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强】如何可能成为一位中国学人

作者:高小强阅读数:2420发表时间:2018-04-12
高小强

作者简介:高小强,西元1956年生于成都,籍贯河北广平西韩村,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唯识学“转识成智”说研究》《天道与人道:以儒家为衡准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编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术语通释》,以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服膺中华文化,归宗儒家。


如何可能成为一位中国学人

作者:高小强

来源:《切磋二集》,曾海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廿六日癸酉

            耶稣2018年4月11日

 

一、引言:我作为学者的最基本立场

 

做一名中国人,尤其一位中国学人,是自然而然与理所当然的吗?至少在现今不是。所以,作为一名学者,我的最基本立场为:我首先是中国人,我有义务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尤其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不能成为异族文化的“买办”、“洋奴”。其次,我是当下国家的国民,尽管我对当局等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强烈的不满等等,但是我还是应当维护这个国家,我对当局的批评、指责,以我所能推进其改进,都是旨在维护这个国家。甚至“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2],也同样是为了维护它。而不能成为一名卖国者或叛国者!无论何时,倘若当局不公不义(过去或许是因为革命,因为阶级斗争,或者说是“以斗为利”;现今却是因为GDP,因为经济建设,亦即地道地“以利为利”!),我必反对之,或者是“危行言逊”,而不得丝毫苟且!同时,我还得尽可能地辨析清楚每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既不为当局所欺瞒,亦不轻信了传言。不过反对不会是无限度的,限度就在于是否危害到国家。我肯定不会借助任何外部势力,尤其那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来反对当局而危害国家。虽然近世以来中国的国家是由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其是否符合天命,或者说,是否具有合法性,当容每位国民尤其士人反思之,乃至看能否推进其逐渐吻合天命,而万不可轻言推翻等等。国家关乎每位国民及其家人的生死存亡,关乎每位华人及华裔的荣辱尊严,关乎中华民族的兴盛衰落,所以,我必维护国家。而对于祖国,我惟有无条件地忠诚!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纳粹统治时期不忍离开祖国,德国战败后被捕受审仍然拒绝去美国之邀,而甘愿与民族一道受难。因为他说: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还有前苏联甚至往前在沙俄时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思想者等等,他们亦是宁肯遭受当局的严酷迫害而不肯离开祖国。我想,支配他们的必定是对祖国的忠诚不渝!在华夏历史上此类事例更比比皆是,像古鲁国“和圣”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三仕三黜,仍不离故国。楚国大诗人屈原宁遭楚王冤屈流放,不离故土,终投江汨罗,与国家一道沉亡。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顾炎武等等穷遁山野,亡命天涯而终身不仕异代,不做贰臣。而顾亭林不事二姓,是得力于其嗣母王氏之教。再有,甲申变后学人吴佩韦既哭国恤卒,其妻张氏抚育三子,尝数日不举火。谓诸子曰:“尔等亦知自今以后,饥寒之贤于温饱乎?安之固宜如是也。”长子吴舫翁(云)卒以苦隐终其身。明清易代之际,贤如顾母、吴母者,所在皆有。[3]试想想,昔日妇孺皆知忠诚于祖国而维护国家,而今我等五尺须眉的所作所为,慌不择途打破头地往国外钻,还说爱国而国不爱我,奈何!等等,岂不愧煞古人!

 

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极大地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像《礼记·学记》中记载的“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敎学为先”,夏商周三代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规教法、学规学法,仪礼仪式,等等。[4]而《大学》之“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因此而被培育,社会亦形成良风懿俗,真可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6]以后中国的教育尤其书院教育就一直秉承与发扬着这样优良的传统,鲜明地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并为此创立了一种十分成熟、完善且不断创新的书院制度,因而极大地保障了自主自治的办学,独立自律的治学、讲学,平等自由的学问学术交流,等等。遗憾的是,近世西学西力东渐,国人尽悉废弃了自家优良的教育传统,一味模仿西人,犹如沐猴而冠,以至于今所谓大学精神的严重失落。[7]我不知道,终究我们能否重新拾起华夏失落了的传统?但仅就眼下而言,我仍希望每一位学人——包括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每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他修学的是何种学科,何种专业——都能够尽力做到:无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及其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做异族文化的买办与洋奴。伸张公平正义,反对当局等的不公不义,却不能因此危害了国家,而应当维护国家,不做卖国者或叛国者。那么,我们如何才可能做到这些呢?

 

二、作为学人当有的基本信念

 

首先,我们要忠诚于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那就得对之有所了解认识。而要真切地了解认识,那就得具备一种适宜的态度或者说基本的信念,简洁地讲,那就是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亦即: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委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8]

 

之所以当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抱有敬意,因为儒家就始终坚持人生不能失却了最基本的“敬”意,无论是对天命,对大人,抑或对圣人之言。[9]因为“敬之一字”,诚如朱子所言,“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10]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无论历史上的禅宗末流,还是陆王后学,其种种弊端,不就是完全失却了敬意而使然的吗!更毋庸说,自近世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公开打倒孔家店,彻底诋毁与否定自家历史文化传统,以至于今的人们,又岂止于“呵圣骂师”呢!昔日礼仪之邦,谦谦君子的国度,竟成为最不文明、最无诚信、最无礼野蛮的一族,这究竟是谁之过,谁之罪呢?儒家从不在人之外提要求,而是着实地“修己以敬”,做好人的分内之事,就是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恕以待物,“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百姓”。因而儒家也从不刻意地吸纳与培育自己的信众,只要做好人的分内事者,皆可以成为儒者,所以儒家不是像佛教、耶教那样的宗教。自古华夏选择了儒家,就因为中国人愿意本本分分地做人。也只有中国人能够平和地说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道理。[11]中国人在祥和安宁的生命状态中,让生死、人鬼乃至天人,终究合而为一。这一切的起始都离不开一个敬字。现今的我们不是特别主张所谓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吗,如何才可能做到呢?倘若离却了内心中的基本敬意,真正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可能吗?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即使真有,我也信不过!尤其我们现实的家庭乃至社会都几乎丧失了成就完整人格的人的职责与职能,学校也是,也少有令人养成独立思考的可能。我们不能指望没有独立思考的同学,一给他讲独立思考,他就真能独立思考得起来。而是要经过可靠可信的老师的循循善诱,引导同学读圣贤书,读经典,逐渐成就其完整人格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一开初尤其迷茫的同学以可靠可信的老师所是而是,所非而非,就无可非议。因为这或许是有些同学的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逐渐体会到可靠可信老师的所是所非同古之圣贤的所是所非乃至于同他自己内心的所是所非,是可以真正合一的。这时且只有在这时他才可以真实地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怀疑批判的精神!

 

三、为何要研读中华文化的古典典籍

 

其次,要真切地了解认识,那就得研读中华文化的古典典籍,因为:

 

(一)作为学人自身必靠之而立身成人

 

譬如有学者指出:“对传统的诠释必须植根于对其过去历史的一种真正的热爱与尊崇。孔子、耶稣、佛陀,都是真正、深刻而且自觉地使他们的传统得以复活的典范……只有当我们在传统方式的一代又一代熏陶下真正成长起来,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当我们复活了新的环境视之为不再有效的这个传统,我们才能保存我们生命的方向和完整。共同享有的传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对传统的每一次抛弃,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断裂。而对传统的每一次真正的复活,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重新统一。”[12]

 

反过来看看,长期缺失传统文化,我们所教育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否都是些忘恩负义、自以为是、傲慢无比之辈?

 

某男女举行婚礼,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同时告知父母,我们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我们夫妇俩是这个家绝对的主人,欢迎父母来家里,父母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或者有人公开对父母讲,你的家是你的家,而我的家是我的家,等等。过去有听说农村出来的孩子上学,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过去是私下悄悄的,还知道理亏!今日却已是“理直气壮”了,气确实够壮了,理却是歪的!

 

某人以为今日教育普及提高,在孝敬事务上会自然比古人做得好。事实果真如此吗?姑且不论今日之教育比起古人在孝敬亲亲上用心几何,就单论当今之人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孝悌乃“为仁之本”、“无改于父之道”、[13]“无违”、“父母之忧”、“能养而无敬”、“色难”、[14]“事父母几谏”、“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之年,不可不知”、[15]“父子相隐”、[16]“三年之丧”[17]等等道理,这些在传统中是天经地义的,而在现代又是如何看,如何做的呢?

 

某人发了财,急忙与曾留学海外的大学捐上巨款而锦上添花,却似乎未曾想到他国内的相对穷乏的母校,尽管国内大学尚存种种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然而毕竟我们是在此奠定下人生起步的,我们对此能轻易遗忘吗?

 

还有大量赚了钱,成了名的人,亦即通常所谓精英人士,就要移民海外,遗弃母邦,而以成为他国国民为荣,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及祖国以邀他人之宠,或者成为他国的经济买办,或者文化买办,与国内的腐败官吏、洋奴甚至可称之为汉奸的等等联手出卖国家利益,葬送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余下的人呢,昏昏噩噩,反对自家的一切传统,以为只是劣根性的东西,于是他们在其深藏的劣根性当中反对劣根性的中国,那么,良根性的中国及中国人呢?再没有了?!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18]所谓“学”,觉悟、觉知也。以此来看当今之人,有几多真觉悟、觉知者呢?他们或者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19]者,或者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0]者,岂有他哉!离了自家文化传统,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下国人还能依凭什么成就作为中国人的完整人格、人品?!

 

(二)我们中华民族必靠之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下中华民族要强盛、要复兴,走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究竟依凭什么才能够不重蹈他人覆辙?过去的德苏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为利乃至为义,不行!现今效仿西方列强令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翻新,GDP主义,以经济建设为纲,以钱为利,甚至以利为义,依然不行!

 

近世的历史证明:单靠引入拿来,无论欧西、苏俄,还是两希,更无庸说被殖民、被传播“福音”,以及所谓宪政制度、共产主义等等,都决然不可能成就我们民族的复兴。正像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军阀混战、内战等等都几乎不外是西方诸列强在华代理人及其大众之间的流血冲突,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相互冲突亦奉行与表现的是别人的意识形态间的对立。当我们的文明在较为衰弱的时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文明的侵略,我们的抵抗失败了,而且是一败再败。于是我们在精神上也矮人三分,别人自吹自擂的所谓“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进化”与“停滞”等等,都被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无比地自惭形秽,以至尽悉地否定自家的文化、文明与历史,而全盘西化似成了唯一的坦途,至今几乎依然如故。

 

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怎么可能单靠乞讨,靠他人施舍而成为富翁呢!一个彻底丧失了自家文化传统的民族,又怎么可能单靠“移植”、“拿来”而获得民族须臾不可离弃的文化的本根底蕴呢!即使说西方文明还有可取之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去获取它的精神宝藏呢!或许,我们能否重新考虑张之洞先生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虽然至今还受到无数的非议。其实这个意思很明白,它并不是要去刻意辨清西学的体或者西学的用(这里不存在问题!),而是说无论西学的体也罢,用也罢,原则上都只能成为中学的用,都只能对中学进行有益的补充,而决不能成为中学的体!或者即使一段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学的体,那也必须是在经中学的创造性的转化之后。直接简单地拿来是不成的,否则那就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在中国的“准西方文化”了,就如同我们这里很多留洋回国的人,甚至尽管未曾留洋却全无对自家文化抱有最起码的同情与理解的人,他们不过是在中国之“美国学者”、“英国学者”等等一般。所以我们应当研读中华文化经典,以便我们能够真切地知晓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内涵,能够全无自卑萎缩地面对其他任何一种文明,能够立足于自家本根来汲取他人之长,全面地复兴自家的文化传统,应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危机。譬如,《大学》就公开明确地主张“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在国内行仁政,而勿与民争利;在国际行王道,而勿行霸权。这就是我曾一再强调的“民族大义与天下兴亡”。[21]一句话,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我们中国尽管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与民族文化之国家。[22]

 

举例一、中国自古以来皆是“专制政体”吗?

 

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自此两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惟有专制黑暗,无民权,无宪法,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也。[23]

 

举例二、中国为“封建社会”吗?

 

尤其马克思的西欧社会五阶段论,亦即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影响中国甚巨,被视为推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其实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类似者,惟夏、商、周三代之分封制。中国自秦以下,无论以政制言,以学术言,还是就经济情况而论,皆难以封建社会论。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籍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24]

 

举例三、中国社会、文化是“停滞不前”的吗,其当下的“病原”皆古已有之吗?

 

实则中国文化之演进,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环境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因而中国不感觉必需宗教,亦未充分发展出可导致富强的科学。然而过去乱世时中国亦接受过外来的宗教,当下全球普遍诉求富强时,又何尝不可以发展科学。只是近世以来的乱世不能提供出发展科学的良好条件,而不明国史真相者,却卤莽灭裂地将此尽悉归咎于传统之学术思想,非连根铲除之而不肯罢休。再者,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如西方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合也。西力东渐又适值我们情之麻痹堕退时,故立显我们相形见绌,本苦无力,又急于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终于不堪而内乱不已。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然而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惟暂安,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方才可能。否则,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25]

 

记得上个世纪初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大学堂总理胡峻先生拟定的教学宗旨即为:“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其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为此我主张,大学必须实行通识教育,凡大一以至大二的学子都要专修古代汉语,研读经史子集,同时也修习外语,阅读一些外国文明经典。凭借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智慧,大三大四各自研修专业,怎能不收事半功倍之效!终究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絜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令所有莘莘学子皆能成为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之人,令华夏民族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中国重又成为礼仪之邦,谦谦君子的国度!而对于在座的各位研究生,本就该进一步深入各自的专业研究,然而因未经大学阶段的通识教育,就有了如何补上这一课的问题?若诸位有心为之,那我下面谈到的或可供参考。

 

四、具体我们应当研读哪些最基本的中华经典

 

再次,具体我们应当研读哪些最基本的中华古典典籍?我华夏的童蒙读物《三字经》主张:

 

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兼证经,参通鉴。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这是华夏传统对一位士人的最基本要求。尤其为学次第,古人颇为讲究。识字书写、洒扫应对、做人基本规矩等等自不待言,跟着就是《四书》与《孝经》,孔孟之道亦即仁义之道尽在其中,不仅是促进我们向善、成人的根本,而且是促成我们树立起判断是非善恶之准绳,判定学问高下、纯粹与否之基础。然后才可以研读《六经》。《六经》虽为儒家经典,然而未经孔子修订之前它们仅是《六书》,所以《礼记·经解》云: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26]

 

六经其教虽异,却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今人蒋伯潜解释道:“六经之教,足以影响人之性情;但其影响,有得亦有失。《诗》以抒情为主,其抒情也,曲喻婉达,故其影响之得者,足以养成温柔敦厚之风。然重感情者,理智易为所蔽,故其失也愚。《书》记古代史实,故其影响之得者,足以使人疏通知远。然古史所记不尽合事实,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如皆信以为真则诬矣。《乐》可以陶冶性情,扩廓胸襟,故其影响所得者,使人胸怀广博,性情易良。然其失也奢,奢者,耽于逸乐之意,犹今人谓艺术家多浪漫也,此《乐》教之失也。《易》言哲理,故其教之得也,为絜静精微。然过信卜筮,拘其吉凶,则害事矣,故又曰《易》之失贼。《礼》以敬为主,故恭俭庄敬,是其优良之影响。然不知礼之本者,徒斤斤于繁文缛节,则失之烦扰矣。《春秋》严于正名,其属辞则一字不苟,其比事则有条不紊;故受其教者,亦以属辞比事见长。然所记多乱臣贼子之事,故其失乱。必能去短取长,得其益而无其蔽者,方可谓深有得于六经。此其论六经之教,可谓能兼明利弊得失矣。”[27]尤其,《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絜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责褊切,不能含容。云爱恶相攻者,谓《易》卦六爻,或阴爻乘阳,或阳爻据阴,近而不得,是爱恶相攻也。云远近相取者,谓彼此有应是远近相取也;或远而无应,近而不相得,是远近不相取也。云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者,若意合则虽远必相爱;若意离虽近必相恶,是不能容人,不与己同,浪被伤害也。而《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失在于乱。[28]而要做到这些以及真正明白《六书》之成为《六经》,没有《四书》与《孝经》所成就的基础,则难有这种可能。《六经》尚且如此,就遑论诸子及其他了。

 

如今对于我们修习哲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来讲,上述要求应当依然有效,而且还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做扩充,譬如《楚辞》、《文选》、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而对于非哲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学人,又当如何呢?或可另当别论,譬如能否阅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与《国史大纲》等等,再看看。若不识字,则可常用《古汉语字典》,再就是《辞源》或《汉语大字典》,等等。

 

五、今天我们具体应当如何研读中华文化经典

 

今天我们具体应当如何研读中华文化经典,以及如何与我们各位的专业修习联系起来?《中庸》云: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29]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朱子言: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30]儒家之教亦即孔子之教乃成德之教,成人之教,孔子之学乃为己之学、成人之学。也就是说,孔子的教与学都是为了成德与成人。根据孔子的教诲: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1]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32]

 

那么,这种学应当是成德与成人之前提条件,无学,无以为成德、成人。所以,孟子说的“先立乎其大”,应当是在为己之学当中立;象山说先求本心,也应当是在为己之学中求;而阳明的致良知,还是应当在为己之学中致。否则,无论何人都无以立,无以求,无以致。即使立到,求到,致到也无以保障那是否真正的“大”,真正的本心,真正的良知,而不是一个人极其隐蔽的私欲之改头换面的表达!

 

此外,道问学还应当扩及到作为经验的“见闻之知”乃至今日的各门科学之学问,或总称“扩大之道问学”。只不过若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己之学)之间是几乎不可分离的密切相关,尊德性是目的,道问学是实现这个目的必经的过程。首先必有尊德性的目的和道问学的过程;其次尊德性之目的不仅只有在道问学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而且就连尊德性之目的的日益清晰与纯粹也只有在道问学的过程中才能逐渐的完成。所以此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是也,可总称为“德性之知”。那么,德性之知与扩大之道问学会是什么关系呢?无疑是应当由德性之知主宰扩大之道问学,由德性之知为之定向,甚至必要时为之做出限制与界线。后者可以有自身独立的发展,但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背德性之知,都不得与德性之知背道而驰。

 

正如今儒唐君毅所说:“则中国今日之尊尚科学,便仍不能不有一科学知识,如何与以前之传统之学术精神互相配合之问题。否则顺科学之知之分门别类,以往而不返,而每一科学,皆成一独立之天地,可供人终身驰骋于其中,而不知出,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今日之科学之知识技术,若无德性之知为之主宰,亦未尝不可皆用之以杀人,而不足以美善人生。由是而中国思想之发展,又必再进一步,于既使科学成一独立知识之领域之后,再求说明此独立,唯是相对地独立于传统德性之知或良知之外,而非绝对之独立于人之德性之知或良知之外。夫然,而吾人今日乃既须发展中国先秦儒学,及程、朱、陆、王之言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教,以摄入科学知识之一支;亦须使此科学知识之一支,再综合于传统之精神之中,以合为一更新之中国文化及中国思想之发展。此即吾人今日之任也。”[33]

 

六、结语:与华夏主中国、主世界

 

总之,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学乃大人之学也!君子之学也!大学之要务当首在成就心术纯正之人格,成就心系祖国、民族,以天下为己任之君子。今之大学则不然!典型的,即如北大清华者,造就的“精英”,竟联手出卖母邦,以邀他人之宠!普遍的,中国所谓一流大学几近成了留学预备部,并无不以此为荣!其学子们去国若弃敝屣,恨不得认他国为故邦。想当年圣人孔子心忧天下周游列国,每去父母之邦,总行行迟迟,依依不舍。抚今追昔,能无黯然!或许,他们当中也不乏真想出国学本事的,但终归为一己着想太甚,相距东林党人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又岂止霄壤!

 

今儒唐君毅在评价宋明理学时说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语,即:“中国学术,历南北朝至隋唐之佛学之大盛,中国政治,历晚唐五代之乱、北方夷狄之患,而有宋代之儒学之复兴,以树华夏文教之统之一大运动。由宋至明,历六百年之久,而宋终止于元,明终亡于清。此整个言之,似仍为一大悲剧。然自其中之学者所表现之明道、守道、辨道、殉道之精神,及其由此精神而有之对中国学术之发明言,则又精光四溢,通于千百世之上,亦通于千百世之下,而无所谓悲剧者也。”[34]

 

在西方文明日益强势,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却不断地回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大规模西学东渐之始,我华夏最杰出的士人譬如像张之洞、王国维等等对之做出的基本判断。我相信比起后来越来越自以为聪明无比的西化论者来讲,他们要正确得多!因为他们坚实地挺立于华夏的文化与文明当中,以反本归真而继往开来。但后来者却以所谓“不破不立”为号召,彻底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决裂,结果是破则破矣,立则未必!全盘西化与拿来主义是不可能挺立起真实的自我的,于是我们今日中国经济日益发达,国力与军力日益强盛,只是一对外出声,却全都是别人的音、别人的话、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我只但愿学人们能稍抑不破不立之冲动,尝试反其道而行之——不立不破!我们只有在中华文化之深厚的传统当中才能够挺立起一个真实的自我,进一步才能够确知究竟该破什么、怎么破,以及立什么、怎么立!于是,我们才能够真实地发得出自己的声,讲得出自己的话,说得出自己的语言,谈得出自己的思想!我们须始终谨记一个俟诸百世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变更的原则:与华夏主中国、主世界,而不与夷狄主中国、主世界。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亦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皆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也!最终亦令“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从而开出万世之太平!

 

一句话,做中国人,成为中国学人!

 

答问:

 

学生甲:高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你说复兴国学,国学包括占卜、星象、天文和术数,对这四门学问,您是如何看的?第二,您说儒学可以救世界,但是纯粹的道德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吗?如果没有地狱和天堂的惩罚和奖赏的机制,纯粹的道德批判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善恶吗?如果儒家的性命之学,可以结合西方以理性为基础的工具之学,性命之学可以把人生的终极问题,例如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使命解决了,但是没有一定的工具,例如有人甘心情愿当小人,你怎么可以用工具把他感化,是不是应该发展工具,如果他不服,我把他打服。是不是应该在性命之学的基础上把工具之学发展起来?

 

高小强(以下简称“高”):好。你刚才说的占卜、星象和术数,除了我们现在现实中有算命的可能性外,它们实际上有其本来的道理,那它们的道理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主张的“天命之谓性”,万事万物之本性是由天所赋予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占卜星象里蕴含着天命的某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马上回过头来说,如何区别它和迷信的界限?那么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传统学问,包括你列举的这些学问,我都会尊重,了解和研究,并从中体会到天命、天理无处不在,以及它们具体是怎样体现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它与迷信的区别在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性命之学——道德。当占卜星象算命在操作过程中有悖道德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对它提高警惕,比如它为了骗钱,这是不道德的,或者它说你要解脱就必须干什么什么事,而那些恰是不道德的事。你就可以据此去衡量是迷信,还是学问了。学问本身是必定会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关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我想这样表达可能要好一些,中国人立人立身立国,不靠宗教,不靠上帝,不靠神。而西方人靠耶教,以色列人靠犹太教,阿拉伯人靠伊斯兰教,印度人靠印度教,中国人立人立国从来不靠宗教,也不靠神。这点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在周公尤其是孔子时期,完成了把天(周代以前殷商时期之上帝观念)和人心统一起来。你知道什么是天吗?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诉诸我的内心,我到我的内心里面去完完整整地体认我做人的道理,那么这个心就是和天相通的。和天相通,因此它就是天,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天。中国人以此立人立国,所以中国人从来不靠宗教,那么中国人也免去了宗教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因此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没有用杀戮的方式坚持以及强行灌输自己的信仰。刚才我在演讲中也提到,儒家从不强求他人来信仰儒家,你只要把人做好,你就可能称为一个儒者。而在西方,无论是耶教,还是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在传教过程中都伴随着大量的暴力与杀戮。至今西方和中东的战争都是如此,西方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宗教,都是两种不同宗教势力的较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性命之学,我坚持性命之学,其实从前面两个问题就可以得出这点。第一你如果相信星象和占卜,但是你要以性命之学作为判定的标准;第二中国人要靠性命之学立人立国立民族,而且要靠性命之学立起整个人类,所以性命之学对中国人非常重要。中国人离开了性命之学,就不叫中国人,也不叫中国学者。但是我不反对你刚才提到的工具之学,我在讲演的最后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西方的科学知识,那套理性系统,是需要我们今天去应对的。我们的古人,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放在性命之学上,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他们抓住了人最根本的东西,而相对忽略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工具理性的学科,确实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发展起来。所以你看清代的时候,训诂之学非常发达,我们今天读的古书都是通过清代的训诂,训诂就是一套非常严格的工具学问。当年梁启超他们预见我们有清代的训诂之学,我们会很快地掌握西方的理性科学,包括他们的社会学科等等。你看,果不其然,现在就一百多年吧,我们现在用工具理性的学科所做的事情,在世界上也是受人赞叹的。所以性命之学与工具之学(扩大的道问学),我只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离开性命之学来单纯地发展工具理性的学科。否则,我们每个学科,比如物理学有多少分支,还有数学、化学和医学等等,任何一个分支,我们进入后,就可能往而不返,顶多也就成为一个技术人、匠人,而始终立不起自己的人格。所以你应该努力提升你的专业,同时你要用性命之学来约束专业可能的越界。你的科学界限在哪?我们的科学往往会自发地越界,像克隆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等等。所以如何克制科学的越界,就要靠性命之学。这是我对你的回答。

 

学生乙: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以来,你都从事儒学的教学和研究。老师对自己人生和儒学的体会,请给我们讲一下。我们作为研究生,以后可能会出去做研究,该怎样处事,或者怎样在现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做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人。

 

高:这涉及到我个人,我个人有一个较长的心路历程,几乎中国当代很大一部分的学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作家张炜有一部小说叫《你在高原》,长达十卷本的小说,写的就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心路历程。我们经历过若干的政治运动,推到极点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还经历过“上山下乡”,中学的时候经历过学工学农,上山下乡之后又或者经历过了部队、工厂等等,最后我们回到大学。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不知道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最早的教育也不是很完善的教育,但我们始终在关注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民族未来的道路,不只关注个人。因此一旦有机会到大学学习,我们就发奋读书。像在座的彭尚平老师当年也是77级的,我们当时普遍地发奋学习,不像现在的学子似考虑别的太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尽管我们不一定具有自己的思想,因为早年接受的马列教育不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未停止过思考。当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看到西方是什么样子,对比我们当时的样子,自然而然就成了西方的追随者。记得一次在瑞士高速路上坐车急速行进的时候,我耳边聆听着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无比激情澎湃!就觉得这条道路就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要走的路!当时很自然地有这个结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停止过思考,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停止过,因而逐渐地认识到应当让西方文明回到它该有的位置上,而之所以能让西方文明回到该有的位置上,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我们传统经典的研读,包括我在全力研究西方哲学时,都一直没有放弃对《四书》的研读。这样我们才逐渐地把西方文明看清楚了,把它放到了它该在的位置上,逐渐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道路并不是其自吹自擂的所谓普世的道路。西方文明所主张的东西,也许那些做此主张的学人是真诚的,不过却有可能是骗局。比如“契约论”,说建立民主国家是通过契约,但你不能忘记,确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人,所谓有教养的人,许多都是大奴隶主,他们不会给奴隶任何人权。甚至直到2011年在南非召开的相关国际会议,提议要西方国家就他们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及贩卖黑奴道歉,但仍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你慢慢会把西方文明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你回过头来清醒地认识自家的文明,你发现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并不是像西方一再宣称的那样:他们是文明的,我们是野蛮的;他们是先进的,我们是落后的;他们是前进的,我们是停滞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会慢慢地深入到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之中,深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古圣贤真的非常了不起,他们抓住的是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所有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而不只是中国人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的主张和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大概我们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探索,同时从不放弃对经典的研读,在研读的过程中,陶冶我们的情操和精神,以及立起我们完完整整的人格。你们知道有一个成语是“心广体胖”,注意“胖”字不念pàng而念pán,安舒之意。这就是我们建立起自己独立人格后所能有的人生品格与境地。

 

学生丙:我想问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取得成功,培养出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比我们现在为何是这样?西南联大离我们并不远啊!

 

高:西南联大的成功非常了不起,是近世教育的奇迹。其实当时不仅仅西南联大,还包括今天的华西,以前称华西协和大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虽然那时是由国外教会支持办起的大学,那时我们四川大学也不差。也就是在西南联大时代,我们大学的整体情况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几乎是没有的,许多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却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还在努力建一流大学,但能否成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现在大学的结构,就完全没有希望。回顾西南联大为何会成功,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尽把它的主张强行灌输到大学,就算国立大学也没有,这得益于当时的国家状况。西南联大秉承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传统,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清华大学前身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是国立大学。以北大为例,且不说它建立过程的曲折,就说北洋军阀时期,当时蔡元培当校长时的北大是非常独立的,南方国民政府不能干涉其教学,北洋军阀也不能。军阀似乎听起来难听,我们印象中就是恶人,但当时的大部分军阀相当有教养,即使是教养不高的那也是有文化的,文化衣钵没有丧失。他们对大学、对学问都相当尊敬,表现在他们自觉遵守为大学拨款的义务,但却不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教学的运作等等,那时大学的行政也非常精简,就是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西南联大延续了北大的这一传统。当时国民政府要应对抗日战争,对付共产党军队及其它杂牌军队,其内部可能也有许多问题,所以国民政府无暇全力干涉大学,这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当时取消科举考试、书院制度还不久,掌校的教授们不管是学什么的早年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经历过传统的熏陶。这些学者纵然意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但他们面对西方文明的自卑感完全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们太自卑了。那时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他们教育出来的弟子不光学习专业,同时也经受传统文化的熏习,传统教育就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当中。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管学文、学理的,我相信他们背后都有深厚的立人的学问基础,其培养出来的人当然也能首先立得住自己的人格。同时,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为了救中国,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那时是小日本威胁到我们的未来,自近世以来这样的威胁有好些次,直到现在威胁都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当时的人读书学习目标明确。而建国后做出重大贡献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堪称大师的人物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可是建国后呢?我们却只能培养一批批的技术人才、匠人,再没有德才兼备的大师了。钱学森的难题不就是说的这个吗?这个难题太简单了,大学不改革不改变,就永远也不要想能培育出大师来!在此,我尤其要强调这第三点,那时虽然有些东西在制度层面上被取消了,不过传统却依然在起着作用。但是现在,经过反反复复地彻底对传统的颠覆,传统越来越远离了我们,几乎不再起什么作用。尤其传统的性命之学被现代学科所分割,像历史学仅仅视之为一堆没有生命力的历史材料,文学系把《诗经》当作仅仅古代民歌来诵读,哲学系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义理之学,再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把我们传统的经学囊括进去,经学几乎被我们放弃。可经学是我们文化传统的精髓啊!没有了经学,我们的文化如何能立得住,中华民族如何能立得住!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复兴经学,大力开展对经学的研究。前段时间我们就邀请了人大国学院专门作经学研究的学者陈壁生教授来做演讲与学术交流活动。

 

学生丁:现在有种说法,说中国的思想注重人体自身,把人体想象成无穷的,所以下了很大的心力来研究人体自身,因此中国人比较能圆滑处事。西方人认为人个体是渺小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创造了人。于是培养出两种极端,中国人有许多整人的高手,西方人有许多科学家。一个探寻人类自身,一个探索自然科学。

 

高:呵呵,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你这个比较首先就是不恰当的,西方人研究自然科学,西方出了很多科学家;中国人研究人因此成了厚黑学,会整人,精通权术。这个完全没法比较,我们中国出的伟大的人是西方远远不能比拟的。孔子、孟子是西方人能比拟的吗?我曾经说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孔子就是很简单地抓住了人的根本,人之为人的根本。我现在问你“人之为人”的道理何在?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人,仅仅因为我们有这个形体,有这个大脑,我们就可以称为人吗?如此那动物为何不能称为人?人之为人的根本,简单说,人有的心性和动物有的心性是不同的。虽然人和动物都与天地相通,但区别在于动物不能完全地与天地相通,总有偏离,总有阻塞。而人的心性则能完全与天地相通,天地之道,人能整全地体会之。人若能整全地体会天地之道,他怎么能就简单地成为厚黑学的代表了呢!厚黑学完全就没有体会到人与天地相通的根本道理,所以他才会去做权谋之术。体会到这个道理的人,不仅会自觉拒绝权谋之术,甚至会拒绝任何不义之事。孟子讲:“杀一不辜,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也!”这样的宣誓举世少有!这岂是简单地研究了人,熟悉了人就去整人呢?!人能熟悉自己,明白人之为人的道理,然后实际地去践履这个道理而成为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人。夫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于是君子希望不仅自己,自己的亲人,而且包括天下的人都成为人格完善的人。这是君子的理想,但他不是通过强行强制,不是通过任何宗教的灌输方式,而就是通过教育。现在我们的校园里有不少的传教信徒,他们就是不断地跟你说,不断地跟你强行聒噪,跟你强行灌输,儒家从来不如此。儒家告诉你这个道理,让你自己去体会,乃至体会你的本心,体会到了,你就照着去做,成为君子或小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儒家哪里有什么强迫和你说的整人的东西呢!当然中国的亚文化里也有某些权谋与权术的东西,但我想这在西方文化中何尝没有。当年文艺复兴时,那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马基亚维利不就公开地主张权谋政治吗,马基亚维利可说是西方权谋政治的始祖了。而且远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也有倡导不义与权谋的,所以西方何尝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就算中国有,这些人也肯定不是儒者,不是真正进入了传统文化的人。

 

学生戊:高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第一,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在一百年之内不会有什么对世界的大影响,这和儒学有关系吗?第二,我本科看过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感觉到西方哲学里有一种强力的精神,而中国哲学里说温良恭俭让,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们如何用儒学去应对这样的世界。

 

高:撒切尔夫人说得对,如果我们中国这样下去,西人步亦步,西人趋亦趋,那我们就真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西方很多女强人,如撒切尔、希拉里,其实我最看不惯女强人,我不认为她们深刻。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目前不仅我,也包括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代学人,都明白要给西方学问一个定位,于是都意识到要回到自己的传统里,研究传统经典,从传统经典中开出新的思想。我说撒切尔夫人不要得意得太早,我们现在已经有世界一流的文学家了,像《你在高原》的作者张炜等等,他们首先是植根于自家深厚的文化传统当中,也并不一味排斥西方,而是确实认清并汲取西方之长。孟子有句话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气概。你现在意识到你的使命与责任,你就去做,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我们终究会有所成就的。倘若我们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再去吸纳西方之长,一百年完全可以拿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前段时间,我在辛亥百年反思会上做了一篇讲演,题为“民族大义与天下兴亡”,中心意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我说如果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是堪忧的。我最后表达的决心也是必以华夏主中国,主世界!就是为了要改变现在这个样子。包括我们周围的邻邦,不外夷狄而已,我们不能让他们来主宰,而是反之该由我们来主宰。但我所谓的主宰不是霸权,而是王道仁政。我们文化的核心就是王道仁政,当然我们首先就该复兴这个文化,我们要有文化、有教养。因而我所谓的民族大义就是在国内行仁政,改良与改革现实的政制,限制党政的过度集权,逐渐建立起能使人人各得其所、公平正义的政制。对外不行霸权而行王道,虽然当局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但毕竟还不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深入这个文化,仅凭着那点一知半解而行的结果。以华夏主中国,主世界也就是推行王道仁政。第二,关于中西哲学,我强调的是以我为主。现在我们的大学尽管不是完全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但是我们的西化非常严重。我们的大学是以西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的重任是重拾已经失落的书院及太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我们自己的大学,成就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就不是简单模仿西方而来的,而是地道的中国大学。关于这点我体会很深,我和我的同事之间经常会发生很大的分歧,我告诉他们我们的哲学系,甚至中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可称为“西方哲学”系。整个学术规范,学术思想等等都是从西方那里来的,什么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之类都是。中国人虽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但中国人从不离却了敬意。孔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由此上承了华夏二千五百多年的文化传统,同时又下启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文化传统。你能说这不是伟大的创造吗!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完成了伟大的文化创造。相反今天的人对古人没有任何敬意,既不信,亦不述,还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实不外惟西人马首是瞻地人云亦云罢了,所以这样是没希望的!

 

(刘益、吴丹记录整理,高小强定稿)

 

注释:

 

[1]本文为岁次辛卯年冬月廿九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的演讲稿。

 

[2]《论语·宪问第十四》。

 

[3]参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页93,三联书店2004年版。

 

[4]参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521-1526,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参阅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页3-13,中华书局1983年版。

 

[6]《论语·阳货第十七》。

 

[7]参阅朱汉民《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的统一——古代书院对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启示》,《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四期。

 

[8]钱穆《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9]《论语·季氏第十六》。

 

[10]参阅朱子《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页506,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论语·先进第十一》。

 

[12](美)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页69-7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论语·学而第一》。

 

[14]《论语·为政第二》。

 

[15]《论语·里仁第四》。

 

[16]《论语·子路第十三》。

 

[17]《论语·阳货第十七》。

 

[18]《论语·学而第一》。

 

[19]《论语·为政第二》。

 

[20]《论语·季氏第十六》。

 

[21]详参拙文《民族大义与天下兴亡——辛亥百年反思》。

 

[22]参阅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一》,页1-3。

 

[23]参阅《国史大纲·引论八》,页13-16。

 

[24]参阅《国史大纲·引论十》,页21-22。

 

[25]参阅《国史大纲·引论九、十一、十二、十三》,页16-20、23-31。

 

[26]载《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609。

 

[27]参氏著《十三经概论》,页392-39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8]《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609-1610。

 

[29]《周礼》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举其成数耳。仪礼行事之威仪,《仪礼》虽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参《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633下。

 

[30]以上《四书章句集注》,页35-36。

 

[31]以上《论语·述而第七》。

 

[32]以上《论语·宪问第十四》。

 

[33]参阅氏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页2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参阅氏著《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页7。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