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阅读数:729发表时间:2018-07-12


“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廿八日甲辰

            耶稣2018年7月11日

 

  

 

2018年7月7日至8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承办的“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兼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北京纳通医疗集团董事长赵毅武,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联络委员会主任曹凤泉,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有关专委会副主任、秘书处有关部门负责人、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部分委员以及学者、企业家等共计70余人参加会议。

 

  

 

在开幕式上,赵毅武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致辞,对与会嘉宾和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开展有关工作以及筹备召开本次会议的情况作了介绍。滕文生对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会议的主题及要研讨的题目作了阐释和说明。他强调,我们的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企业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企业。企业不管怎么搞,都要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会议开幕式由牛喜平主持。

 

与会人员围绕4个子题展开了研讨:1.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企业如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企业要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应如何建设企业文化?2.在企业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体会与经验;3.传统文化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的扬弃与应用;4.中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的差异与会通;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中,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相互关系。会议气氛热烈,讨论认真深入,互动积极有序,大家既交流了各自学习、弘扬和运用儒学的认识与经验,也形成了诸多共识。

 

  

 

滕文生专门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的创立、改革、发展历程和共商、共建、共享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30年;二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40年了。

 

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方面或者说经济领域,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关键而重要的改革:一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实行破除在发展上和收入上的“平均主义”新政策;三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新方针。通过进行以上四大关键而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就逐渐形成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政府指导与社会创造、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国内市场和资源与国外市场和资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先进技术和有益经验等等,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充满发展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他谈了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改革和发展40年历程的几点认识:第一,确立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并明确确定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各自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确立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原则,从而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采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多种实现形式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第三,在这40年中,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总的说来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第四,通过总结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经验,从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体现形式;第五,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我国国有、集体的公有制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和改观,我国劳动者创办的个体、私营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也有不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已发展成为跨产业、跨领域的大型企业,有的企业还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它们在企业的所有制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员工之间关系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新的鲜明特点,也创造出了不少新的经验,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

 

他还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共享发展理念的论述,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企业如何共商共建共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合作项目建设,中国企业与其他各国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在我们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和各种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样而且更要自觉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特别是在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更要努力在全体员工中构建利益共同体。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中,要践行好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团结企业的全体员工,包括领导者、管理者和一般的劳动者同舟共济地进行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企业如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企业要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应如何建设企业文化”问题,赵毅武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人了新动力、新活力,是当前国际形势下推进合作、实现共赢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大量民营企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吸收儒家的优秀价值理念建设企业文化,其精神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不谋而合,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各自的新鲜经验。

 

  

 

卢德之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精神的“共有制”企业可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黎红雷在发言中提出,“社会企业”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照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个人资本”将转化为“社会资本”,“个人企业”将转化为“社会企业”。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方企业家,在实践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从“个人资本”到“社会资本”、“个人企业”到“社会企业”的探索与思考,从而为马克思与孔夫子实现了某种意义上跨越时代和地域的思想关联。

 

此外,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委员、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苗兆光,北京大学教授周建波,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委员、东莞市泰威电子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文良分别发表题为《华为分享制的演变》《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企业文化建设》《民营企业转化为社会型企业,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一一东莞泰威“天地人和股权改革”的实践》的主题发言。

 

  

 

关于“传统文化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的扬弃与应用”问题,张践分析了儒家管理哲学对于当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意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企业,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企业管理哲学,也要深入发掘中国本土自身的文化资源,做好两者的相互融合,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管理思想,例如“为政以德”的企业理念、“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重义轻利”的经营哲学等,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特别对儒家“道之以德”的价值导向、“齐之以礼”的组织文化建设、儒法相济的管理策略等,作了具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阐发。

 

赵毅武提出,个人、企业与社会分别对应着伦理、技术和文化,而个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一种平衡,以达到和谐统一,这就是三者之间的互惠共赢之道。当今只有充分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作为企业经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企业中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建立起企业良好的秩序与关系。当前应重点推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并赋予其当代意义,而在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企业家要率先垂范。

 

  

 

此外,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单纯,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滕方,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校教授乔清举,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国网公司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李伟阳,深圳信德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常务副校长刘友刚,分别发表题为《现代企业管理与“天人损益”》《传统儒家思想对当今企业经营的价值》《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生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经营》《略论儒学的德教问题》《先秦儒学与责任领导力》《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治理》等主题发言。

 

关于“在企业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体会与经验”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晓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发言,认为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指导企业文化建设,更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此外,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顺民,江苏天宏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培军,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孝行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秦东魁,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媚君,江苏省丹阳市中华传统文化学会副理事长周竹生,山东比德文控股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助理潘学峰,长春东北亚书城董事局主席周华起,分别发表题为《吸纳儒学精髓,构筑文化高地》《传统文化如何为现代智能制造助力》《企业卖的不是产品,是人品》《苏州固锝幸福企业八大模块》《传统文化学会企业经营及回馈方式探索》《奉行孝文化,承载企业前行》《儒学文化在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的发言。

 

  

 

关于“中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的差异与会通”问题,詹纯新结合自身企业发展的实践,从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表现、会通三个方面谈了如何在中西方不同的管理思想之间求同存异、化异为新,融合发展。他提出的会通中西方管理思想的路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哲学+科学,即道与术的并举;二是伦理+市场,即义与利的兼顾;三是忠恕+制度,即仁与法的贯通。

 

  

 

中国医药集团原副总经理卞俊峰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从宏观层面和企业层面分别讲述,并以国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例辅助说明,指出二者应扬长避短、合作共赢。

 

此外,道达尔科碧恩合资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甄光明、磊石跨文化学院创始人黄伟东分别发表题为《海峡两岸及欧美企业的文化差异及儒家思想的实践》《探讨“成为中国的跨文化领导者”的路径》的发言。

 

  

 

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会的学者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同时也密切关注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企业家们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人又在相关问题上形成了深刻的理性认识成果。这种学界与商界的密切交流,对于儒学文化与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无疑会有切实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