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艾】一位新加坡人的中华文化情怀——记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

阅读数:3141发表时间:2016-03-11 09:58:36


一位新加坡人的中华文化情怀

——记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

作者:吴艾

原载:《现代企业文化(上旬)》 2009年11期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新加坡华人社会举行了多种活动,其中有两个介绍中国发展变化的讲座,是郭文龙先生主持的。他还是这两个讲座的组织者,以旗下的东亚人文研究所和朋友的科艺有限公司分别主办,得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中友好协会、南洋学会、随笔南洋网的赞助联办,活动有声有色,大为成功。在这些活动中,笔者有幸接触了郭文龙先生,惊讶地发现,这位新加坡人竟然有那么深挚的中华文化情结,并且由于这情结做了那么多有益于社会和谐、有益于中新友好的事,实在令人钦敬。



在新加坡有名的图书城——百胜楼,笔者访问了郭文龙先生。他是一位儒商,白皙的脸,从眼镜中透出和蔼的目光,内敛、儒雅、安祥、笑容可掬。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娓娓道来,常使我忘了是在同一位新加坡人交谈。


郭文龙谈起,30年前,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看到新加坡的成就,从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做法中得到宝贵启示。邓小平这次新加坡之行不久,中共即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我想,其中有两个重大的转变,是同邓小平这次访新有关的,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不再搞革命输出,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为新加坡华人,我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感到高兴,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感到欣慰。因此,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也举办讲座,让新加坡人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分享一份喜悦。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关注,2007年5月4日,郭文龙以东亚人文研究所及喜耀文化学会与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88周年的活动——“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讲座,邀请著名教授王庚武教授和霍韬晦教授演讲,这在狮城引起了热烈反响,座无虚席。


郭文龙生于1949年,在中国,这年出生的人可以自豪地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同共和国一起成长。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生在新加坡,在青年时代却同中国大陆的青年一样,被同一种政治热情所激荡。不同的是,他更是冒着危险,偷偷收听来自远方的声音(新华社广播电台),悄悄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至今,他还能背出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甚至还会唱多首语录歌。原来,他曾同我们一起走过那个年代,一位新加坡人的中华文化情怀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付出了不同的政治代价。他不无感慨地说:时代变了,我们的思想理念也与时俱进了,但我们那份关注社会、要对民众有所担当的情怀没有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边做企业,一边关注文化,关注社团工作。我常想:与其一个人向前走一百步,不如带动一百人向前走一步。


郭文龙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生意。他投资房地产,不仅建成亨德生高科技轻工业楼耸立在新加坡,还参与投资,在中国南京建成了一幢50层高的摩天大厦,名为“新世纪广场”,耸立在曾经的总统府旁边。他同上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合作,创设文化产业公司——“上海复旦开圆文化信息公司”,开发出十二生肖全家福动画片、制作衍生产品、出版书刊、造型专利授权等,发行遍及全球,在中国有100多家电视台授权播出。但他更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身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中国商会主任理事、南洋孔教会会长、东亚人文研究所董事长、喜耀文化学会会长、国立大学管理学院中文校友会名誉顾问等职。他还曾担任过6年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会长和4年现代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在郭文龙的心中,民族是比国家更重要的概念,因为她在时间上更久远,空间上更广大,文化上更认同,心理上更超越。作为新加坡人,他仍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华夏后裔,他更深爱着属于自己的中华文化。他说,中华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立世之本,是无数先人祖祖辈辈在千万年的历史风雨中陶洗积淀形成的。她滋养着我们的民族,也影响着人类的进步。


这个民族文化何其宝贵。她不能断。在近代,有识之士,睿智的学者,为传承中华文化、保持中华文化免于毁灭,一生皓首穷经,甚至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不得不背井离乡……说到这时,他的眼睛湿润了。见此情景,我们的心灵感到震撼,理解了他为什么在繁忙经营企业的同时,还兼任那么多文化社团的工作。在这些兼职中,我们先来介绍南洋孔教会会长的角色。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创立于1914年,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20世纪初,在中华复兴的历史大潮中,中国大陆曾涌动孔教复兴之风,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地相继成立孔教会。在新加坡,林文庆博士、林义顺等华社领袖发起成立了实得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时有会员数百人,大多是中华总商会领导、名流翘楚。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仍挂牵着祖国,不忘把祖先的文化继承下来,修身立业,并传给后代。1942年,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侵略,实得力孔教会一切活动被迫停止。直到194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周年之际,孔教会才得以复苏,并改名为“南洋孔教会”。从2007年开始,郭文龙担任了南洋孔教会的第三十任会长,他多方团结当地儒学和学术团体,门户开放,吸引很多学者加入,会员增加到150多位,其中多有文教界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如教育界享有盛名的陈荣照教授、苏新鋈教授、潘国驹教授。2007年5月,郭文龙带领南洋孔教会的新一届理事,来到裕华园,在孔子铜像前举行就职仪式。新理事会引进超过一半新的成员,使之年轻化。一方面推广普及孔子思想,提倡“生命儒学”;一方面推动文化学术活动。


郭文龙解释说,孔教会不是宗教团体,它的“教”字,是教育和道德教化的意思,是个倡导儒家思想、弘扬孔道以正人心的团体,体现的是对社会的教化、安定作用。我们是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开展活动的,会员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共同承担宣教的大任,才有了跨世纪的坚持,对新加坡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人格素质的提升,以及促进这个多元文化宗教的国家和谐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7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19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后现场回答提问,郭文龙以南洋孔教会的会长身份得到一个提问机会。他问:孔子对建立社会的和谐有非常高的智慧。我们想了解现在中国和社会怎么样来重新认识和肯定孔子思想的价值?郭的提问,引出了温总理的一番话:“和谐社会的概念我就不再重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这个思想还是源于儒家的学说,‘和为贵’啊,‘君子和而不同’,和合生谐。这些思想都是宝贵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所阐述的哲理,至今散发着光辉。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历史,那些显赫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都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传说,或者只能算半个传说。但是唯有人民和人民创造的历史和财富,才是永恒的。因此我想和老师们、同学们讲,在学校要学好各种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要多有一些像孔子那样的思想家。”


郭谈起这次与温总理的对话时,说:我的提问,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口,给孔子在中国正了名,让大家知道,孔子思想对中国“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价值。他认为,中国大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也趋多元化,一些人重新回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优良的传统和价值观;同时,一些西方人也感到他们所崇尚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自由的价值观念也会衍生新的危机,需要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些情况,使提升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契机,也是时代的呼唤和挑战。孔教与儒学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复兴,各地华人应同心协力弘扬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并为此而加强交流。


2007年11月,郭文龙出席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5月,郭文龙率南洋孔教会部分成员到山东曲阜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他说:“此次孔孟故乡文化之旅不仅是文化之旅,它还是寻根之旅、朝圣之旅。说它是文化之旅,因为我们要去了解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说它是寻根之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说它是朝圣之旅,因为我们要去向人类的至圣先师孔子与孟子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受到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曲阜孔子后裔联谊会会长、曲阜市委常委孔令玉等的热情接待,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曲阜孔子后裔联谊会、孔子世家谱研究中心进行了交流,参观了孔子研究院、孔府、孔庙、孟府、孟庙等文化圣地。


不久,山东省孔孟之乡济宁市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各界对这一标志着国家宏大文化建设的工程而心情激动,海外的华人亦心同此感,甚至美国纽约市市长也致电祝贺。郭文龙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名义贺信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成为继北京奥运会后,本世纪初最具民族号召力的文化工程。文化是一方土地的血脉和灵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可以说正是时候,它不只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同时还能扩大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传播。”


2008年10月,在台湾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衍圣公逝世,郭文龙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名义发去敬挽:“德望崇高依孔道 遐龄驾逝当损艺,成名至远据儒学 著论流传必增辉”。


南洋孔教会虽成立了94年,但始终不曾有自己的会所,曾长期寄居在中华总商会,或与其他学会同檐而居。在郭文龙努力下,2008年孔教会在樟宜路买下两层楼店屋充当新会所,费用100多万元,其中郭文龙一次捐出20万。有了会所后,他们更积极地规划开办多种活动,包括兴办儿童读经班,成人儒学、哲学、文史课,还计划配合教育部,到学校推广文化课程,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著名儒家学者来做专题演讲、学术讲座,还计划出版一些书刊。去年举办了多次孔学讲座:霍韬晦教授主讲《永远的孔子》、林纬毅博士主讲《孔教对生命的安顿及其宗教性》、詹尊权教授主讲《孔子的教育理论》、苏新鋈教授主讲《孔子的经政理念》、耶亚华先生主讲《孔子思想与伊斯兰价值观》。9月26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2559周年晚宴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场面盛大,出席嘉宾有来自政、商、文、教各界领袖人物。



郭文龙的中华文化情结,从他担任的各个社团角色和大量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东亚人文研究所、喜耀文化学会成立于2003年。东亚人文研究所的宗旨是,以东方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辅,陶冶出高瞻远瞩而且有结实的现代学术训练之人才,使之在这时代的转换期中卓然屹立,重建对东方文化的信心,并对西方文化加以消化与定位,响应现代学术的挑战,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人文学与性情学,南洋华人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史学专题研究、佛学研究等,还不定期地举行各种讲座,如《论语》与企业家的修养、《孟子》行动学、《易经》领袖学、《论语》性情学、《孙子》攻略学,《大学》与生命成长之道,语言心理学、生命教育、健康、品艺等课程。


说起什么是“喜耀文化”,郭文龙先讲了一位中国朋友说自己在德国遇到两件小事:他在德国友人的陪同下去一小镇参观,看到一个少年在河边钓鱼,身边有两根钓杆,德国友人便问:“为什么一个人有两根杆子?”少年说:“还有一个同伴,方便去了。”又问:“身上带着尺子了吗?”少年说:“两个人都有。”说着把口袋里的尺子掏出来看。这时另一个少年已经回来了,两人同时也主动把合法的钓鱼执照展示出来。离开后,德国朋友看到我有些纳闷儿,便解释说:“在这里,规定河边钓鱼每人只准用一副钓杆,钓的鱼须超过5寸,太小的要放回河里去,要带上尺子才好确定是否符合标准。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检查孩子的行为。”他以很平常的口气说。而刚才的少年也以很平常的态度接受检查,没有丝毫反感,可见全社会已经形成一种默契,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环境、遵守规定,接受监督。我还看到,在一个商场前面的小广场,有人到垃圾筒丢用完的瓶子,发现旁边还有别人丢在外面的包装纸,便哈下腰去把它拣了起来也丢进垃圾筒里。你看,人家就是这样自觉地维护公共环境,体现了整个社会道德素质。这种公德心不能完全是靠法律规定,而主要是靠自觉,靠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对自己的道德内省,在儒家思想中叫“慎独”。这种公德心也靠培养教化,因此,我们经常举办这方面的讲座,宣讲儒学精华,净化心灵,陶冶人品,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使生命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获得快乐和光明,这就是我们弘扬的“性情文化”,这对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世风里迷失了自我,在忙、盲、茫、苦、孤、枯中挣扎煎熬的人,是生命的提振与灵魂的重塑,是非常有意义的。


郭文龙认为,我们倡导的“和谐”,应包括四个方面,这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内心的自我和谐,还有个人同他自己的神明(祖先)的和谐。这第四种和谐,就是要以你的先人的功德为荣为楷模,继承下来,有所作为,让你的后代能以你为荣为榜样,传承下去。在这方面,宗亲会,乡亲会,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介绍说,在新加坡,这样的宗亲会(血缘性的)、同乡会(地缘性)有300多个。新加坡早期的学校都是由这些会馆创办的,他们为教育及文化的传承、社会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往往是政府难以起到的作用。本此理念,郭文龙曾担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执委,福建南安会馆副主席,还担任了6年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会长,在这些义务性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在华人社会赢得了口碑。他在担任郭氏公会会长6年时间里组织了五个访问团到大陆、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曾率郭氏宗亲会到陕西唐代名将郭子仪故乡祭祖,到河南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寻根。这些活动加深了新加坡华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增进了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


在新加坡,倡导学华语已有20多年,由于国家领导人重视,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社团、学校,学华语用华语已然成风。一直热心传播中华文化的郭文龙,更是致力于华语的普及和提高,几年前,他以宗乡总会的名义联合了26个宗乡会馆,请了5个非华族人士(有马来族、印度族、美国、加拿大等白人)现身说法,讲他们对华文的理解和热爱、学华语用华语的心得,他们精彩的华语演讲,分五次在电视台播出,传为一时佳话。


近几年,郭文龙和他的朋友们更致力于举办关于中华文化的各类讲座,题目纷呈,吸引了各年龄层的听众,由于颇有收益,爱听讲座的人越来越多,成了新加坡社会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背后,跳动着郭文龙一颗挚爱中华文化、奉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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