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朱翔非:我为什么到中学去讲儒学

阅读数:3792发表时间:2018-08-15

  

 

原标题:一位师者的传道之路

受访者:朱翔非

采访者:孔阳国学工作室

来源:“孔阳国学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四戊寅

      耶稣2018年8月14日

 

  

 

“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泼泼的。儒家需要中国当代的学者、百姓共同继承下来。”

 

“儒家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间。走向民间就是走向社会。”

 

2006年,一位博士后在出站后谢绝了多所大学的邀请,选择来到北京四中主管国学教育,创办孔阳国学工作室,成为了全国第一位专职国学教师。

 

他说,他来到北京四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温暖带给孩子们。

 

他的名字叫朱翔非。

 

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决定,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在寻找一个足以“让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踏实”的支点。大学期间,带着佛家、道家的修持,从文学、美学一直学到历史,他终于确定将儒家作为自己的信仰。他所体会到的儒学是“鲜活的,具有永恒的形而上高度”,“可以让人变化气质、脱胎换骨”。在他看来,走向民间、走向社会是儒家真正的方向,也是他自己的夙愿。

 

十二年后,孔阳国学工作室的人数由最初的“二三君子”发展到千人有余,当初那些“孩子们”也多已成年,在海内外不遗余力地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儒学。2018年6月19日、21日,由孔阳国学工作室主办的两场儒学公益会讲《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在北京举办,网络观看量累计近23万人次。听到四位青年儒者分享儒学对于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许多观众当场落泪。会讲结束后,朱翔非的朋友,北京四中的特级数学教师谷丹激动地说:“你把现代人变成了古人,这些孩子们有古人的风骨!”

 

对于未来,朱翔非先生有进一步的规划。8月17日、19日,杭州、广州的两场会讲结束后,他希望逐步建成儒家独立的道场,讲授儒家的经典、历史与心性工夫,实现从幼儿到成人的一贯制儒家教育。

 

“所有人都应该学儒家,不是说让孩子们学,儒家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国人的精神生命都在这上面。”

 

传道之路

 

“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到社会,人都应当做儒门工夫”

 

问:2006年,您博士后出站,没有继续留在大学任教,而是来中学讲儒学,其中有怎样的考虑呢?

 

朱翔非先生:博士后出站,今后怎么发展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开始我也考虑过,比如说到大学去,有两所大学有意聘请我。一个是厦门大学。我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星民副院长一见如故。黄先生对我今后的发展非常热心。当时在北京,我们刚认识的当天他就请我和他一同参加宴会。黄先生对人心非常热。我和他去了厦门,一看这个学校,地方太好了,海浪啊,大海边,风光各方面都好。在里面就好像走在一个仙境里一样,分不清现实还是想象。

 

当时在厦门大学讲课,黄院长和一些教授听,听完黄院长说,现在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你,而在于你究竟来不来。我一直对黄院长心怀感激,但后来我还是回来了(笑)。当时还有一个学校,南京理工大学,实际也不错。它原来是军事化的,学校也很大,在南京,也很不错。这是两个答应要我的学校。有的我都进行完体检了。这阵我就想,要是真到一个大学去,到那就是副教授,然后就是教授,博导,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感慨——我可能就是比较容易高估自己啊,这是我最大的特点——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想象,我在北京,觉得各个院校也就这么回事。我要做什么?

 

  

 

厦门大学风光(图源:网络)

 

这个时候,我对儒家的理解和一般人就开始不一样了: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泼泼的。儒家需要中国当代的学者、百姓共同继承下来。

 

这是在2005年,甚至时间还要更早。2006年的时候,大学里有学者探讨这个话题,但在整个社会,探讨学习之风没有那么浓烈。百姓真正需要儒家。大学内的学者不容易一下子把声音传递到百姓那里。这是当时的现实,我觉得我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事。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学者开始走民间传播儒家的道路。我认为儒家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间。走向民间就是走向社会。我想这才是我们儒家的本来面目。

 

好是好,该怎么做?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西城区在招教委副主任,我也去了,被选中了。当时说我还不能直接做教委副主任,应该先去北京四中这样的名校做一些管理工作。于是我就到北京四中担任校长助理。当时我就想,我到北京四中,这个中学能让我来管,我可以把真正的儒家带过去。这时候我就下决断了,把厦门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都辞了。两个学校的老师和领导都非常惋惜。我当时也是一腔热血。这个说来好像比较傻,傻到家了,放着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不做,跑这来,不是疯了吗?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疯不疯也顾不得了,疯就疯了。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就扑向了北京四中。在此之前还有一段经历。我给厦门大学的黄星民副院长写信。我说,我来做这个实验,做得怎么样,十年后再看吧。当时这个想法是很悲壮的,觉得如果开辟不出儒家真正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就的确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了。当时给人家看来,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人追求儒学这件事就失败了。

 

  

 

工作室志愿者带领四中学子在漱石亭前读经

 

背后为四中国学长廊,镌刻有中外经典中的著名语句

 

问:在您看来,在中学讲儒学和在大学里讲有什么区别呢?

 

朱翔非先生:大学,老师教学生是师生关系。中学,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一些师徒关系的特点,师生之间的信任表现得更明显。我可以把更真实的东西讲出去。这是说中学讲儒学的一些优势,但绝不是说大学讲儒学没有优势。实际大学和中学之间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到社会,人都应当做儒门工夫。

 

中学和大学学习儒家有不同的入口。中学相对来说早一些,大学相对靠后一些,有了更多思辨和批判的东西。不同年龄段,指导的入口不太一样。中学是正常接触儒学的年纪,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如果从大学开始接触儒学,就有些晚了。但是,一个人想把儒学弄清楚,把《论语》弄清楚,应当是从中学、大学到成年人一以贯之地学下来,不能说只是在某一阶段学习就好了,这是错误的。在中学里面讲儒学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发挥出了一部分的作用。这在哪个中学都一样。在大学里应该讲儒门的工夫,也应该讲儒家的历史。

 

  

 

2014年,朱翔非先生为四中人文班学生授课

 

问:您觉得给中学生讲儒学的困难在哪?

 

朱翔非先生:时间啊,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的课两周一次,有时候再有一些事,部分课程取消了,两周一次也保证不了,就很难办。而且中学的学制和大学不一样。大学一堂课一个小时,中学一堂课才四十分钟,而且讲的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我在课堂里讲一些学生不明白的,其中包括儒家的一些工夫。但是我们的高中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这方面知识比较差,但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不会把自己摆在比较差的程度,最起码也是平等。还有一个,他从他妈妈爸爸、从社会那里得到一些宗教的感觉,但他觉得这些将来自然和大学老师谈,不和你谈。跟你谈,也不外乎尊重你,实际内心并没把你当回事。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很难。

 

儒门工夫是学习儒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儒门工夫在中学就讲出来的话,我的心里也很矛盾。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对此投入相当的热情,会影响高考,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深入讲。当时我和同学们说,我们到大学以后再真正学儒家。如果真要讲儒门工夫,人的转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一点,学了儒门工夫,有心理疾病的人会少。一般来说,到大学之后,我们才真正讲儒门工夫。中学阶段,儒门工夫讲得少,但也不是不讲。

 

  

 

朱翔非先生在工作室

 

问:您觉得给中学生讲儒学,讲什么最起作用?最能让他们发生转变的内容是什么?

 

朱翔非先生: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能变换你的气质。你接受的是真正的儒家。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个事。有个同学一次和我说了一件事,说他们班有一个女生特别厉害,男同学女同学都对她表示钦佩。那个女同学听我说一段话以后傻了,说咱们老师有这么高的能力啊。我当时没吱声。后来她们走了以后我这叫一个悲哀啊。跟大学生我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别说跟你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褒奖是吧,她已经把她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了。这人还不一定学儒学呢。你对我表示好感,都说不到地方。我感到有些失望。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儒家一旦铺开,从中学到大学到成人,一直讲下来,就能让人看到希望,也能让人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

 

问:中学生基本都是这样的表现,那您认为能学儒家的学生是怎样的?

 

朱翔非先生:少数人。少数能有拎得起来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儒家好像和人的学识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我刚才说那些和学识的关系也不大。说到这里,应该讲我们追求的是“德商”。我们讲“德商”讲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没有真正落实。实际在儒家,如果说到德,那会使我们展现出本来面目。学与不学,差距相当大。

 

问:您如何看待学儒学和体制内教育的关系?您觉得高考真的是必须经历的吗?

 

朱翔非先生:不高考学儒学的人现在其实也不少。我们要办儒家的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计划。我们以面对儒学的姿态,把工作室进一步扩大。完成我在2006年没有去厦门大学,在民间传播儒学的一个夙愿。

 

我讲过,孩子们长大了,上大学了,我可以给他们开课了!我和同学们说,大家等着,等你们上大学我再给你们讲,这绝对是实话!这样一个想法,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要不断地做尝试。这才是真正的使命。从2010年开始,我们一方面还做在体制内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把工作室的大学部建立起来,要给同学们讲大学阶段的儒学,或者不叫大学阶段,准确说就是更加按照儒家的方式讲儒学。所以后来的大学部,实际上不完全是给大学生量体定做的,是给儒家做的。所以我们的队伍中才有八十岁的老人参加学习。


问:您之前提到2005年,您认识到“儒家是充满活力的”。您认为值得学者包括百姓共同继承的儒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翔非先生:儒家应该讲工夫。从很早的时候,孔子跟颜回讲工夫,一直都这样。朱子、王阳明都这样。不讲工夫是我们这三四百年的历史。

 

文革、批林批孔之后更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儒学的这种认识存在着偏颇。说到根本上,不讲工夫,讲儒学,尤其是经学,这样的人在帝王社会,人家不会迫害你。讲工夫,人就顶天立地了,对于皇权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你顶天立地,就是在这个层面超越了皇权。再说到底的话,比皇权厉害。这个本质要看清楚。看不清楚,学儒学白学。

 

学儒家有几个方式:一个是背,然后出去做官;还有研究,成为一个儒学的专家,但是不涉及形而上;还有讲传统社会的东西,不涉及现实。

 

这往往是清朝的讲法。还有的人讲,儒家的东西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都是传统社会的,今天的社会和过去不一样了。

 

如果今天要研究,就要有今天社会的高度。我们是站在今天说以前的,强调你这是旧的,我这是新的。谈旧的可以,但是新的自然有新的做法。它强调古代、现代的区别。

 

儒家的高度哪是这样来说的?儒家的高度现在就有,儒家的高度永远都在。所以我最近在想一个词,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吧,以后我就不这样写了,叫中华文化,把传统拿下去。

 

中华文化,不叫中华传统文化。你听什么时候外国人说人家研究传统文化啊。有古典学者,但一般从现实角度来说,谈的还是流动的东西,比如哲学。我们也不能变成中国古代什么,把这些都陷在古代。

 

其实“陷在古代”,恰恰有着现实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现实和以前不一样。究竟是否一样,大家用工夫来说。

 

我们这些学生把这个东西讲给大家,按说他们也都是北京四中的,但这里没有说北京四中多么了不起。因为我这十多年在这里讲学,我就在北京四中。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四中的学生面临那些问题,那些问题没有给他了解儒学提供任何方便的条件。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北京四中我们权且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中学出现了这样的危机,等于说全中国的中学都出现了危机,必须解决,这个是真实的。

 

问:您刚刚也提到了儒家的高度,您认为儒家的高度有什么特点,它是怎么达到的?而且和其他信仰相比,高度是否存在差异?

  

朱翔非先生:儒家讲形而上的高度。“形而上”是在《周易》中讲的,《论语》中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讲道。道跟形而上是一回事,这个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有些人学了一辈子,好像也明白,讲得头头是道,但因为儒家的工夫在那儿,他自己做不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工夫,真正的可以世代相传的,可以使你独立、壁立万仞的那样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特点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说了,跟我学这个东西不要走怪、力、乱、神的路。

 

实际上当时有人讲,比如墨子。讲“力”的就更多了,讲暴力。我们受不良教育的影响已经很久了。比如对成吉思汗,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暴力,全世界还都崇拜,为什么?暴力美学,笑话吗?你那个点在哪儿?

 

说人应该中立,人怎么应该中立了?生命就在这里面,A和B的关系,A则生,B则死,你中立得了吗?现在说中立的都是瞎说。人的生命这条线是儒家最遵守的。

 

所以说这次同学们把这些东西都要讲出来。把人从过去的文革讲的当中解放出来,不要陷在那样的一个完全抹黑儒家的角度。

 

我跟很多学生讲,实际上当年很多人在批孔的时候露出自己批判的锐气,这些人现在都还在,只不过现在不让批了,如果又让批了,他们的精神头又来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形而上的高度,对形而上的人没有尊重。孔子是“孔老二”,这话实际上是骂人的。他们还没有给孔子以本来面目。

 

说了半天,大家好好地对待儒者,好好地对待历史上的儒家,原原本本地讲《论语》,儒家的高度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讲述人王舒墨现是第一位以儒者身份进入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中国人“《论语》会讲”就是他面向世界进行儒学传播的一次尝试

 

关于会讲

  

问:这次活动以“会讲”的形式来呈现,同学们讲自己学习儒学的“精神成长史”,其中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的吗?

 

朱翔非先生:“会讲”原本就是每个人的演讲,我后来想增加他们的表现力,就加上音乐、图片、视频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假的。

 

这种形式具体叫什么也说不太好,暂且就叫“会讲”。

 

如果叫“演讲”,会有点傻,好像是听众受你教育的影响,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听这些人的讲述,看他们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

 

在生活中,他们只展现了自己的某些方面,包括对自己的家长,都没展现得这么淋漓尽致。

 

讲述人张文虚回顾自身在儒学修习上的重要节点——那一刻,她立志以全部的真诚面对儒学

 

但是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孩子今后的发展方向,保证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这个“会讲”揭示的就是这段历史的发展,自己说自己。

 

这个发展才进行了十多年,我们的时代要把这个要展现出来。这本身就是值得人重视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说,四中要不要孔子,当然要,现在全都在讲,关键是这样的孔子要不要?

 

北京市这么多的中学生要不要孔子,要不要这样有形而上高度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

 

接下来,全中国的孩子们要不要这样的孔子?如果把形而上的高度拿下去,学习这样的孔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形而上。

 

我们这番话是在向年纪轻轻就倒向了基督教、倒向了佛教的这些孩子说的。因为你没有形而上,人家有,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利器能够与人家进行对话,你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有没有那个高度,你说了不算,那要你的文献去证明。

 

所以这个剧呢,叫《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我觉得是最平实的。

 

问:您认为除了这些年轻人以外,其他人,比如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包括老师,他们能从这次活动中获得什么?

 

朱翔非先生: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自己,一个是他们如何对待孩子。对待自己的话,我也当过学生。

 

这么多年过来了,我感到很失望,那些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不明白孔子讲的这个东西值得人一辈子去学习。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学儒家,不是说让孩子们学,儒家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国人的精神生命都在这上面。不仅仅给孩子们讲的,实际是给所有的人讲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跟我学的一些人,有的八十多岁,六七十岁的都有。

  

另外一个问题,对孩子们,我们应该把最真实的东西讲出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都缺乏一个价值观啊,实际是信仰,这方面说了都没用,需要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

 

儒家的思想,最对症下药,而且是越及时越好。这不仅仅是给中学生设计的一门课,而是给全世界全中国的人的机会,能够了解形而上的高度。

 

只有我们儒家达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真正的精神状态才能被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变得精神舒畅。

 

问:您刚才说这次活动是面向整个社会的,不只是年轻人也面向所有中国人,您期待有怎样的效果?

 

朱翔非先生:这次“会讲”展现的是贯穿中学到大学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是孩子们从小到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应该去追求形而上的高度。

 

它所影响和激励的人应该是方方面面的,他从中学生成为了一个大学生,他已经完成了由少年到青年的转变。我们在谈一个成年人的做法。

 

在“会讲”中,我们也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阶段学习儒学的不仅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全社会的人都有了。这样一个高度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问:这次“会讲”预计在北京、杭州、广州三地一共举办五场,六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前两场十分成功,观看、回看现场直播听众已有20多万人。您在“会讲”之后还会有怎样的打算呢?

 

朱翔非先生:首先得给大家讲儒家,讲《论语》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讲《论语》,《论语》还要不断地讲下去。

 

另外,我们还要讲历史。

 

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学的历史,不能说都错了,但是把历朝历代的儒者的反应拿出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因为我就是学历史专业的,我知道如何把这段历史史料的严肃性真正地贯穿下去。

 

接下来对于老师、学生、家长,我也会从自己的角度,把这些年在国内、国际的工作中传播儒学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同时,我觉得有一个需要着重说明的东西。我们给青年人讲儒学是我们的本分。这方面我们要有师资也要有场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争取在不远的将来,能把这件事落到实处。

 

这样能从更广的角度把儒者汇聚到这支队伍中来,中学、大学、走入社会,我们和很多同道把这个东西传下去。而我们做的儒家的这种传承,因为由我自己来把握,多少年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可能更能保持儒家的延续性。

 

这一点跟汉朝、宋朝、明朝一脉相承。当然,学儒学可以不断向不同的儒者探讨,接续儒家的道统。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2009年1月18日,朱翔非先生与诸生在阳明夫子墓前致祭

 

问:按您的设想,未来儒家真正走向民间、走向社会,中国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朱翔非先生:那会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真正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世界,更加地开放,更加充满着人文精神,更加爱护百姓,更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进行信仰方面的交流。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巅峰就和这个层次的交流有关。

 

:您对今后儒家的教育怎么看?

 

朱翔非先生:今后的儒学应该按照儒家的本来面目来讲。

 

儒家本来面目带来的高度,需要真真切切讲出来。这里有一些能使人变化气质的工夫,都是影响人一生的事情。

 

这方面我希望,儒者能够以儒家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把这个做成一个独立的教育课堂。

 

这点和体制内的有所不同,也是我们最初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一个初衷。最终,对儒家在体制内的做法有一个了断。

 

并不是说体制内的做法没有价值,只是说,真正的儒家到来的时候,儒家应当有自己的高度,就像当年马一浮先生面对北京大学的要求所说的——“古闻来学,未闻往教”。

 

这是儒家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