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作者:楼宇烈阅读数:1062发表时间:2016-09-01
楼宇烈

楼宇烈,男,西历一九三四年生,浙江嵊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著作有:《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等。校释有:《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2008年)、《周易注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作者:楼宇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廿八日甲申

           耶稣2016年8月30日


 

8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做客中华书局伯鸿讲堂第9期,作了题为“怎样认识传统文化”的讲演。

 

  

 

讲座现场

 

文化的多元性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楼先生首先坦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不是一本系统的学术著作,而是中华书局的一些编辑朋友与他的学生,根据课堂授课、讲座的内容,以及从过去的一些文章中选出相关篇目,综合编辑在一起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实际上是一本通俗的、具有普及性质的读物。

 

 

 

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楼先生说,最近几年,我们都在强调文化自信。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实际上是有所丢失的。他认为,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对文化有所了解。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要想建立起文化的自信就很困难。

 

楼先生说,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不要总是以简单的、绝对的好与不好、先进或是落后来判断。不同的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的、区域的产物。文化的区域性是很强的。不同的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需要互相尊重,文化的多元性才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只有多元,才能够推动文化之间的互动,彼此取长补短。同时,文化也需要变化,需要一种内部的认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吸收,都要保持它自己的主体,否则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

 

中国文化历来都是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文化,在形成自己主体的根基上,吸取其他文化有益的部分来发展自己。简单来讲,中国文化跟世界其他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文化是以向内为主的,而其他文化是以向外为主的。中国文化注重于人自身。人既是万物的一员,又与其他万物很不相同,是最特殊的一员。其他万物在自然中生存,它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是被规定了的,没有多少主体性、主动性可言。唯有人在万物之间具有相当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中国文化常讲“人为贵”,“贵”就是贵重、重要。中国人常把天、地、人三者并称。天地是万物的根源,天生地养,把人放在天地之中来认识。

 

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人都不是外部世界的某一个力量创造的。天地自身的变化就有了万物,就有了人。人因其主体性、主动性,可以与天地并列,“赞天地之化育”,参与到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去。《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天有其时”,“时”就是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的德性,就是因四时而生万物。“地有其材”,地的德性就是养万物,自然形成一个相互循环、自我养育的环境。“人有其治”,“治”就是治理。人在天地万物之间,就要参与到天地万物的变化之中去。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是管好自己、管住自己

 

楼先生问道:我们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由什么来支配的?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来讲,就是“心”。我们的心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去讲、怎么去说。当你成为一个人以后,支配你肉体的活动都是你的思想、你的心。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心念很重要。一念之差,就会万劫不复。我们需要端正自己的心术。

 

《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在天地之中的位置,就像心在人体上的地位。人是集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精华而成的。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让天地万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所谓“天人感应”,天地本有自己运行的规则,但人去干预以后,天地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人是很渺小的,但他又能对整个万物的变化发生作用。道家讲顺应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告诫人们要认识万物自身发展的趋势,不能按照人类的想法去随意改变。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又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造物主造出来的,物与物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关系,体现为生命之间的血脉联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反求诸己、反躬自问。古代的射礼,就包含了一种人文的意义。在射礼中,射中与否,都取决于自己的身心是否端正。射礼本身是一个正心的过程,告诉人们要保持自己的心正,不能怨天尤人。

 

中国的教育传统是“为己之学”。《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说,“为己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就是“美其身也”,让自己的人格更加完美。为己之学,就是“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过程。而“为人之学”,就是“以为禽犊”,把学习当做一种积攒财富的手段,然后拿着这些财富去做交易。荀子讲,为人之学没有对人生发生任何的作用,只不过是贩卖家而已。

 

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提高自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文化又是一种“修身文化”。《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其实是一个修身过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把它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部分。小学的年龄段是8-15岁,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日常的生活规范)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六艺);15岁之后入大学,学习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是对“八条目”的简化与总结,强调把自己“修”好,才能“治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是管好自己、管住自己。

 

 

 

宋本大学章句集注(1217年)


儒教是“宗教”么?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但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含义是什么?《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最初是与“天文”相对的。“天文”就是天以刚柔交错而呈现的状态,“人文”就是人以文明以止而呈现的状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其实与西方文化中的“神文”相对。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中世纪的文化,是以神为主的,一切以神的意志为转移。西方近代历史上的3次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力图冲破神的文化,而建立人的文化。

 

如果我们用西方宗教“造物主”的观念来观察中国的文化,那么我们会认为,中国文化中是没有“造物主”的观念的。“敬天法祖”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把祭祀天地的权威都推给了天子,由天子履行祭祀天地的权利,而普通百姓则是以祭祖为主。在上个世纪初,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康有为则不以为然。在欧洲游历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的失败,在于中国人缺少能够统一的精神力量(宗教信仰),提出需要一种宗教来团结国人,即“以孔教为国教”的观点。但在当时遭到一片反对。有趣的是,章太炎虽然反对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说法,但他也认为中国需要一种宗教信仰,提出了“以佛教为国教”的看法。

 

楼先生认为,康有为的认识很有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孔教和西方的耶教很不一样。前者围绕着人展开,是一种人道宗教;后者围绕着神展开,是一种神道宗教。楼先生认为,我们对于“宗教”概念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宗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不一定要有一个造物主的信仰才算是宗教,更不一定是一神的信仰才算宗教。简单说儒教是宗教当然不对,因为它的文化样式就不一样。古代的文化样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而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种分科型的文化,把文化分成科学、宗教、哲学、艺术等等门类。但在古代,宗教、科学、艺术、哲学往往是混融在一起的。所以,简单认为儒家就像今天的宗教那样,很单一的话,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认为,儒家里没有宗教的内容,也是不对的。儒家教导人们不要忘掉祖宗,不要忘掉天生地养,就像西方文化中教人不要忘记上帝造人一样。中国文化认为,做人不能忘本,做人要有感恩心,要有敬畏心;而做了坏事,就要受到天谴和祖宗的惩罚。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一样的。但中国文化不是建立在离开我们世界的、在我们世界之上的一个造物主的信念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世界之中。中国文化强调人的自觉,由人的自觉落实到人的自律。而这一点,在儒家的身上体现最为明显。

 

发扬中国文化的自觉自律精神

 

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仁”的概念。孔子之所以强调“仁”,是为了挽回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状态。怎么挽回呢?就是把你一切的行为都回到周礼上去,回到原原本本的“仁”。《荀子》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爱。只有自爱的人,才会去爱人,也才会被人爱。一切都要从自身做起,才是中国文化自觉自律的理念。

 

自觉自律,也是一种道德的观念。在先秦时期,“道德”是与“仁义”相对的。道德是一种天性,而仁义是一种规范。在某种意义上讲,仁义也就是一种修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能够把内心的质朴与外在的修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外在的表现都是内心本质的一种表露。文明以止,也就是要通过外在的教育,让人明白“止”的道理。

 

所谓的“礼”,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礼别异”,就是通过礼,让我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状态及区别。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不等于人与人的身份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礼来认识不同的身份,还要认识到不同身份背后担当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父母,“生而养,养而教”就是他们的责任;作为子女,“父慈子孝”,对应的责任就是孝(还包括顺、敬等)。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楼先生认为,魏晋玄学家王弼对“孝”的定义最为妥帖:“自然亲爱为孝。”孝是一种自然亲爱的伦理。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职责,强调尽伦尽职。教导人们通过礼乐教化明白自己的身份,然后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尽自己的职责。

 

人类不仅需要自我管理、自我节制,还需要把这种管理与节制扩之于万物中。谈到北京的变化,楼先生戏称自己是“北京水资源匮乏的见证人”。1955年,他到北大求学,那时的海淀区,还随处可见水塘。而现在,很多水塘都消失了。现在我们强调“生态伦理”很重要,但楼先生还一直呼吁要建立“科技伦理”。什么是“科技伦理”?就是在我们人有能力去做的时候,还要考虑该不该做。要更多地考虑到我们跟万物的关系,考虑子孙万代的事情,考虑到能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科技伦理的问题。我们人要有一种自觉性,也需要发扬中国文化的自觉自律精神。

 

人文文化,还可以相对另一面来讲,就是物文文化。物文文化,就是一切以物为中心。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西方很多人的思考。人从神的光环下站出来了,本来应该更理性。可是,人怎么能做这样没理性的事情,去发动战争呢?一切战争最后的目标,不就是争夺资源和财富吗?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类可以互相残杀,做出非常不理性的事。人的自我主体丢失了,变成了物的奴隶。有的学者提出:我们现在还应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被称为“新人文主义”。也就是要重新树立人的主体性,回归自我。但真正要做起来,却是很困难的事情。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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