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占山为王:儒者需拒草寇理念——回应陈明

作者:任剑涛阅读数:714发表时间:2018-08-16
任剑涛

作者简介:任剑涛,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国家如何避免衰败:比较政治学札记》《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等。

 

原标题《占山为王:儒者需拒草寇理念》

作者:任剑涛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六庚辰

          耶稣2018年8月16日

 

拙作《当经成为经典》出版座谈,承大陆新儒家数位朋友出席,隆情高谊,令人动容。近见陈明兄将其发言做了系统修订,以《鸠占鹊巢:自由儒学质疑》为题,交由“儒家网”刊出,读来颇受教益。同时亦心生感慨,与陈明兄真话、真诚相见。

 

与陈明兄相交20余年,一向佩服他想象力丰富,天马行空,思绪飞扬。只要一个辞藻掉进他的思想世界,那就逃不出他的个人定义圈套。他令人惊异地将“经”定为“标准、尺度与规范”,把“经典”定为“教材系列的文本”。只需查查词典,便知理解明显有误:


经者,由权力与文本统合而成,权力保障是前提,文本蛰伏于权力中。经典者,人类之基本典籍、价值之重要源泉、行为之规范根据。与宗教、传统、哲学紧密相连的“权威性”,是“经典”的基本特质。陈明兄将经典定义为教材,实在独出心裁、匪夷所思。

 

陈明兄极力为儒家重获权力支持呼吁,多年奔走,令人感动。一旦有人呼吁儒家典籍脱离权力,他便勃然大怒,不顾概念所指,力斥论者,信口所言,让人脑洞大开。知者可见,谁在为儒家释放现代活力努力,谁在驱儒家至权力死地。论者有言,“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正是由此申言,言儒家者不可不慎。

 

“作为一个儒者”,这是陈明兄对自己的定位,这也是一个颇为可疑的自认。

 

从常年为儒家奔走呼号来讲,陈明为儒。处在现代,自认与他认至为关键。自认,包括言者自认与圈子相认。他认,是跳出山头,为众所公认。众所公认,不在价值自白,而在价值宣示确当与否、实践方案合规与否、现实感切中实际与否。

 

陈明兄的价值宣示,长矣久矣。但支持理由,历来苍白。

 

身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应当立定人类基本价值,全力寻求理性出路。儒家正是这类价值的供给者。但儒家从来拒绝固守一隅、顽冥不化,尽力应时而变、重建秩序。因此,以孔子奠定的应时进取、损益可知原则,以及确立的文质相称、仁德唯尚准则,是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后起任何儒者,都不能切断这一源头,而去孟荀、仲舒、宋儒、近儒那里找一时的灵感,且以儒家流变立教,撇开孔子而径行判教。如此观之,陈明兄的儒家立场,价值宣示有余,系统确证不足。

 

陈明兄断定我以宣告儒家为古典、为意识形态,因此认定儒家终结。此论纯属他强加,绝非我的主张。

 

在拙作中,一者,儒学恰恰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何曾断言其为已死的古典?在儒学史上,古典与现代的源流清晰可辨,这是儒学自身的历史演进。古典肯定不会死,现代未必即是生。言儒家属于古典就死,恰恰是陈明兄无视儒家历史演进得出的结论。

 

二者,汉后儒家,确实具有古典意识形态特质,且政治与教化的高度合一,有目共睹。为之启蒙,既不等于将儒家降格,也不等于将儒家典籍视为“教材”。儒家有何作为,端赖儒者展现人类情怀、博大胸襟、深厚学养、精思明辨、现代创制。儒家的自我启蒙,是其现代转变的必须。陈明兄对启蒙的惊惧,乃是对现代的排拒,乃是对儒家脱离权力的恐慌,乃是对思想市场的畏惧。儒家典籍在现代大放异彩,前提正是积极参与思想竞争。

 

陈明兄拒绝反思汉后儒家与权力的纠缠史,其讳疾忌医之态,显与原儒批判精神背道而驰。


大陆新儒家向以“回到”某某表其主张,但很少诚恳表示回到孔子。不回到孔子的历史批判、不回到孟子的权力批判、不回到荀子的现实批判,只是一味吁求回到儒家切入政治权力且为权力所用的状态,岂能坚守原儒立场?

 

更令人诧异的是,陈明兄将儒家的理想政治“硬着陆”于中国政治现实,指认中国早已已由儒家理想主导。朱熹所谓“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的断言,陈明兄不曾惦记一二?儒家理想必须明确批判政治现实,才能引领中国政治健康前行。


儒家必须经历一场自我启蒙:

 

——启蒙就是要启“现实糟蹋理想”之蒙,

——就是要启“偏执遮蔽事实”之蒙,

——就是要启“独断拒斥宽容”之蒙。

 

一个自陷于政教合一迷蒙的儒家,岂能坦然面对原儒而不汗颜?!

 

陈明兄深陷于古今、中西、左右的迷执而不能自拔。他将自己对峙古今的思维强加于人,将中西置于不可调和的定势,并循此抨击他标定的自由主义。这是令人堪忧的僵化立场。他的评论心思,显然不在求真,而在将论友推向论敌,进而树为靶子,痴迷击中靶心的快感,挥去了他择善而从的意愿。

 

陈明兄认定我的意见属于自由主义,指责我为自由儒学站台。他的山头意识之强,由此深怀敌我意识的划阵,昭彰学界。但遗憾的是,陈明兄的断定再次依托于纯粹的想象:我自己评论自由儒学的文本,尚未刊出,他尚未“望文”,即已“生义”。陈明兄疾言厉色批评他所谓的自由儒学,殊不知,我不是自由儒学的赞同者,恰恰是自由儒学的批评者。不看文本,认词造句,陈明兄确实依仗想象力驰骋思想疆场久矣。

 

陈明兄指正我说自由儒学正从格义儒学发展到主题儒学。这是他习惯性展开“想象的翅膀”,一者他未见文本,随意批评;二者,我认为,是整个儒学正从格义惯性转向主题研究,这是儒学研究的深化。

 

自晚明西学进入,不论外人还是国人、勿论儒者还是他者,都在格义。陈明所属的大陆新儒家“山头”,强势主张儒家是宗教不是哲学,也是格西方宗教与哲学之义的产物。悖谬的是,一方他以具体学科为儒家画框,另一方面又以闳大不经的文明看待儒家,拒绝对儒家进行专深研究。这对儒学获得现代品格,绝非幸事。当他草率将儒学置于中西对峙的框架中,那就是更是冥顽不化、悖逆儒家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不仅窒息了儒家的普世主义生命力,而且将儒家自囿于一国范围之内。占山为王的儒者,于心何忍?

 

所谓自由主义儒学,是政治领域中的儒学建构尝试。它不能与自由儒学一锅煮。后者是完备学说,前者是政治理论。陈明兄认定,只要在政治领域阐明儒学,就会以自由、民主戕害儒学生机。这一断定,自然是立于他有能力捍卫总体儒学的自信与自负。他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现代知识体系的繁杂,需要人们保持知识建构的谦恭,一切傲娇,终将呈现无知者无畏的乖谬。

 

建构自由主义儒学,就是到庞大的现代政经学说、已经验证的现代政制中汲取应有的营养。如此做来,既显出儒者的谦恭,也展现儒者的会通能力,还表现儒者的现代取向,何乐而不为?!

 

陈明兄断定自由主义儒学只是“自由主义的中国版”,而不是“儒家的现代版”。试想,陈明兄及同仁以“儒教中国”语国,“自由主义的中国版”不就是指自由主义的儒家濡化?“儒家的现代版”,岂不是儒家接纳某些自由主义主张的结果么?有此两个断定,却坚决拒斥两者互通,此时极想耳语吾友,保持一下逻辑一贯。在国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两者都是动力,勿需在芝麻与西瓜之间犹疑。

 

儒家自有自由传统,孔子与时俱进的历史自由观、孟子说大人而藐之的权力自由观、荀子以王道制霸道的政策自由观,如此等等,对塑造现代中国的政治个体与健全政制,价值不言而喻。以自由主义的理论形式阐扬之,释放其现代能量,对中国建构合乎儒家理想的政制,助力明显。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双赢连接,不应扭曲为双输状态。

 

蒙陈明兄提醒我和我的同仁反思以自觉,诚致谢意。但陈明兄也需直面这一提醒。一种基于山头主义的党派归纳,一种基于中西世仇的内外恒定,一种基于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地盘意识,确实是无法为中国谋求出路的。如今自由主义在刻意诱导之下已如过街老鼠,人人以喊打为快。但它提供的现代政治方案,似有甄别用之、无法否定的智慧在。不说陈明兄虽有山头意识、仍有盟友观念时,对打通自由主义与儒家的认同,即便今日他要加入剿灭的队伍,我也还相信他具有理性的甄别能力。他以儒家已受中心加冕、自由主义已经边缘,来判断是否应当汇众流以成大海,让我对他的摇身一变,深感惊异。


为此,有三点想法贡献于陈明兄:

 

其一,从态度论,对既成现代成果缺乏敬重,仅以儒家山头意识,试图独辟蹊径,开出专属儒家的现代道路,从现代新儒家立场一退千里的说辞,表达无所依傍的审美情趣可以,表达扎实的现代建构必撞南墙;

 

其二,就现状说,现代自由理念与立宪民主建构,是长久的现代发展经已确凿验证的人类宝贵财富,儒家应以“郁郁乎文哉”的心态欣然接受并纳于自身,以抗拒此一现代来抗拒整个现代,既伤传统儒家,又伤其现代转型。有否“儒家的现代版”,全看儒家能否确立立宪政制,而不是相反。

 

其三,就结果言,大陆新儒家目前仅以认同态度取胜,一无可以公共对话的理论建构,二无务实的转型进路,三无雍容大度的合作意念,如此对现代的抗拒,势无前途可言。此时便已唯我独尊,必然根绝同盟。“无果之花”,似成必然。

 

儒圣孔子尝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陈明以“鸠占鹊巢”议论自己圈子之儒与儒家研究者的关系,可谓儒风尽失。何况,这个山头,原不是“庙堂之上”独领风骚的依权独大之儒,而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学在民间”之儒。设身处地,为之着想,此儒与其深怀怨恨地拒斥研究同道,不如携手共创儒家光明灿烂的未来。


儒家,与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不宜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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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