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经典解释的层次性与向度性——以朱熹的四书解释为例

阅读数:1721发表时间:2018-04-13


经典解释的层次性与向度性——以朱熹的四书解释为例

作者:杨浩(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廿八日乙亥

          耶稣2018年4月13日

 

内容提要:学者们已普遍关注到古代经典解释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及“郭象注庄子”“庄子注郭象”包含的解释学意义。刘笑敢先生特别将之归纳为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与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两种定向。然而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向度呢?笔者认为经典解释的向度性就在于经典解释原本具有层次性。本文从朱子对四书解释中所关注的语言不同层次,将经典解释归纳为五层:最底层是言,在言的基础上形成义、意,以及其所表达的心、道(理)。进而分析出四对向度:面向语言的文字、本义、意蕴等层次就是历史向度。面向心、真理等层次,期在对现实做出一定的指导就是现实向度。面向文义或意蕴层次成为文义向度与意蕴向度,若能面向道(理)层次则可区别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理解向度与表达向度则是从遍历各种层次的不同方向形成的。

 

关键词:四书解释;经典解释;层次性;向度性;

 

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普遍关注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郭象注庄子”“庄子注郭象”中包含的解释学意义。刘笑敢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总结,称之为诠释的“定向”(orientation),将古代以及今人对解释的向度性问题的各种表述归纳为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与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两种定向,并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上要有解释的方向性意识。此种总结颇有启发意义,可以说是利用中国经典解释的资源,从西方解释学的视角出发的一种新的概括与梳理,对当下从事经典解释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对朱熹四书学相关文本,特别是《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的研读中,笔者发现解释的向度性确实是经典解释中习见的一个问题,当然也并非只有一种向度。经典解释的向度性又与经典解释本身的层次性有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经典解释之所以具有种种向度,即在于其系针对经典解释本身的不同层次而构成。

 

经典解释的层次性实际上已为学者广泛关注,以朱子的经典解释为中心,有多文涉及此问题。如周光庆先生指出朱子的解释方法有语言层次和心理层次,朱汉民先生认为朱子诠释有圣人言、意和天地之理三个层次,潘德荣先生认为朱子在理解过程中是由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三者依次递进,目标在于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的理。但这些分析还是在孤立地研究经典解释的层次性,并没有与中国经典解释中常讨论到的向度性结合起来。笔者根据朱子四书解释的文本,重新将其归纳为五个层次,并根据对这些层次的不同面向,提出四对经典解释的向度。笔者期望藉此揭示出经典解释之所以具有不同向度的原因和内在理路,同时也期望对相关问题进行更为广阔的思考。

 

二、经典解释的层次性

 

经典解释之所以具有的不同的层次,其实是因为语言本身蕴含着多种层次。很多古代中国哲人早已认识到语言具有种种层次,最有名的就是言与意之辨。朱子的解释思路中则存在更为复杂的层级结构。

 

《四书章句集注》中经常提到言、义、意、心、道等层次。《四书或问》是朱子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方法与思想的说明之作,其中更为广泛地探讨了经典解释的这些层次。通过对文本中圣人之言的考察,求得圣人之义、意、心以及最根本的道,即对这些层次的揣摩,是朱子取舍诸家见解的标准,但朱子的经典解释还有一个理想,就是通过解释将“理”蕴含在“经文”之中:“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理是最为根本的真理,朱子设想通过自己的解释,直接让读者从经典原文深达根本的真理。这一点是朱子的主观努力与宗旨所在,也促使朱子在经典解释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将朱子解释的层次分为言、义、意、心、道等五个层次,显然然是笔者基于朱子著作对朱子解释思想的一种重构,或许可以分析分为更多层次或更少层次。言、义、意、心、道等五个层次有时候明确区别起来有一定困难,如言、义、意可能有一定的交叉,心、道在一些情况之下往往所指相同。总体上说,言的层面指经典本身的文字符号、语言表达等,其中有各种文辞、事实、概念等,具有最强的客观性,是一种类似外在探索的过程,可以以类似科学手段来进行研究。义的层面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此处指文字符号、语言表达的原义,已经具有了一定相对性,往往不同的人根据上下文对文本原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意的层面可以说是义的进一步深入,深入到更为深层的文字符号、语言表达的意蕴。心的层面是探索文字符号、语言表达等作者的本来意图,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探索。理的层面则回到真实本身,试图将语言文字所要意指的真实实在说明出来,是解释的根本目的所在。言、义、意、心、道等五个层次是一个逐渐深入的层次,其中底层是言,最高层则为理。下面详细分析各个层次的主要内容,并以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进行简单说明。

 

(一)言

 

语言是经典解释的最基本的层次,也是经典解释的出发点。语言中的文字符号、语言表达等成为解读经典的第一层障碍。即使是处在同一时代,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等仍然可以造成语言层面的障碍。所以,准确地理解经典的语言是从语言文字来深入其义理的第一步。古代围绕这一目标产生了一些专门的学问,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这些内容旨在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具有最强的科学性质。直接与解读语言层面有关的则是文字、音韵和训诂等,与文献资料的内容本身耦合性较弱,但可以极大地扫清文献资料在语文解读方面的障碍。

 

朱子本人“窃好章句训诂之习”, 在语文解读方面下过很大工夫,在扫清四书原文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之前的理学家。从《四书章句集注》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各种解读手段他都能娴熟地使用。在这一点上,朱子与当时理学解读经典的风气迥异。在深入理解原文本义的基础上渗透其理学思想,是朱子在四书解释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

 

在朱子看来,四书中多记录圣人之言,所以在解释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对言的层次的考察。如《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圣人之言,逊而不迫。”(《论语集注》3.13注)“夫子之言,盖因其失而救之。”(《论语集注》7.10注)“圣人之言,上下兼尽。”(《论语集注》9.7注)“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论语集注》12.3注)“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论语集注》14.45注)

 

仔细分析,此处所引之“言”实际上包含了后面的一些层次,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语言文字本身。如何理解圣人之言是解释经典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朱子释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论语集注》12.1注)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具有很大的创造性,是一个富有时代性的理解,主要原因是克己复礼与仁的境界紧密相关。从词义的角度来看,朱子是有意在语言文字层面将“克己复礼”的原义与“存天理遏人欲”相凑近。朱子对“克己复礼”的字义解读显然是有意的,与其对仁的境界、圣人之心、天地之理的理解息息相关。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子是期望通过在对原文的理解基础上建立富有时代性的理学思想的。

 

(二)义

 

义是对言的本义的把握。训诂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经典文本的原义,简单来说就是经典文本的字面意义。寻求文字的字面意义显然需要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理解字面原义是理解文本深意的关键所在。《四书章句集注》谓:“此释上文之义也。”(《孟子集注》1B.4注)《四书或问》中“义”的层次是评价诸家之说的一个标准,如:“然喻字之义,惟吕氏之释得之。”“大抵诸家皆不解此句之义,故其说多不通。”“诸说大意皆善,但其文义之间不能无可疑。”但对字面意义的理解并不是文本字义或词义的简单串列,而是与上下之文,乃至整篇之义皆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理解某一具体文本的原义往往要放在整个文本的语境中去理解。文本整体的意义基于每一具体文本的意义,而每一具体文本的意义又要服从于对文本整体的理解。整体与部分之间往往是一个循环过程,这种循环往往也需要进行多次才可以完成对经典文本的较为准确的把握。

 

还是以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朱子以“克”为“胜”,以“己”为“身之私欲”,以“礼”为“天理之节文”,串联起来意思就是,战胜身体的私欲复归到天理的节文状态,这很难说就是“克己复礼”的原义。朱子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将“己”理解为自己,将“礼”理解为礼仪本固无不当,但难以与仁的境界沟通起来——无论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仪的规范难以说明就体现出仁者的境界。所以朱子深入己、礼的深层意义,期望以此挖掘出“克己复礼”的真正本义。在朱子看来,“礼”绝非是一些礼仪制度的表面形式,而是其中所要体现的精神内涵,所以礼在这里不是其通常的意义,而是更深的精神内涵。“己”亦如此。为什么要使自己复归于礼的根本精神内涵呢?就在于自己有一些行为无法做到礼的根本精神的要求,这些行为在朱子看来就是人自身受无意识所支配的私欲,这些私欲是人达到大公无私的仁的境界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子将文本的原义进行了创造的深入,也对其表面字义进行了加工改造。

 

(三)意

 

意是在言与义的基础上的更深一层次,指语言的意蕴与意指。朱子引二程之语的《读论语孟子法》中有“……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阅读经典文本目的是为了求得圣人之意,而求得圣人之意则要以晓其文义为前提。《四书章句集注》亦有“公西华仰而叹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论语集注》7.33注)

 

《四书或问》中的“意”是评断诸家之说的一个更重要标准:“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孟子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杨氏过高无实,则其失圣人之意又益远云。”“若吕氏之语,则亦皆未足以明圣贤之意。”此类甚多。

 

实际上,对经典文本原义的理解往往会受到其意蕴的制约。对意蕴的深入首先要建立在对原义的理解上,然而其表面意义的建立又须在整体层面上深入。例如在《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回答往往是因材施教,对他人疑问的回答也往往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理解者在理解的时候把握孔子说话的意图,这样才能穿透语言文字的表层意义,深入到其中所蕴含的意指。

 

既然意蕴代表更为深层的意涵,就往往与表达此意的文字本身产生一定的距离。这其实也是语言艺术的一种体现形式,以文学作为体裁的经典文本更是如此。意蕴之美往往也表现在其因理解主体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这种差异为文本的解释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广阔空间。意蕴是难以直接从文本推演出来,但也同时不能够离开文本任意推演,可以说是基于文本的合理性发挥。

 

再以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朱子解为:“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12.1注)这可以说是朱子在体会圣人之心、圣人之道之下做出的对“克己复礼”意指的发挥。这样的推演显然印上了时代的鲜明色彩。朱子本人曾深入禅学,对禅学的精髓有自身独特的体悟,对禅学无欲的本质自然也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朱子以“存天理遏人欲”的框架来解释仁的境界,显然也是要打造出一种富有儒学特色的全然大公无私无欲的境界。朱子的无欲境界是无私欲的状态,但有天理的制约,这样就在很高的程度上提升了儒学的心性论水平,同时明确地描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仁的境界。

 

(四)心

 

言、义、意更多是从经典文本中出发的,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体会圣人之心,这可以说是经典解释的一个目标。《四书章句集注》中多有对圣贤之心的体察:“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4.15注)“颜子之心,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如此。”(《论语集注》8.5注)“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论语集注》9.16注)“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论语集注》15.41注)

 

《四书或问》中同样以能否发明圣人之心作为判别各家学说高下的重要标准。如:“谢说有病,圣人之心岂其若是之支哉?”“若如诸家之说,则孔子坐视童子之逾僭而恬不之正,岂圣人之心哉?”“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对圣人之心的体察其实是对圣人境界的一种体察,需要对圣人境界有一定的体悟。朱子本人并非是纯粹的理论家,其所建构的理论与自己的体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朱子追求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即内在达到大公无私的仁的境界,外在真正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朱子为学的目的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境界的一个体现就是绝不以圣人自居,相反,境界愈高,其心愈谦、行愈恭。

 

对圣人之心的体察要求更高层次的超越文本,跨越时空的距离,从而达到对文本理解更高程度的一贯性。在这个过程中,想象是必不可少的。朱子读书法中强调的设身处地的想象,就是期望达到心理层面的共通性。通过对圣人之心的体察,可以抹平文本表面的种种差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圣人之心是具有一贯性的理论假设。朱子虽然在原义解释方面受到后代种种质疑,但其在义理的系统性方面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以体察圣人之心为根本宗旨,所以义理结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各种差异的文本皆服从于这种统一性。

 

对圣人之心的体察极大地受到理解主体的制约。主体本身具有的心理状态可以极大地映射到其所解释的对象上面。对于普通主体来说,自己的境界水平往往决定了其所理解的圣人境界水平。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反对那种以己心度圣人之心的做法,但实际中这种做法不可避免,以圣人之心度圣人之心只是一种奢谈的想象。仍以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体察圣人之心就是体会孔子在颜回问仁时为什么以“克己复礼”回答,并从中体会孔子在心理层面的出发点。朱子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圣人之心,仁者的境界自然是要达到一种无私欲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虽然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实际上“矩”仍然起着约束作用,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礼。朱子体察孔子之心,得出自身的局限性在于个人的私欲,礼则是天理的具体表现,由此朱子做出了新话语的替换。

 

(五)道(理)

 

道(或者理)乃是经典解释的根本目标。《四书章句集注》中有:“程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论语集注》6.2注)也多有对圣人之道的描述,如:“圣人之道犹天然,门弟子亲炙而冀及之,然后知其高且远也。”(《论语集注》7.23注)“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论语集注》19.12注)在朱子看来,圣人之心与天理是统一的:“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圣人之道就是与天理的贯通之道。

 

道具有绝对的客观实在性。虽然对圣人之心的体察往往会因主体的差异而不同,但是圣人之道则不容有异。道本身要求一种客观性的认识,本身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圣人之心因地因时有种种不同,但圣人之道则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个体达到了对道的明了也就是达到对真理本质的明了。达到道本身需要个人在内在探索过程中对整个生命与宇宙价值的了达。了达的过程可能会因为主体的差异有种种不同,但其达到的结果则总是相同。这种设想为先代哲人所承认,是一种对道的终极体验,无法用逻辑与理论来证明,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道是解释的终极目标。追求道特别是以四书文本为中心的解释的根本目标。在朱子看来,四书当中蕴含着儒家所主张的大道。学习四书文本不是抽象地学习一种理论,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将其中的道理进行体会与领悟。最终所达到的道不仅包括了对万事万物本质的明了,而且对自身生命的价值也彻底的明了。学习主体预定的目标的大小决定了其最终达到程度的高低。以四书为儒家大道的载体,以达成此大道为终极目标就是朱子在解释《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前提预设。

 

道也是重新解释的根本依据。朱子之所以能够自信地对四书原文进行富有创新性的改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自信自身已经达成此道,并此道的角度对四书文本做出符合时代性要求的新解释。以道为根本依据是出于解释表达的需要。朱子对四书的解释是站在掌握儒家大道的高度上对儒家义理所进行的重新组合,其理想是通过他自身的解释直接从四书文本当中理解到儒家的道。从最高意义上的道出发,建立在解释方式上的重新表达是一种创造过程。这种创造过程寓创新于继承,寓体系建构于文本解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朱子是借助四书文本达到儒家大道,从而又反过来用儒家大道来重新解释四书文本。前者可以说是理解的过程,后者则可谓是表达的过程,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了解释行为的全过程。

 

在朱子的解释结构当中,道统理论是其指导思想,其中自然蕴含着他对大道具体为何物的理解。朱子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上与尧舜禹传授心法相通,下启二程的思想。他找到了其中一以贯之的理论核心,以“存天理遏人欲”为富有新时代意义的道统新内容。在解释十六字心传时,朱子用天理与人欲的解释框架将其与《中庸》的思想会通起来。他还用天理与人欲的框架来解释“仁”等儒家核心价值。这样,朱子就能够站在道统所蕴含的大道角度对整个四书文本进行统一性整合,在解释的基础上发挥其理学思想。以“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朱子认为其中是“传授心法切要”(《论语集注》12.1注),所以从“存天理遏人欲”中所蕴含的大道出发对其进行解释,甚至还改变了字义的一般解释,做出富有创新性的发明。朱子正是从儒家之道的高度来理解“克己复礼”的。

 

三、经典解释的向度性

 

基于经典解释的不同层次,形成了经典解释的不同向度。笔者根据上面归纳的五个层次,发挥与解析出四对向度: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理解向度与表达向度,文义向度与意蕴向度,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这种梳理当然是笔者的一种梳理,但也可以在朱子经典解释上找到一些痕迹。

 

(一)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

 

经典本身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任何经典必定是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产物。当时间与空间发生了改变,其内容就有了解释的必要。时空的不同,造成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不同时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等。

 

历史向度就是从文本所处的具体时空来思索其内容。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成为理解文本的关键因素,所强调的是对历史本身的还原。历史向度追求对文本本身进行客观的研究与分析,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富有较强的科学精神。

 

现实向度则指解释的目的在于从文本中发掘能够解决当下现实问题的内容,对于其过时的思想则予以抛弃。现实向度必定注重把握文本的精神。以现实为导向的解释自然以现实的眼光对文本进行取舍,建立起立足于当下、现实的理论,较文本本身更有系统,更哲学化。

 

历史向度的作品其实也有一定的现实取向。历史向度的解释绝非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解释。在历史向度上,可以用训诂的方法对文本原义进行重新表述,其中的理解自然也渗入对现实的体会。实际上,在任何理解过程中,必定会掺杂着实践性的要求,否则任何对文本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

 

现实向度的解释也不是脱离历史的盲目发挥。现实向度的解释中蕴含的理论结构与思维方式往往要依据对文本历史地探索取得,特别是对于哲学性的文本。哲学本身就是哲学史发展本身,两者密不可分。一种新体系、新理论往往是在历史中某种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与梳理而成。所谓的“新”,更多只是同一思想针对不同问题用不同术语、不同方式等的重新表述。

 

(二)理解向度与表达向度

 

根本上来说,解释有两种向度,可以说有理解的向度,有表达的向度,两者都是一种解释,并不能完全等同视之。

 

理解的向度是一个从外到内的学习过程。理解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逐步深化,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理解文本的原义与其中蕴含的真理,但却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理解者的主观性因素。理解的属性从本质上是一种对所谓真理的无穷逼近。

 

表达的向度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创作过程。这一过程以从外到内的理解过程为基础,但被认为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理解境界,其主要任务不再是对文献的理解,而是将文献所蕴含的深义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对象而重述,从而表达出一种“述而不作”“时中”的解释精神。但这只有少数精英或所谓圣人、贤者才能达到。朱子在格物补传中首先阐述了从外到内的一个过程,就是从积累逐步到飞跃的过程,乃所谓“豁然贯通”。表达则是这种飞跃与贯通之后的解释行为。理解的过程是“己立”的过程,表达的成果是“立人”的过程。这两个向度的界线也不是绝对的。朱子在方便自己的吸收以二程为核心的理学解释过程中,就不断地依据自己的理解编写了一些汇编性著作,最终的经典即是《论孟精义》。

 

理解向度体现继承性,表达向度则成就创造性。理解的过程中固然也有对现实的关切,但理解向度主要是强调对经典本身义理的重构。如果理解向度上的理解本身不具有可靠性,那么其表达向度的创造亦是奢谈。真正的理解方式要求理解能够尽可能设身处地去体会经典本身可能蕴含的义理。如果用一把固定的尺子对经典本身进行截长补短,则根本称不上是一种理解行为。表达向度则要求理解能够站在自己所切实领悟的真理层面上,对经典中蕴含的义理思想等进行符合时代、针对新问题的重构。这样的过程往往就是新思想与新理论产生的过程。

 

《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解释性作品,本身是表达向度的,也就是说在表达的过程中对原来文本进行了解释。朱子在理学义理的影响下,对四书文本中蕴含的真理进行了体系性的探索,形成多次认识上的跃进,特别是形成中和新说之后,其对四书义理大旨基本确定下来,他剩余的工作就是如何用富有时代特色的理学话语来重新阐述四书中蕴含的真理。朱子采用理学的新话语体系对四书思想进行创造性发挥,对其中的概念进行了新诠释,对其中的深意进行了新勾勒。

 

理解与表达作为解释的两个不同角度可以统一起来。一般来讲,理解向度为一切理解行为所具有,表达向度则是专业解释者才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实际上,表达行为也是理解行为本身蕴含的。对理解的检验要依靠表达来完成。对于理解解释性作品的人来说,包含着对原文与解释文字的双重理解。解释行为本身主要是理解向度上来讲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解释性作品只是解释行为加上表达方式的一种体现形式。解释性作品本身并非是解释行为本身。这样,分析解释性作品就包含着对解释性作品本身的解释,就要考虑其中的表达因素。

 

(三)文义向度与意蕴向度

 

文义与意蕴两个层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从而形成了解释上的不同向度。古代的言意之辨在本质上实际是对这两种向度的不同的关注。

 

文义向度着眼于字词的分析,本义的探讨,更关注于文本本身,与语言符号、表达方式等关系最为密切。意蕴向度则更注重把握文本的义理精神,往往是富有主观性的,是在原义基础上对其深层义涵的探讨。语言符号等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般不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于文义的探讨往往也相对固定。然而语言随着时空的变化也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这就为追溯文义本身带来了困难,而且一些关键性富有抽象意义的语汇可能会遭到歪曲。如果此类语汇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已经消失,则很难重构其本来的原义。一种语言在衰败的时候,是很难理解其处于鼎盛时期的文本原义的。一些本身需要理解者具有足够的体验水平的文本,对于一般理解者必定无法达到应有的理解效果。

 

(四)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

 

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是更高层次的向度,其前提就是富有真理性的经典解读与建立在经典基础上的真理展现,不含真理因素的作品谈不上此类向度。

 

经典向度立足于对经典的解释,讲求将真理本身蕴含在其历史的、文义的层次当中,通过对经典自身的把握,揭示文本本身的涵义,把其他经典之外的可能空间留给读者。真理向度则更着眼于对真实的体验,强调穿透语言文字表面直达事实的真相。在真相当中,语言文字的不同不再是障碍,只要是现实中相同的都可以贯通起来。经典向度则强调传统的连续性。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超越时空的特殊价值。个人的理解行为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传统基础之上,并通过经典认识到最终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与其认识过程中所借助的手段有密切的联系。在对真理表达的过程中,解释者往往利用经典来扩展其思想内容,但又不以个人的体验来代替经典本身,而强调从经典本身找出正确通达的方式。

 

真理向度具有最强的批判性甚至破坏性。当从真理角度来看经典本身的框架无法容纳其思想内容时,经典就处于下风的地位,经典即成为印证其思想内容的工具。经典中的概念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已经在其真理内容的支配下进行重新的改造。从本质上来看,真理向度要求突破经典的框架与束缚,甚至对一些原义进行颠覆性的破坏,以达到重新确立其真理内涵的目的。

 

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并非对立。实际上,二者是不同侧重造成的两个极端表现。在经典向度中,真理的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只是其中的真理内涵并非又多又新到非要突破其框架结构的地步,所以仍然可以在经典的解释下容纳。真理向度中仍然继承与包含经典的成分,只是在经典的框架之下已经无法容纳真理中又多又新的内容,但经典的元素仍然是真理表达的工具。朱子在读书法上不断强调切己体察、熟读玩味,都是要学者能够达到对经典理解的真理向度,也就是对经典层面之下的真理进行体会,不把经典当做一场文字看过。

 

之所以区别不同的向度,是为了有利于区别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往往侧重不同。这从解释本身来说并没有大的区别。比如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历史向度的解释作品基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是从对文本本身探索的角度来看,现实向度的作品又基本上没有参考价值。笔者赞同刘笑敢先生的见解,在解释过程中,有必要有对向度性的自觉。一般来说,解释者与理解者是不同的。解释者是在表达向度上来说的,理解者则是在理解向度上来说的。对于解释者而言,如果可以洞穿文本中的真理,那么他可以采用任何向度的解释。反之,如果不能够洞穿文本中的真理,那么他只能采用对立向度中的前一种。一般来讲,能够洞穿文本中的真理,而采用现实向度、真理向度等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就需要解释者的真诚与谦虚。如果不能够洞穿文本中的真理而非要采取现实向度的解释手段,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彻底的谬误。对于解释者而言,往往应该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向度上对文本进行解释,其中就包含对解释向度的充分自觉。

 

向度性本身具有一定的侧重性。各种不同的对立向度之间并非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侧重于不同的向度。宋明时期,现实向度受到更多的重视,历史向度则在清代成为主流。整个古代,意蕴向度较文本向度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较程朱理学更重视真理向度。不同的向度之间本身的界限是模糊的,很难截然二分。向度的区分只是一种权宜之策,不同向度往往是相互融合的,没有一部作品是纯粹的某个向度。即使是任意发挥的纯粹个人性的作品其中也有取材于历史的成分。相反,一部纯粹的文献考证著作中的问题意识也可能与当下的现实需要有一定联系。真理向度上的作品往往更积极地利用经典文本中资料来印证,经典向度上的解释也可能会包含作者对真理的一瞥,因为即使纯粹的谬误中也有真理,因为谬误往往也是真理未处理得当的表现。

 

四、结语

 

归纳出经典解释层次性、向度性是在西方解释学强调经典解释的历史性、多元性、相对性等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刘笑敢先生意识到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的普遍性,但未明确两种向度之所以成立的依据。本文认为,不同向度之所以能够成立,原因在于面向的是语言的不同层次。朱子正是在经典解释的过程中针对语言的层次性,形成对经典解释的不同向度。本文依据朱子在四书解释中所关注的语言不同层次,将经典的意义分为五层:最底层是言,在言的基础上形成义、意,以及其所表达的心、道(理)。面向语言的文字、本义、意蕴等层次,以追求历史本来的原义就是历史向度。强调把握经典中所蕴含的精神,面向心、真理等层次,对经典文本进行意义的重构,以期对现实做出指导就是现实向度。

 

文义向度与意蕴向度,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本质来说是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的引申。文义向度与意蕴向度从古代言意之辨获得灵感,可以说是历史向度内部的两种向度。文义向度是一种重视文字表层的向度,相对较为客观,意蕴向度则往往蕴藏着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读者所领会的意指,具有较大主观性。经典向度与真理向度之所以有从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中分出来的必要性,就在于并非现实向度就能够面向真理。经典向度往往会执着于经典文本的言语、意蕴等,而真理向度则不受此束缚,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也可能会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独立出真理向度就在于抛弃现实向度可能具有的多元性、相对性、任意性。

 

理解向度与表达向度是从遍历语言的各种层次角度来说的。理解的过程可能从语言入手,逐渐深入其意蕴、心、真理。表达的过程则从真理出发针对不同时代、不同对象做出解释。在研究古代解释性作品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忽略解释性作品与其被解释的文本一样都是表达向度的作品。也就是说,解释性作品代表的不是解释过程本身,而是解释结果的一种文字表达。一般所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解释过程,但从已经文字表达的解释结果中很难看出其解释过程。也就是说,一般所理解的解释其实是理解向度的,表达向度往往被忽略。一般所讲的解释着眼于不同解释者针对解释对象形成不同理解的角度,并分析出解释所具有的历史性、多元性、相对性。但是从表达角度来说,特别是从认可真理的确定性的角度来说,解释应当就应当具有历史性、多元性、相对性。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