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无用之学”真的是没用吗——以《论语》为例

作者:曾海军阅读数:731发表时间:2018-09-12
曾海军

作者简介:曾海军,男,西历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集》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


原标题:“无用之学”真的是没用吗

作者:曾海军(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成都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六日庚子

           耶稣2018年9月5日

 

什么才是无用之“大用”

 

小女暑期终日无事,只想在手机上看微视频、在平板上玩小游戏、在电视上追偶像剧。我没法时时管束她,规定她必须背《论语》十章而后可看电视剧两集,或读《诗经》十首而后可玩游戏两小时。她坚持了几日就懈怠了,质问我读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没法向她解释有什么用,说这些是“无用之学”,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解释为什么“无用之学”也还要学,这就更加困难了。当解释难以奏效的时候,权威就得出场了,因此做父亲的不能没有权威。

 

难以解释也不是不能解释,若女儿长大了,我想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严格来说,“无用之学”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这种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有人觉得,老问有没有用会变得很俗气,换个问法是不是好一些呢?就以读书为例,有的书读了用处看得见,有的书读了就没觉得有什么用。可人们都说了,读书不能太功利,不能只抱着有没有用的态度读书。那该怎么办?专挑没用的书读吗?也不是,什么书没用就读什么书,这就更荒唐了。想问有用怕太俗气,想问无用怕太荒唐,这不就左右为难了吗?有个很时髦的说法叫“无用之大用”,似乎能解决这个困境。“无用”表明不斤斤计较于是否有用,“大用”则让自己可以显得脱俗一点。可这只是一种错觉,“无用之大用”是用词上的障眼法,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

 

无用就是无用,不能说无用又是一种不同的大用,这不科学。有人表示不服,以为这个意思早料想到了。那就说点料想不到的吧。“用”是对“体”而言,而不是对着“无用”来说的,理学家讲“体用一源”即是。不想变得事事都斤斤计较于是否有用上,这种心意是好的,但不能因此朝向“无用”。虽说庄子确实讲过“无用”,可他的“无何有之乡”并不需要再讲一个“大用”出来。想学庄子又学不彻底,将“无用”再讲成“大用”,这就闹笑话了。

 

凡事都只着眼于是否有用,确实俗气了些。人容易被用处所牵引,也不难生出摆脱这种牵引的心意,人们常说不能搞实用主义即是。一个人有了想要摆脱是否有用的意识,这是朝向“体”的表现,而不要被“无用之大用”所忽悠,搞错方向了。生活中的种种“用”就像一颗树的枝枝叶叶,不想被那些枝叶所遮蔽,肯定不是向往光秃秃的树干,即所谓“无用”。真正有见识的人能意识到,枝繁叶茂的力量来源于根部,摆脱枝叶的遮蔽是要于根部用力,这就好比在“体”上下工夫。正如根部埋在地下一样,“体”也是看不见的,固如是才不容易为人所洞见。若直接就“体”而讲“体”,这是专业的形上学,不容易讲清楚。但“体”无不显现为“用”,直接就“用”来讲是完全可以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用之学

 

为什么有人觉得“用”讲来讲去会很俗气呢?“用”确实有大有小,同时也对人对己。对己而言,“用”就容易讲得小,整天只想着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不光是俗气,还特别容易出问题。若对人而言,“用”就可以讲得大,比如我们以前常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并不俗气,而是挺有追求的,可惜现在的人似乎不喜欢这么讲了。但无论是大小之分,还是人己之别,都不是区分“用”是好是坏的标准。“用”有点类似于“利”,说一己之小利有些不好意思,但说多数人之大利就可以堂而皇之吗?未必,“用”也一样。对着多数人所言之大用,也可能是坏的。

 

不过,“用”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有拘泥、有限定。学计算机的用处很明显,但这种学固然让自己成为擅长计算机的人,却也不免限定在这上面了。有的人并不希望学所有东西都像学计算机那样,用途分明。不想将自己限定在任何一种具体的用途上,这是有人会讲到“无用之学”的根本原因。想对“用”作出一种反动,想摆脱任何一种具体的“用”来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无用之学”,也不是不可以。这正是成人的根本之学,符合孔子所言“君子不器”。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有人居然以限定于“人学”而加以反对,说明眼里只有西方的哲学框架,而不懂儒家的义理之学。

 

可见,“无用之学”并非旨在“无用”上,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用”讲好。以《论语》为例,代表中华文明的经典,代表一种“无用之学”,读《论语》有什么用呢?对于读书,相信所有读书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一种共识,即读有名气的书,或曰名著。虽说名人名著未必都是好人好书,但期待所读之书是一部名著,这种用心是没错的。名著有一个基本特征是读的人多,肯定是越多才越有名。为什么期待自己读的书同时也有很多人读过呢?因为可以与很多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历,而这是相当有用的。

 

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无论长大后的人生道路如何,儿时的伙伴是永远无法替代的,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儿时的记忆。同学、朋友或老乡,都在于形成了共同的人生经历,可以在记忆中分享共同的生活经验。但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可以与之共同经历的人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经历往往是粗糙的、未经审视和打磨的。诚然,突破这种限制而形成共同生活经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一起玩王者荣耀什么的,但唯有共同的阅读经历才更加牢靠而有益于成长。考虑到阅读方式和内容的巨大变化,今天谈论阅读经历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何阅读承载无用之学的经典名著

 

过去的阅读很单纯,必须得一册在手才有阅读,静享纸张上的文字带来的美好,是所有读书人共同的阅读体验。今天太不一样了,不只是传统纸媒的渐趋消亡,电子化的阅读改变了阅读方式,更改变了阅读内容。朋友圈的分享和点击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阅读方式,并且观看微视频变得和阅读文字一样方便。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导致很难再谈论共同的阅读经历,因为阅读都是碎片化的和即时性的,获得当下的阅读快感之后便迅速消失。当然,对点击量的追求似乎与过去的名著有一致之处,阅读在本质上要求与更多的人形成共同的经验。由于有了共同的阅读经验,只要有可能,两个素昧平生的人遇在一起就可以相互分享。只不过两个点击过同一个标题的人,与两个阅读过同一部名著的人,两种共同的阅读经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读某个地方的书,是与这个地方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读某种专业的书,是与这种专业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读某类旨趣的书,是与这类旨趣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由地域、专业或志趣凝聚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阅读同类书籍不断地塑造。不同的读书人阅读相同的名著,作品的力量足以激发生命的质感乃至参与生命的成长,彼此之间的相互分享才能塑造共同的文化群体。与更多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历,必须首先体现在质上,量的扩张才能算数。今天的网文追求点击量以牺牲阅读品格为代价,不管获得了多少人的共同点击和阅读,都不过就像十字街头碰巧遇上的芸芸众生。这种共同的阅读追求是即时的、当下的,是平面化的快餐消费,起不到任何塑造和凝聚作用,相反只会离散人心。共同的阅读追求需要向纵深方向努力,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世的,不只是此生此世,还是千秋万代,比如说读《论语》。

 

《论语》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作“无用之学”,因其不限于任何具体的用途。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一种专业有一种专业的用途,一类旨趣有一类旨趣的追求,可是《论语》并不属于某个地方,也不归于某种专业,同样不限于某类旨趣,听起来真是“百无一用”。不过,读《论语》必然可以获得与世人最大程度的共同阅读体验。《论语》在这个时代也许并非最多的中国人阅读,但过去两千多年来是这样,未来也还有可能是这样。这只是从量上说,从质上说,过去两千多年来最顶尖的中国人都会读《论语》,未来的中国人若要保持中国性也必然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人读《论语》,只要想想是与古往今来最富思想头脑的中国人一起共享阅读体验,大概比任何具体的用途更能鼓舞人吧。

 

在茫茫人海之中,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无论是老乡见老乡,还是高手过招相互切磋,或因志趣相投而相见恨晚,都因或直接或间接的共同生活经验所造就。若有两个素昧平生之人在某时某地相遇,来自不同地方、出身不同专业以及本着不同志趣,却还可以因读过《论语》而相互分享生命的历程,这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用之学”当然不是真的没有用处,实是因其大而无外,其用无处不在,故而往往难见其用。当所有种种具体的用途消散之时,“无用之学”的用处赫然在目。《论语》是如此,“四书五经”莫不如此。女儿能看到的很多用途,我都不会替她作主,让她自己去尝试和选择。唯有此种“无用之学”,人所难见其用,得要有人作这个主。等女儿长大了,我想她会理解的。

 

推荐书目:

 

  

 

《论语新解》

钱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穆先生解读《论语》,重在“新解”,新在何处?钱穆说自己不过求了个“折衷”之道。他博采众家观点,从中寻求可以令当今时代新思想者理解的路子,加以自己的阐发,力求通俗简要,直明本义。钱穆言:“《论语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

 

  

 

《论语读诠》

丁纪

巴蜀出版社

 

《论语》是一部道理书。其所说道理,非一种之道理,乃道理赅遍、无出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说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于实事实情,又足以泛应曲当。在对于《论语》的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作者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楷模,以“读者”为自我身份期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对《论语》进行品味、寻绎,一扫清人解经习气,独会儒家哲学之大纲领。比如,(一)儒家之道作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仅仅作为儒门之特别教义;(二)此道理之本体可以直观直击,莫隐莫遁;(三)直观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灵觉,不昧而难欺;(四)道理本体发动不已,发动为用,则处处落实,而为秩序规矩,而为理路统绪;(五)规矩、统绪皆是用,用处不但见体,作用亦是成体;(六)然与应然不一,所以然与所以应然不异;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儒家哲学大纲领,作者通过《论语》,随时印证,随时揭明。

 

《论语》又是一部信仰书,作者以为:“夫子之学,君子之学也。”基于此一认识,作者极不满于世人读《论语》取一种与己漠不相关、与圣贤离心离德之态度,而要求读《论语》者,采用对镜照己、诊病去非的原则,不断对照《论语》中所说道理,审量自家是否识得根据、合得根据。所以,读的是《论语》,工夫对象却是自家的一派心地。而工夫有两大面:一面是行,为学、为政、为礼等莫不是行;一面是省,起念起意、用思用智等莫不有省。行与省莫不足以致其诚敬,而其归宿又莫不能会极于天人一体之乐。作者在本书中,每求与先圣心心相印之乐趣,正是由于对这样一种工夫进境的信受。

 

作者并不以“解释”为自己之本务或急务,但是,对于一些章节的“解释”,也能自出机杼,虽置于两千多年之《论语》解释历史中,亦可谓饶有新意,而作者亦自可抱相当信心。如总章一一一,作者以为,夫子所谓“再斯可”,并非对“再思”之无条件的肯定称赏,而含有对“一思”之要求,从而使此章成为孟子一思即善、一入即得思想之先导。又如总章三〇三,作者以为,夫子所谓“举尔所知”,有为天子遗贤之意。又如总章四三五,作者以为,夫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非为性、习作两定义语,乃谓性、习两般作用而作用相反也,而受此两般作用者,非性非习,人也,全章其意则若曰:人与人相近,性使然也;人与人相远,习使然也,从而,孔孟性论之异的聚讼似可以稍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