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穷经究史工辞章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全集》所见皮氏学术真貌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8-04-16 1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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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湖南邵阳人,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儒学的多维视域》等。

穷经究史工辞章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全集》所见皮氏学术真貌

作者:朱汉民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三十日丁丑

          耶稣2018年4月14日

 

皮锡瑞(1850—1908)闻名于后世,首先是他在1898年应湖南维新官绅黄遵宪、熊希龄的邀请,受聘担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传维新变法;其次是他晚年为新学堂编撰《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不遗余力地宣扬今文经学,并成为中国经学的入门读物。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思想实况与学术真貌,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知。如周予同先生1928年注释《经学历史》时,就无奈地慨叹:“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承,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张舜徽先生1991年在《清儒学记》中,更针对人们不识皮锡瑞学术真貌而大声疾呼:“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皮锡瑞生前享有盛名,身后却湮没无闻,虽然可归因于时代嬗变与旧学衰落,却与他的各种著述分散难稽,遗世稿本秘藏难睹,《师伏堂丛书》艰深难懂等大有关系。

 

令人欣喜的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在从事皮锡瑞研究的20余年中,用心搜集皮锡瑞的各种著述与单篇文字,特别是抄录了国内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皮锡瑞多种稿本,完成了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将现存皮锡瑞著述汇为一编,并以现代方式做了精心点校,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皮锡瑞、晚清湖南史以及中国经学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借一斑以窥全豹,仅就《皮锡瑞全集》对全面认识这位经学大师的学术面貌,谈两点看法。


 


《皮锡瑞全集》

 

第一,准确评判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国内外研究者评述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思想,大多依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个别学者注意到《今文尚书考证》或是《孝经郑注疏》,由此强调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现在根据《皮锡瑞全集》,他的全部经学著作中,有《易》类1种、《书》类6种、《礼》类2种、《春秋》类3种、《论语》类1种、郑学类9种附2种、通论群经类5种,可见他博涉群经,成就极广,特别是在《尚书》和郑玄之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皮锡瑞除以30卷《今文尚书考证》综集清代今文《尚书》研究之大成,还以《尚书古文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三种精悍之作,投入清代热闹非凡的《尚书》古文辨伪运动中,完成宋元以来辨别真伪到晚清分别今古的历史进程,在《尚书》学史上足以大书一笔。皮锡瑞的郑学研究更是贯穿一生,他晚年在《经学讲义》底稿中自称:“锡瑞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栋、张惠言疏解,《书注》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疏解,《论语》有金鹗、刘宝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贻德疏解,纬书残缺难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经郑注疏》及《尚书中候》《尚书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六艺论》《鲁礼禘祫义》《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书皆刊行,以存郑氏一家之学。”(见《皮锡瑞全集》第8册第134页)他耗费心血对郑玄经注大作疏通证明,成为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名家,将清代的郑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过去对皮锡瑞经学的研究,与他本身的成就相比显得太不相称,更不能以“今文经师”四个字概括他的经学立场,倒是一度与他持论相左的叶德辉,在《六艺论疏证序》中对他的经学成就作了全面评价:“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吾友皮鹿门孝廉,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见《皮锡瑞全集》第3册第501页)叶德辉所谓四学,实即中国经学史上先后相继的今、古、汉、宋之学。可见在叶德辉的笔下,皮锡瑞绝非一位晚清的今文学家,而足可称为一代经学大师。回头再看张舜徽批评后人仅把皮锡瑞看作“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真是切中肯綮。

 

因此,今后研究皮锡瑞的经学,应该全面解读《皮锡瑞全集》所收20多种经学著述,对其《尚书》学、《春秋》学、郑学、礼学做重点考察,深入探讨其治经成就,全面评判其经学立场,弥补以往仅仅引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等寥寥数书来评析皮锡瑞经学成就与思想的不足,准确判定皮锡瑞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第二,充分彰显皮锡瑞的文史成就。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皮锡瑞从小接受吟诗作文与读史发论的训练,因此工于辞章,娴熟史传。他年少即以文才出名,尤其擅长骈文,喜欢用骈体撰写史论,辞藻工而议论精,谈古论今,才识往往高出一筹,正如他在日记中回忆:“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833页)然而,皮锡瑞的文学才情与史学见解,不幸被他的经学成就所掩,迄今不受学界重视。

 

根据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和其孙皮名振所编《皮鹿门年谱》,可知皮锡瑞结集成稿或刊刻行世的诗、词、文、史类著述,相继有《师伏堂骈文》2卷(1895年刊)、《两汉咏史》1卷(1895年成稿,未刊)、《宙合堂谈古》1卷(1895年成稿,未刊)、《鉴古斋日记评》4卷(1902年刊)和《师伏堂骈文》4卷、《师伏堂诗草》6卷、《师伏堂咏史》1卷、《师伏堂词》1卷(均为1904年刊)。此外,他还遗有《师伏堂日记》(1892—1908)、《读通鉴论札记》(1900)两种稿本(藏湖北省图书馆);他的亲友则辑存有《鹿门文稿》《鹿门杂稿》《鹿门诗草》(均藏湖南省博物馆)。《皮锡瑞全集》将以上各种已刊诗文和存世稿本全部收入,还从皮锡瑞师友著述和近代报刊中辑录出一批诗文,可以全面展现他在诗文创作和史学领域的成就。

 

皮锡瑞的诗词文章,多为叙事、抒怀、写景、纪游、咏史、论古之作,既记下个人的见闻、感受与思想,也折射出晚清波澜壮阔的时局与新旧扰攘的世情,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也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例如,《师伏堂骈文》收文60多篇,无不骈散交错,文辞清丽,典故庄雅,辞气温厚,议论风发,情蕴渊懿,诵之朗朗上口,思之意绪纷飞,尤其是将经义与辞章冶于一炉,使史论与时事紧密贯通,让人击节叹赏,李肖聃即在《湘学略·鹿门学略》中赞叹“林、苑不能分传,经、文乃合一途”。王先谦辑刻《骈文类纂》时,收录皮锡瑞骈文11篇,在所录8位湖湘文章名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周寿昌(收文14篇),而多过王闿运(收文10篇),足见皮锡瑞骈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事实上,根据皮锡瑞的诗文成就,应该推之为近代湖湘文坛大家,庶几名实相副。

 

皮锡瑞一生嗜好史学,前期为了应试科举,涵泳旧史,剧谈古人,但仍有浓厚的“陈古以切今”的意味,后来为着自强御侮,“披亭林、船山议论,参考历代史事”,形成一条“舍宋明之陋法,复汉唐之良规”的改革思路(《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883页)。及至参与戊戌维新,皮锡瑞更针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标榜“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949页)。在晚清新政萌动之际,皮锡瑞又指导私塾弟子日读《通鉴》,详加批注,宣称“今方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皮锡瑞全集》第8册第411—412页)。可见,皮锡瑞始终坚持“史学经世”,用心讲求古今之变,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反对尽变西法,积极为晚清改革作理论探索。这正是皮锡瑞史学的精华所在。

 

在晚清千古未有的变局中,湘学既重经世、务笃实,又尚博通、戒门户,因此日进日新,百余年间勃然而盛;湘人也因此从三湘四水间走向五湖四海,叱咤风云,为举世所瞩目。《湘学新报》例言曾指出:“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而纵观上世纪来对近代湖湘文献的整理,陶澍、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谭嗣同、熊希龄、蔡锷、黄兴等政治事功类名人,相继出版了全集,甚至多次增订再版,而像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学术文化名人,却一直未见经新式整理的全集出版。由此看来,《皮锡瑞全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今天全面认识皮锡瑞的学术面貌,也可为近代湘学大师的全集整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