音乐,即先王时代的仪式音乐。在古代,吉、凶、军、宾、嘉“五礼”都配有音乐,《诗经》也配有音乐,但是不同场合的音乐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打仗,音乐是激励士气的;祭祀,音乐是慎终追远的。总之,音乐不是纯粹为了寻求感官刺激的。所有这些都是先王雅乐,是儒家所推崇的。

 

现在,我们应该把先王雅乐恢复起来。但“乐”是专家之学,而声音这种东西又非常深奥微妙。孔子是懂的,但是在技术上没有传下来。《乐记》只传了音乐理论,没有传下技术性的东西。孔子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钟鼓,礼乐也无法存在。所以,礼乐的精神和音乐的技艺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在文字上建立了礼乐的义理,而没有建构起音乐的技艺,就不能真正表达礼乐的精神。

 

因此,儒家文化的缺陷就是,礼乐的义理保存了下来,而礼乐的技艺却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而我们在今天很难体会与表达礼乐的精神。鉴于此,我们今天要复兴中国的礼乐文化,关键就在于恢复乐,特别是恢复乐的技艺。当然,礼可义起,乐也可义起。我们可以通过儒家经典与史书的记载,把乐的技艺首先恢复起来。

 

孔子本人并没有将六经分等级,分等级是后儒的事

 

郭志刚:我感觉中国儒家的思想,似乎是从《易经》开始的,是以《易经》为本的。孔子读易,后世的朱子、邵雍、周敦颐、张载、阳明先生对易都有独到的见解。我是学数学的,所以对易只是从数字方面把玩,对义理方面还没入门,所以请蒋先生指导。

 

蒋庆:在儒家的经典中,每一部经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点。其实,孔子本人并没有特别强调哪一部经最重要。孔子留下来的言论,只是对各个经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指明了不同经的适用方面,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并没有把《易经》放在前面。

 

从宋儒到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都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将六经分等级,分等级是后儒的事。后儒有自己的理解与偏好,他们遇到的社会历史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孔子传经,有不同的学生,每个学生对经的理解与偏好不同,每个人所传的经也就不同。为什么曾子传《孝经》?因为曾子的性格偏好于守约之学,而孝的最大功能就是约身。

 

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学数学的,容易对《易经》产生偏好,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是学文学的,也许会对《诗经》更感兴趣。正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人就会认为其所偏好的经比其他经重要。

 

还有,人们受时代学术的影响,也会对经有所侧重。比如宋儒为什么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主要是应对来自佛教的挑战。佛教的挑战主要来自性与天道,而六经中《易经》则多言性与天道。其他经如《春秋》《尚书》言历史与政治更多一些。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宋儒才提高《易经》的地位,把《易经》推崇为群经之首。现在的人受宋儒影响,就会重视《易经》,同宋儒一样认为《易经》是群经之首。

 

然而,儒学的义理博大精深,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以后产生的学派则更多更复杂,每个学派对经典的重视和解释都不一样。我们不能预定哪部经是群经之首,我们要有更大的胸怀,“六经”都是圣人所作,区别只是功能上和适用上的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病了,捡的中药中有六味药,你能说哪味药更重要吗?都重要,只是具有不同作用而已。“六经”也一样,各自解决的问题不同,比如《诗经》对人的性情进行熏陶,通过“诗教”培养出温文尔雅的人;《书经》可以了解圣王对社会政治的治理,疏通知远,使得心胸开阔;《易经》洁静精微,可以培养知几的智慧,等等。如果你只读《易经》的话,对儒家的经学即六艺的了解就不全面。儒学对人的熏陶是综合性的,是要实现完满的人性。理解了这个道理,就不能讲哪一部经最重要,六部经都同等重要。

 

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西方文化全方位的挑战。我们要回应西方文化,就必须全方位地回应。西方文化也有抽象的形而上学部分,港台新儒家就是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比如牟宗三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说易的。当然,现在看来这部书是牟先生的习作,是用西方的数理逻辑来解释《易经》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路,即港台新儒家是从抽象的形而上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易经》。熊十力先生也是这样,他用形而上学回应佛教,也回应西方,思想资源也主要是《易经》。

 

如果我们是活在宋代,也许只是从这个形而上学角度回应也就够了,因为在宋代中国文化没有崩溃,只是佛教进来在心性方面造成对儒家文化的挑战。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如果只用《易经》的形而上学系统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就不够了。在现代,我们必须整全地用所有儒家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挑战,来全方位地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

 

学习《易经》能用来算命从而避祸求福吗?

 

蒋庆:具体到《易经》的解释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对我来说,比较倾向于“义理派”这一系统,当然,也不否定“象数派”。但是,对中国士大夫影响大的还是义理系统,特别是宋以后。我主张以义理为主,辅以象数,这应该也是孔子赞易的用心。孔子的《易传》是讲义理的,但离不开象数,因为《易传》是建立在象数上的义理,而不像其它经典讲义理的方式。像《诗》就寓情言理,《春秋》则托事明理。

 

孔子教我们学易的目的,是不要犯大错误,而不是像古希腊哲人,只是满足于抽象思维的快乐。汉以后有易学家沉浸于象数变化的玄妙快乐中,这不是孔子赞易的宗旨。实际上,《易经》并不玄妙,历史上的好多政治家都受《易经》的影响,处理政务时都能运用《易经》的智慧和义理来避免自己犯大错误。所以,古代的皇帝经常和大臣在一起讲习《易经》,并且也不是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而是当作智慧来讲,真正相信《易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指南。

 

而现在,大学里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没有多大意义。近代以来研究《易经》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来研究《易经》,把《易经》仅仅看作是证明某一西方学说与意识形态正确的文献资料,那更是歧出,更不可取了——这种研究《易经》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解构《易经》,从而毁灭《易经》。像郭沫若,从《易经》中找出许多材料,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周代是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他那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无比正确。所以,以史学派的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易经》,问题非常大,他们一定要在《易经》中找到历史演变的规律与事实,这就与《易经》义理完全不对路了。

 

古人把《易经》当作人生的智慧指南,因而《易经》是非常神圣的、神秘的、严肃的、“不可为典要”的。现在,《易经》却变成了学术研究的文本对象与历史考据的文献材料,《易经》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正面价值与伟大作用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回到孔子的智慧,把《易经》当作我们的行动指南,用《易经》的义理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与社会,这才是我们学易的根本目的所在。

 

郭志刚:谢谢蒋先生的回答,现在我明白了六经同等重要。但我对《易经》感兴趣,并不仅仅是受数学的影响,我认为《易经》在吉凶祸福、阴阳消长的逻辑关系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今年端午节,我看了一遍《离骚》,屈原的出生都是按照卦象来取的,他的一生也是按照礼法来约束自己的,但他的结局却是非常悲哀的。当然,我们凡人不能与圣贤相比,圣贤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按照我们凡人的理解,是否明白了《易经》,结局会好一些呢?

 

蒋庆:你问如果精通《易经》的话,是否就能避免不好的结果?我想可能《易经》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实与历史相当复杂。孔子赞易,只是教人尽量避免大过,但并不能说精通《易经》就能完全避祸得福。

 

如果学易完全是为了避祸求福,那么,这就是“小人读易”了。小人读易,总希望把所有的天机都搞清楚,然后追求福报,避免灾祸。这是人类的一种傲慢,因为人没有能力完全知晓天机。然而,小人总是很自大,认为自己学易完全能够掌握天机,故传统易学为了纠正这种人类的傲慢,指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即是说,不能把《易经》看成是纯粹的算命书,而应看成是形而上学的义理书。

 

孔子也读易,也赞易,但他也没有办法靠《易经》来避祸求福,也没有办法在他所处的时代靠《易经》来避免他“道不行”的命运。君子是不算命的,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如果妄想泄露天机的话,那本身就是狂妄,所以命本身是算不出来的。就算命能算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既然是命,就是不可改变的,算出来也没用。

 

所以,学易不是为了全面掌握天机,而仅仅是为了“知几”,即为了了解事物的初始状态,采取应有的处理方法,以避免犯重大的错误。《易经》上往往讲到“贞凶”,就算“正固”也不排除凶,并不是说按道的要求做了,一定会是好的结果。

 

所以避免犯大错误和追求自己的福报是两个概念:小人学易是为追求福报,君子学易是为避免大过。至于结果,泰然处之,吉来不喜,凶至不忧,自己按照《易经》的告诫做就是了。孔子一生战战兢兢,也不能完全避免凶的结果,如困于陈蔡之类。如果按照小人的心理来看,则会认为孔子不应该会有那样的结果,因为孔子精于易道,怎么就算不出好的结果来呢?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我们学易按照易的教诫去做就行了,不要去执著追求一定要有好的结果。

 

(感谢心兰先生提供的录音资料)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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