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有涯愿无尽:纪念梁漱溟诞辰123周年

阅读数:2396发表时间:2016-10-19 19:50:11

吾生有涯愿无尽:纪念梁漱溟诞辰123周年

作者:梁漱溟

来源:腾讯儒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十八日癸酉

          耶稣2016年10月18日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

 

 

 

我的大半生恰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究元决疑论》(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合影(资料图 图源网络)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今广州广雅中学前身),但此时更多考虑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资料图 图源网络)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后方感到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活动,边从事写作。


  

 

边从事争取民主,边从事写作(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去,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周恩来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年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在此讲学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国共和谈时期民盟主要成语合影(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毛主席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50年发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60年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为最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作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成。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梁漱溟书法(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最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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