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两情若是长久时——深切怀念杨主任

作者:蒋庆阅读数:1831发表时间:2016-05-17
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两情若是长久时

——深切怀念杨主任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一日己亥

           耶稣2016年5月17日


  


杨景凡先生


接到俞荣根学长来函,谓今年是杨老百岁冥诞,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岂有不允之理。回想起我自从拜见杨老以来,一直称杨老为杨主任,因为杨老曾任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与科研处主任。这一称呼对我来说不仅是昔日的习惯,现在怀念杨老时亦倍感亲切,仿佛我又在杨老面前再次称呼杨主任。我想,终我一生,我都会像往常一样亲切地称呼杨老为杨主任。

 

我最早见到杨主任,是在上张警老师中国法制史课时,杨主任在课前对张警老师与法制史教研室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现在已不复记忆,但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法制史教研室是西政最有学问的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的老师是西政最有学问的老师,但同时又非常纳闷,法制史教研室的老师大多都是右派,或是有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者,这些有问题的人为什么都很有学问?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杨主任手下?为什么杨主任会重用他们?这对当时作为学生的我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与杨主任的真正深入接触,是我成为“问题人物”以后的事,其中的因缘凑泊,须作一点简单交代。七八、七九、八零届的西政校友大多知道,我在七九年底写了一篇长文,名叫《回到马克思》。该文起因于文革刚结束,报刊披露了很多文革中不人道的现象,如张志新因坚持自已的政治信念被割喉管遭凌辱等残暴事件,这对我年轻的心灵刺激非常大。我当时正热衷于西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道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讲异化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义,而讲专政重暴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革中不人道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放弃了讲异化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错误地坚持了讲专政重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而我认为这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被歪曲被篡改了的俄化斯大林主义。所以,要避免文革中不人道事件的再发生,我当时坚信只有在思想上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回到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这就是我当时撰写《回到马克思》一文的时代原因。

 

《回到马克思》一文写好后,在同学们中传看。当时正值思想解放运动,有些热心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传统的油印机,将文章刻写油印后四处散发,更有热心的同学用毛笔将文章抄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前的墙壁上供同学们观览。然而,由于文革刚结束不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仍占上风,《回到马克思》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暴力的马克思主义,无疑触动了当时“政治正确”的底线,引起了上方的高度重视,认为我犯了“严重思想错误”,必须接受正确思想的教育,改变错误的观点,并且书面承认错误。于是,四川省最高学术机构四川省社科院专门组织专家学者写文章批判我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错误思想,西政也组织哲学、经济学、共运史等教研室的老师们对我进行正确思想的教育,时历一年,每周一次,直到我们班全体同学到成都实习时,才不好留我一个人在校继续教育而作罢。(近日才从俞荣根学长处得知,杨主任曾对俞荣根学长说,他对当时学校对我的思想教育很反感,曾当面对西政书记张文澄说:你们这是对青年学生探索真理精神的围剿,应该停止这种“教育”。另从杨主任女儿杨甸匀处得知,杨师母曾对她说,杨主任还在学校院务会上拍了桌子,动了肝火,说他们这是在围剿蒋庆。)由于我被教育两年来一直没有书面正式承认错误,给我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学校不许我报考研究生,除非我写出正式的书面检查。更为严重者,在即将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在热烈地商讨如何填写好分配自愿书,都希望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单位工作,毕竟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文革中断法学教育十年后首届政法院校毕业生,很多用人单位都非常奇缺。就在这时,有同学从内部得到消息,告知我已被内定到贵州边远山区的一个县级法院工作。既然如此,填写分配自愿书对其他同学有效,对我则毫无意义,于是我拒绝填写分配自愿书,独自一人冷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继续读我心爱之书。

 

然而,人的一生往往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偶然性,就在我安心读书准备发配到贵州某县法院报到时,一日在东山大楼教室过道上偶然碰到回西政办事的王嘉恵院长,王院长是杨主任的老朋友,当时已由西政调任中南政法学院,主持中南政法学院的筹建工作。王院长一见我就问:愿不愿意到中南政法学院任教?我说当然愿意,人家还不要我呢!我还以为这只是一般的寒暄,没想到王院长竟然当真,在司法部要了教师指标,因为中南政法学院尚在筹建中,我就作为中南政法学院的教师先留在西南政法学院工作,等以后中南政法学院建好后再说。这样,我的命运有了突然的转变,也决定了我与杨主任的长期接触。

 

既然我已留校任教,但去哪个教研室呢?在当时我是一个“问题人物”,我当然首选去法制史教研室,因为我知道法制史教研室是过去的“问题人物”最多的教研室,老“问题人物”与新“问题人物”聚在一起就不会有“问题”。并且我也深深地知道,在西政只有杨主任敢要我,因为我的“严重思想问题”并未解决,我仍处于“问题之身”,要我就意味着必须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现实压力。当然,我也只愿意在杨主任手下工作,因为我知道杨主任能理解我,我在杨主任手下工作能心情舒畅。留在法制史教研室后开什么课呢?当时我正倾心西方的政治哲学,我就说我开“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课,杨主任欣然同意,任由我便,给了我很大的思想自由与讲课空间。但是,正当我准备好讲稿并且已安排好授课日期时,国内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因为我仍是“问题之身”,学校说要先审查我的讲稿,否则不让我开课,而对其他青年教师的讲稿则不审查,我觉得极不公平,于是拒绝开课。自此以后,我对政治心灰意冷,以至厌恶,在重庆古旧书店买了许多佛教书籍,卷缩在歌乐山下铁路西的“歌乐山房”潜心研读佛学,印证了欧阳竟无先生“人到伤心才学佛”的箴言。这时我自号“歌山野人”,终日沉浸于读书之中,教研室的周六例会很少参加,非查阅资料则不去教研室,外面火热的考研、读博、留学之事一概不问,一心只求释氏的“无上正等正觉”,曾誓言“不成正觉,不下歌乐”,并且因为“反精神污染”之赐,得以数年不开课,拥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使我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性之所近尽情阅读。这一时期,我除读佛书外,也读了大量儒书,特别是从重庆友人王康处读了不少他舅舅唐君毅先生寄回国内当时国人读不到的港台新儒家书籍,遂由此萌生了赓续圣学重振斯文之志。这段时间我很自惬,认为自己是全中国青年教师中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不上课,不开会,不考博、不应酬,拥有大量的自由阅读时间,能够穷尽读书之乐。我当时曾自豪地对朋友说,我是“漫天读书,遍地结果”,并自嘲我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然而,对我这段时间的轻狂怪异行为,作为教研室领导的杨主任竟然全不在意,不加任何干涉,而是对我放任自流,让我自得其乐。今天回想起来,我这段自由阅读的幸福时光,完全归功于杨主任对我的理解与放任,如果当时换一位教研室领导,对我这一“问题人物”严加管束,我可能就会成为当时全中国最痛苦的人。我知道,在杨主任心中,我不是一个“问题人物”,而我在杨主任面前,也从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问题人物”,因为杨主任在年轻时也和我一样,是一个自认为的真理追求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杨主任虽然属于不同时代的人,但我们的心则是相通的,进而是相知的。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追求真理的心永远不会产生代际的隔阂,哪怕历千万祀亦复如是,就像现在我们与孔子相遇而然。

 

说到孔子,我的儒学研究也与杨主任有关,我的第一篇儒学论文,就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杨主任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写毕业论文时,我最初的选题并不是孔子,而是《斯大林主义批判》,我仍然遵循《回到马克思》的思路,希望用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异化的斯大林主义,但是因为这一选题又触犯了当时的思想红线,不获学校通过,不得已,我只好将选题改为《孔子“仁学”初探》,由杨主任指导。在该论文中,我接受了杨主任对孔子思想的正面评价,论文获得了杨主任的好评,并被学校评为西政七八级优秀毕业生论文。虽然杨主任在对待自己的学术成就上非常低调,从不张扬,但我心里明白,我今后的儒学之路,确实受到了杨主任潜移默化的不少影响。

 

留校任教以后,我与杨主任的接触多了起来,有一些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具体事情,杨主任也非常关心。比如,当时青年教师的分房事件,就是在杨主任的直接关心与督促下才得到解决的。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当时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师,响应政府晚婚晚育的号召,又响应学校搞好教学科研的号召,决定晚生小孩,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上。但是,学校当局在制定分房政策时,却规定必须有小孩才能分房,这一政策无疑有利于行政部门的青年职工,不利于教学部门的青年教师,因为行政部门的青年职工没有教学科研上的压力,因而大多已有小孩。杨主任知道此事后,认为学校的这一分房政策对青年教师极不公平,于是带着院长与有关部门领导实地调查青年教师的住房情况,敦促学校立马解决。当时我们一家住在东山八楼十平方的一间筒子楼内,两人都是教师,都要备课,日常的生活、读书、工作、会见学生都挤在这一狭小逼仄的空间内,甚至吃饭时因为没有地方放碗筷,只能将书桌的抽屉拉出来放上一块木板权当饭桌。杨主任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直接带着学校领导到我们家来看,当着校领导的面要求解决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由于杨主任作为学校老领导的直接干预,学校当局终于调整了分房政策,不再以有无小孩作为分房条件,这就使留校的青年教师能够公平地进入学校的分房程序,凡符合分房条件的青年教师都分到了新的住房,如我们一家、杨磊一家都分到了新的住房。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西政住进新房的五年的时间内能安心读书思考,并能生养小孩,完全亏得在杨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老师的力争下为我们争取到了新的居住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出,杨主任对青年教师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大学里的领导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在西政任教的几年时间内,杨主任对我的学术发展也非常关心。当时李光灿先生正在整理沈家本的学术资料,并组织撰写研究沈家本法律思想的系列学术专著,杨主任遂推荐我加入了沈家本学术研究的课题组,并希望我能担任李光灿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中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当时李光灿先生正在帮助南开大学筹建法学研究所,杨主任又推荐我参与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我因此前往南开大学住了半年时间。法学研究所初具规模后,南开大学希望正式调我到法学研究所工作,并派专人到西政商议调动事宜,杨主任也认为去南开大学对我的学术发展有利,因而希望我能同意去南开大学工作。但是,由于我不适应北方的干燥气候,更因为这时我的学术兴趣已经游离出了法学领域,集中在儒学、哲学与宗教领域,还因为我无限怀念在杨主任庇护下歌乐山畔无忧无虑的自由阅读生活,所以决定仍然留在西政,不去南开。也就是在这一时间,中南政法学院已筹建完毕,校方为履行以前的约定,希望我能去中南政法学院工作,但也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也决定留在西政,不去中南。好在王嘉惠院长宽宏大量,不以为意,去留全由我自己决定。于是,我选择留在了西政。现在回想起来,我既未去南开法研所,又未做李光灿的学术助手,并且学术研究还离开了法学领域,实在辜负了杨主任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有愧于杨主任对我的推荐与提携。

 

杨主任为人十分严历,批评起人来完全不留情面。有一次我在东山大楼过道上看见杨主任批评教研室的一位老师,严厉得让站在一旁的我都感到害怕。但是,杨主任对我却完全判若两人,待我非常亲切,所谓“即之也温”,有时还不乏幽默与诙谐,常常表现出一颗童心,笑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在西政与杨主任相处的六年时间中,杨主任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予何人?何幸之有?竟能得到杨主任如此的偏爱,也许正是因为杨主任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吧。

 

与杨主任相处久后,我发现杨主任的内心深处其实非常孤苦悲凉,并非如外面所看到的那样刚强。杨主任对现实常常表现出诸多不满,经常进行激烈批评,又往往因为无奈而哀叹,心灵得不到慰藉与抚平。我知道杨主任的孤苦悲凉并非来自个人际遇,而是来自杨主任年轻时代心忧家国天下的禀性。然而,扬主任年轻时代追求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在今天得到完全的实现,甚至在很多方面现实的存在与杨主任平生所持守的信念每每发生冲突。一个人平生追求的理想与信念在晚年时日见落空,其内心深处的孤苦悲凉可想而知!我作为晚辈曾想安慰杨主任的晚年心境,借了一套我珍藏的线装版《杜诗镜诠》给杨主任看,因为杜甫将家国天下之忧寄托于性情境物之咏,或可通过读杜诗给杨主任带来一点心灵上的慰藉。但我也知道,不会有用,因为我不能改变我们的现实存在,而杨主任孤苦悲凉的晚年心境正是产生于我们不理想的现实存在。杨主任因为行政级别可以购买到当时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内部读物,有一次杨主任慎重地将其购买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译本给我看,我即知道杨主任在反思现代中国的命运,然其反思的结果又如何呢?除了带来杨主任晚年心境的孤苦悲凉外,只能是独立苍茫中的无助与无奈!孔子晚年哀叹道不行而天下莫能宗予,只有上天才能知道孔子晚年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想,对杨主任也是这样,只有上天才能知道杨主任晚年内心深处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理想与现实巨大差距带来的痛苦,是青年杨主任约翰·克里斯托夫式的痛苦与晚年杨主任孔子式的痛苦,无怪乎杨主任年轻时推崇约翰·克里斯托夫,而晚年时推崇孔子。然而,有这种痛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种痛苦超越了人的生物性存在,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痛苦,是一般人所经历不到的先知先觉的痛苦!

 

我认为,杨主任属于老一辈革命者群体中的清流,是顾准式的人物,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是追求一已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当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其晚年不能实现时,其孤苦悲凉的心境是不难理解的。然而,追求理想的清流在现实的逻辑面前往往不会得志,也很难被世人理解,他们的命运若不是为坚持真理而身陷囹圉,就是陷入贝多芬式的永远的孤独、孤独、孤独!

 

我上世纪八八年移居深圳后,与杨主任的接触渐少,但从师友们传来的信息中,得知杨主任仍然陷入深深的孤独中,常常枯坐书斋,终日不言,晚境日益悲凉。作为老一辈的理想主义者,杨主任心灵的痛苦也许只有上天能够知晓,正如孔子晚年无人理解时长叹一样:“知我者,其天乎!”因我远处南海一隅,不能对杨主任晚年心境有丝毫慰藉。突然有一天,俞荣根学长来电话,说杨主任住院病危,我立即飞抵重庆,直奔医院,此时杨主任已处于弥留之际,守护在旁的师友们不断大声呼喊:“杨主任,您不要走。蒋庆来看您了!蒋庆来看您了!” 杨主任果然等着我,没有走,我紧紧握住杨主任的手,大声说:“杨主任,我是蒋庆,我是蒋庆,我来看您了!我来看您了!”顿时,杨主任的抽搐之声逐渐放平缓,虽然此时杨主任已经不能再睁眼说话,但我仿佛听见杨主任的心灵在说:“我知道你是蒋庆,我知道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慢慢地,我握着杨主任的手,杨主任安详地落了最后一口气。

 

杨主任走了,带着人间所有的烦恼与忧愁走了。也许,正如童话故事所说,天上没有孤独与痛苦,特别是没有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与痛苦。是的,人世间天地不仁,但上天却最终给了人类的理想主义者们永远的回报与公平——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君子息焉……

 

丙申孟夏后学蒋庆拜撰于龙场阳明精舍俟圣园之立命居


附:杨景凡先生简介


杨景凡,男,西历1916年出生,四川渠县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创始人,复办后首任教研室主任,时任校科研处(加挂研究生处牌子)处长、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学科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等。有合著《论孔子》(内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传世。先生鹤驾周年时,学生和家人将其部分论文、读书笔记、日记等收录于《景凡文存》。西历2001年逝世,享年83岁。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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