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阅读数:752发表时间:2018-10-09

 

第一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朱雷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初一日甲戌

          耶稣2018年10月9日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承办,于2017 年10 月28 日至10 月29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0 篇,参会学者逾百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编辑共济一堂,就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想、《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发展等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近些年来,经学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哲学研究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何把经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是很多与会学者关注的论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发表了《经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一文,提纲挈领地指出了中国学术的经史传统与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李存山研究员指出,中国古典学术中虽然没有“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经书以及子、史、集中讲“天人之道”的“大训”,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但传统的经学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哲学则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当前的哲学研究应该对经学采取一种学术求真的评判态度。中国哲学应该反思和继承经学中的“常道”,又应“通古今之变”,对经学中过时的因素有所“损益”和扬弃,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强研究员发表了《经学何谓? 经学何为? ———当前经学研究的趋向与“经学重建”的难局》一文,反思了当前经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对“重建经学”的看法。张志强研究员指出,近十多年兴起的经学研究潮流中,有一类“文化政治动力下的经学研究”,这种经学研究实际上不过是晚清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当代回声,但康有为的经学模式,无法承担时代寄托于其上的“经学重建”的任务。康有为( 包括廖平) 的今文经学在作为“事”的历史与作为“义”的孔子立言之间造成了一种对立关系,这种“事”“义”对立的思路势必会带来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虚无主义。这是当下经学重建面临的难局。张志强研究员认为,当前需要重建之经学,应该是一种“事义兼备”“理事相即”之经学。今文经学所强调的“孔子之义”,恰恰是孔子对三代历史的损益检讨中总结而来的“百世可知”的创制立法的道理。这种道理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也正因为这种道理而不断延续成为中国文明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壁生教授发表了《晚清经学的体系化》一文,讨论了晚清经学如何回应时代问题。陈壁生教授认为,晚清开始的经学体系化,是面对文明更新的需求,将五经之义理、制度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消弭内部异义、经义相互贯通,并且可以重新塑造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体系。陈壁生教授主要研究了康有为和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康有为的经学重建,是要在“郑玄方案”中重新拯救孔子,也就是将经学从多个立法者、多套法度,纯化成一个圣人、一套圣人之法,而且是彻底脱离历史而只有大义的孔子之法,并使孔子不仅是“为汉制法”,而且是为万世制法,使孔子重新成为现代中国的惟一立法者。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化,在于用“人伦”去通贯整个经学大系。晚清的经学体系化是我们目前重思经学问题的重要资源和镜鉴。以上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进行的研究与讨论,极富洞见和启发,为当下继续推进经学研究,给出了极为深刻和重要的思考。

 

在经学研究的热潮中,礼学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从中国哲学史视角进行的礼学研究,更加重视对礼学思想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飞教授发表了《〈礼运〉首章再考辨》一文,通过仔细对照《孔子家语》与《礼运》两个文本,分析《礼运》首章,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大同、小康之演变当做历史演变的两个阶段,而要当做经学思想在历史演进问题上的展开。《礼运》所构想的,是一种以礼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按照经济、政治的不同形态构想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同之世是礼制的最高境界,而在通常的历史进程中,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小康之世是三代圣王治下的状况,是现实历史中,通过制礼作乐约束教化人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发表了《“无体之礼”: 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一文,在思想演进和发展的脉络中对《礼记·孔子闲居》中的“无体之礼”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体之礼”的思想,一方面表现出儒家在传承“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同时,更加注重探讨这“三百三千”后面所蕴含的思想含义,重视礼的哲学思想构建; 另一方面,随着孔子对礼容的反对,儒家对礼容的重视程度逐渐减低,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礼容一派最终衰落。先秦儒学的无体之礼思想,对于当今进行礼制的传承与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儒家经典中,《周易》最富哲学性,也最受重视。

 

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发表了《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和思想主旨》一文,指出汉末易学认为应当根据天道来安排人间秩序和世间伦理,或者说人间秩序和世间伦理应当得到天道的肯定。汉末易学在重视名教和阐发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定之以“中正”“中和”准则,使得自身在价值观上建立了被物事环绕的“太极”。

 

复旦大学历史系邓秉元教授发表了《易象与时间———关于易象学的论纲》一文。邓秉元教授首先基于相论视角,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几种对现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从熊十力、海德格尔两条线索追问出德性易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进而通过《周易》卦序的诠解揭示出易象学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学对传统中国学术的奠基意义; 最后从易象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以及历史本身的先天结构,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历史学说中的相关问题意识做出了新的诠释。

 

如何对传统经学的义理进行哲学化的诠释和创造,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代的学者基于更为深入的西方哲学史视野,对经学传统的哲学化诠释,正日益深入。经学研究的兴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活力源之一。经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正在形成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关系。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为当代的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学各领域的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精深发展。此次“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对于中国哲学与经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