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茜】明儒蒋信的学派归属及其对阳明学的接受

阅读数:1303发表时间:2018-10-24


明儒蒋信的学派归属及其对阳明学的接受

作者:刘训茜(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4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十六日己丑

          耶稣2018年10月24日

 

  

 

内容提要:蒋信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被归入楚中王门,学界研究其思想,多以王门后学视之。本文依据文集及相关原始资料,对其从学经历与学术认同进行重新探讨;尤其通过考察蒋信早年问学龙场时期的王阳明,其后又追随湛若水问学的相关情况,讨论其对阳明学说的接受及学派归属问题。

 

蒋信并非一位亦步亦趋的阳明学信从者,而是从自我学术体认的角度出发,称道王阳明《亲民堂记》,批评“良知学”,并对阳明后学末流的弊病有着高度的自觉。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先后游于王、湛之门,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

 

冯从吾继而称赞其学术直接孟子,直透本源而不落于玄虚,正是后世为学的榜样。总之,蒋信并非阳明学的信从者,而是一位“学贵自得”的儒者;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

 

关键词:蒋信;阳明学;湛若水;万物一体;

 

湖广常德人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十五年累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嘉靖十九年迁贵州提学副使,嘉靖二十三年告病归。

 

蒋信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被归入楚中王门,《明史·儒林传》则将其附于湛若水传末,称其“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1]

 

本文依据文集及相关原始资料,对其从学经历与学术认同进行重新探讨;尤其通过考察蒋信早年问学龙场时期的王阳明,其后又追随湛若水问学的相关情况,讨论其对阳明学说的接受及学派归属问题。

 

一、蒋信从学王阳明的经过

 

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他到达龙场的时间在正德三年春。正德五年,王阳明改任庐陵知县,离开龙场的路上经过常德,蒋信遂有机会问学于王阳明。

 

蒋信自叙:“阳明子起谪道常,(冀元亨)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2]《王阳明年谱》亦记:“先是,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3]

 

也就是说,蒋信并未跟从王阳明至贵州龙场问学,否则便不会在王阳明离开时才进行首次拜谒。此点也可与孙应鳌所做墓志铭相印证:“阳明王先生自龙场谪归,先生见焉。”[4]

 

因而,《明儒学案》所谓“阳明谪龙场,先生(冀元亨)与蒋道林往师焉”,[5]只是为了突出王阳明理学宗师形象而采取的笼统概括的说法,并非实指。

 

那么蒋信从王阳明处所学内容为何?王阳明在常德见到蒋信、冀元亨等当地诸生之后,以“静坐”为教,并有如下一番话:“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6]

 

钱德洪总结王阳明教人之法,凡有三变,即“知行合一、静坐、良知”。此时的王阳明尚未悟得“致良知”宗旨,又有感于在贵阳书院以“知行合一”教学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教授蒋信的是属于第二阶段的“静坐”之法。

 

  

 

(钱德洪)

 

这套“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方法正是王阳明在龙场时的学术体悟——刚刚经历“丁卯之祸”的王阳明,深感在对抗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士大夫廉耻道丧。他由此认为当时学者的问题,在于不能去除一己私心,因而希望通过“静坐”功夫来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7]

 

王阳明后来追忆这段思想历程时说,“寻谪贵阳,独居幽寂穷苦之乡,困心衡虑,乃从事于性情之学。方自苦其胜心之难克,而客气之易动;又见夫世之学者,率多娼嫉险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学,成天下之务,皆起于胜心客气之为患也。”[8]

 

蒋信拜王阳明于潮音阁,并且得到了“便可作颜子矣”的嘉许。此次问学之后,冀元亨旋即跟从王阳明至庐陵,而蒋信未往。此后,王阳明从庐陵回京,于正德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卿,在南京任官达四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中,蒋信虽然身在楚地,但通过一位叫刘观时的友人,得知了王阳明在南京时期的学术思想。

 

他在后来给刘观时的墓志铭中写道:“越一年,得其(刘观时)手简于吾友冀暗斋(冀元亨),又见其意趣高远,将必求为古圣贤至业,视今世利禄文词之习,弗屑也。(刘观时)寻裹粮就阳明子于南都。既归,道常,宿予讲舍数夕,乃为尽道其所闻格致之学。深扣之,则见其心神之契,若出于吾儒《六经》之外。”[9]

 

南京时期的王阳明主要延续在北京的思路,透过对程朱理学的反省,重新衡量圣人之学,提出“圣人之学是心学”的说法,并认为推展心学可以复归三代之治。

 

他说:“士之学也,以学为圣贤。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其功不亦简乎?措之于行而无所不该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学皆此矣!”[10]

 

同时,由于对“心学”的强调,王阳明被看作陆象山的代言人而受到程朱学者攻讦。王阳明希望对陆学进行辩解,又担心陷入“朱陆异同”的门户之争,故而决定只取朱熹学说进行讨论,因而在南京有《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以此应对四方批评。[11]

 

南京时期的王阳明在给门人黄绾的序文中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心犹水也,污人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

 

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己克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致’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12]

 

蒋信从友人处闻见的“格致”之学,正是王阳明对朱熹“格致”之训的反思,即认为当时学者因错认《大学》“格物致知”,而违背了孔孟宗旨。[13]故此,蒋信才会有“出于吾儒《六经》之外”的感悟。

 

正德十一年,王阳明离开南京,开始巡抚南赣。蒋信依旧身居楚地,并于正德十三年十月遭母丧,丁忧三年。这段时间正是王阳明平宁王宸濠之乱,揭举“致良知”学说,在学术圈中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的时期。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蒋信问学王阳明的时间极短,并且他所获闻的都是王阳明平叛之前的学术,正是《明史》所总结的,“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同时,王阳明的“静坐”之教和“格致”之训都对蒋信的早期学术影响重大。

 

首先,蒋信早年有通过“静坐”而悟道的经历,自叙三十二岁时因肺病静坐道林寺,“并怕死与念老母念头俱断”,如是半年,“一日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太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14]

 

其次,万士和所作《蒋道林先生祠堂记》称其“自见阳明先生后,而病俗学章句之陋,及看《论语》《西铭》《定性书》,谓天地万物一体,为圣学根基。”[15]这里所说的《西铭》,为北宋张载所作,全文以父母子女构成的“家”为模型,由此推衍“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中心主旨则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意。

 

  

 

(范仲淹)

 

也就是说,从“天人合一”中推衍出“仁者”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结论。这实际是一套比较“入世”的思想。而这套以“家”为模型的宇宙本体称为“仁体”。[16]

 

在蒋信看来,天地万物相联属,是学的关键。

 

正德十四年秋,湖南辰阳的十余儒生来访,蒋信即“教以静坐及孔门求仁大旨”,诸生“始知有圣贤之学,而闻风向慕者益众矣。”[17]正是王阳明对朱熹“格致”之说的批评,启发蒋信从传统的程朱传注中超脱出来,并且体悟到“万物一体”之学。

 

二、蒋信师从湛若水的情况

 

嘉靖二年,四十岁的蒋信离开家乡,赴京应贡,不但师从湛若水,还得到了湛氏的认同与首肯。嘉靖三年,湛若水改任南京国子祭酒。蒋信于次年追随湛氏至南京入太学。

 

在南雍太学时,湛若水以“学者须先识仁”试论诸生,由于蒋信正是从求仁之学入手,因而所作独契其旨,一时“凡有意甘泉子之学者,皆从论辩焉。”[18]其在湛门的重要程度,斑斑可见。

 

由于家乡湖南持续饥荒,蒋信于嘉靖五年四月离开南京,湛若水特作《期蒋生》云:“蒋生从甘泉子于金台越二年,来游太学者又一年,闻圣贤天地万物合一之学。丙戌孟夏,将归常德。甘泉子曰:‘吾道西矣’。”可见其对蒋信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湛若水)

 

嘉靖六年,湛若水又从南京写信给蒋信,希望其再入太学。[19]蒋信迟至嘉靖七年四十六岁才中举,这显然离不开湛若水的奖掖与指点。四年后,蒋信成进士,由此正式步入仕途。

 

嘉靖十五年,蒋信累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次年到任。作为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蒋信显得颇有惠政。在官时期,除了完成本职的水利工作,还在大益书院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训迪诸生。[20]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语出宋儒李侗,同时也是王、湛两家学说的共通部分。湛若水提倡“随处体认天理”;静坐则是其师陈献章的发明。[21]陈献章曾说,“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22]

 

王阳明的学术宗旨虽然与之无直接关系,但对这八个字也曾经有过手书,并置于座右。[23]因此这一学术宗旨是蒋信游于王、湛之门的特殊求学历程的体现。

 

在四川的第二年,蒋信致书友人说,“自紫阳开穷理之门,传之者遂失其宗;孔门求仁之学,乃为之晦而不光。”[24]可知他的学术依然以“体仁”为主。“体仁”同样属于王、湛两家学说的共通部分。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定义“大人之学”,《传习录》也不时可以见到类似的表述,如“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5]

 

湛若水在门人以“学当何先”提问时,回答说,“先识仁,否则何的乎!”又说,“知斯图者,其天地万物之同体矣。是故宇宙之内,一而已矣。夫然后能知性。”[26]

 

嘉靖二十年,蒋信改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正德初年,王阳明被贬至龙场,蒋信方有机会问学。回思三十年前王阳明的启蒙之功,蒋信决定为龙场的阳明祠增设祭田,以尽一己之力。

 

  

 

蒋信最特出的政绩是在贵州任上建正学、文明两所书院。正学书院建成于嘉靖二十一年,主要为缓解文明书院落成后从者日众,导致不能容纳诸生的情况。

 

他在《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中写道:昔吾阳明子尝居此矣,金声玉振不可得闻,要其随才接引多矣。越兹三十年,吾得从事于此,续大雅之音于久旷之后,岂其偶然与!夫兴学,吾责也。”[27]从中可以看出其欲仿效王阳明兴学校、荐人才的动机。

 

在贵州建设书院、醇化士风的这段功绩,构成了蒋信行状、传记书写的重要部分,也由此被称为“正学先生”。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蒋信在解释“正学书院”的名称时说,“曰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学弗讲,士惟旁溪曲径之趋;甚者蹈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权存焉,可无望于此乎?是正学之所以名也。”[28]

 

这里的“心学”并非即指阳明学,因为宋儒也是讲“心”的,也同样强调这套尧舜相授受的“心法”,比如,南宋的真德秀就曾作《心经》一书。[29]另外,正学书院落成前夕,蒋信曾致书老师湛若水表示“贵阳士尽有可教”,同时催促道,“此时书院将成,《心性图》即当刻之,”[30]暗示了他实际希望以湛若水的《心性图说》教导诸生。

 

尤其是嘉靖二十三年,蒋信为湛若水《心性图书》作序说,“且夫滋学也,非白沙先生之学,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31]明确以湛若水上接孔孟、周程道统来为甘泉学派定位。因此,蒋信提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实际是指湛若水的学术而言。[32]

 

约在嘉靖三十年,蒋信应学生周世亨之请,论述自己一生的为学经历时说:“昔者先生读濂洛诸子有感,闻甘泉子、阳明子而益愤。先生之乡传阳明子之说,而以告者多矣。……自兹又数年,走京师,谒甘泉子焉,乃知兹秘也,甘泉子已先得之。夫尝因是而求先生之有得乎此也,盖在乎颐疴道林之日。”[33]

 

在他看来,真正的入道门经,“甘泉子已先得之”,而王阳明则“实未及焉”,蒋信对王阳明、湛若水两派之间的亲疏差别可见。

 

三、蒋信对“良知学”的态度

 

由于蒋信服膺“体仁”之学,他从自己的学术出发,多次称道王阳明所作《亲民堂记》,认为其“最得孔门之旨,此翁心悟,不多言者”。[34]尤其该文末尾有:“大人者,知天地万物一体,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蒋信因而感叹,“此真泄破天机矣。”[35]

 

又评价王艮说,“‘默识’二字,王心斋看得好,云:‘默识个甚么?识得天地万物一体。’此心斋善体认也。”[36]然而,蒋信对“良知学”的意见始终有所保留。[37]

 

  

 

(王艮)

 

一方面,可能因其未从王阳明处获闻“致良知”学说;另一方面,从正德初年到嘉靖中晚期,学术界的知识底色也已经发生巨变,阳明学风行天下,门徒遍布,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蒋信描述当时王门后学自负学术高明的情形为:“夫自良知天理之门启,几为吾党者,类喜意气英发,倡明自任,毅然勇荷,不少逊避。”[38]但在他看来,高唱良知学的王门中人大多流于空疏,因而在文集中,重点表彰了裘鲁江、刘观时两位后学,称他们于空言之风默然以对,努力从事于日用之学。

 

前者将良知之学“于事亲爱兄者”;后坚持学问之道在“内外合一,博约同功”,称赞“其志道之笃,今之空言者,多愧矣。”[39]

 

早在任官四川时期,同样担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的薛甲,就致信蒋信说:“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简脱略近功以为不假诵读,可以顿悟,径造而得之,则与因疾而废食者,奚以异哉?

 

甲少支离记诵,中年得闻易简之说于诸友间,而诸友之病,亦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独道林蒋君,超岀口耳,而又切近笃实,据事立言,无玄虚空寂之病,此予所愿亲灸而终事之者也。”[40]

 

从薛甲的表述可以推测出,蒋信在当时学人圈中以治学笃实闻名,并且对王门弟子流于口耳的学问多有质疑,否则,薛甲作为一位公开表示私淑王阳明的学人,[41]绝不会贸然将自己对王学的怀疑意见告知蒋信。

 

蒋信在给同为湛氏门人的何迁书信中,反复讨论王门讲学弊端以及躬行实践的重要性,并以“彼以口谈,吾以躬行;彼以臆说,吾以默识;彼标榜,吾暗然”相勉励。[42]

 

并且,从他说“今日何吉阳(即何迁)太仆、李石麓(即李春芳)内翰来书,似俱厌腾口之习,相期同志,共为反身实践之学,此病鹅眼钱太薄,而思铸五铢钱之会也。以今门下切实如此,一人为止,将使百人和之”,[43]可推知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追求笃实之学的学术圈子。由此,《明史》对其“践履笃实,不事虚谈”的评价也是信而有征的。

 

前文提及的王阳明早期弟子冀元亨,在赣时期即从阳明问学。宸濠之乱平定后,张忠、许泰欲诬陷王阳明勾结宁王朱宸濠,冀元亨因曾在宁王处讲学而成为受害者。

 

赵善政记:“濠既擒,许泰等分不由已,诬阳明与通。诘濠,濠云:‘无有。’泰诘不已,濠云:‘独遣元亨来讲学。’因大喜,榜笞元亨,俾诬阳明。元亨死不承,械至京,系诏狱。会世宗即位,言者白其冤,得昭雪,出狱五日卒。”[44]

 

  

 

蒋信在给冀元亨所撰墓表中,将他被下诏狱,勇于受刑,终于使王阳明免于诬陷的经历,解释成能够躬行实践,并且强调:“阳明子之学贵心悟也,心悟者默识也,然而先生之学则似专于践履,阳明子致良知之说,尝自谓读得之秘,告诸先生必尽矣,而谆谆诲人之际,独于此未尝一发明焉。”[45]

 

由于冀元亨没有语录和文集存世,他的思想倾向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论述,至少反映了蒋信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良知学”重于心悟,略于躬行。正是由于“良知学”的流行,致使王阳明“行的哲学”演变成了“说的哲学”,导致了王学流于空疏的局面。

 

此外,蒋信所作《岳麓洞序》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固知其有,决不容以异端邪说乱于期间者。故夫圣人《学》《庸》之训要,当与《论语》一贯之说,合而观之可也。不然则内而自私,外而忘本,厥弊有不能免者,其为天下祸岂浅哉!”[46]

 

这里借重视下学上达、博学审问的朱熹为契机,指责阳明后学不事力行,空谈《大学》《中庸》中的性理问题。

 

四、结语

 

浙江余姚士人赵锦万历五年(1577)为蒋信文集作序,对其从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先生早岁,与冀元亨同谒阳明先生于其里之潮音阁,深见器重。其后师事甘泉先生,服庸有年,又见印可。

 

然先生于阳明先生良知之说,未尽以为然。而先生所著大学古本诸说,即甘泉先生亦未尽以为可。盖先生精思力践,多所自得,非其心之所安,其不欲同人也如此。”[47]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以上评述是可以征信的——蒋信并非一位亦步亦趋的阳明学信从者,而是从自我学术体认的角度出发,称道王阳明《亲民堂记》,批评“良知学”,并对阳明后学末流的弊病有着高度的自觉和警醒。

 

万历三十四年,关中学者冯从吾注意到蒋信之学,因而促成其晚年讲学语录《桃冈日录》一书的刊刻。他在序文中将蒋信晚年的学术宗旨总结为“慎独”“默识”与“论天地万物一体”。[48]此三种学说与王、湛之学都不完全一致。

 

  

 

(冯从吾)

 

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先后游于王、湛之门,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冯从吾继而称赞其学术直接孟子,直透本源而不落于玄虚,正是后世为学的榜样;以冯从吾的性情品格而有如此评价,对其学术之推崇可想而知。

 

最后,蒋信对王学多有批评,黄宗羲却将之归入《楚中王门学案》。黄宗羲宁愿以楚中大儒耿定向入泰州学案,而选取思想上较为可疑的蒋信,甚至自己也尴尬地表示,“蒋先生与先师吕巾石先生,并为湛门高第”、[49]蒋信之学“得于甘泉者为多也”,[50]再次证明了黄宗羲欲将禅学化人物移入“泰州学派”,而使王学得以“净化”的编纂动机。[51]

 

注释:

 

[1]有关蒋信的生平,参见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国朝献徵录》,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14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366页;孙应鳌:《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卷442《墓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91页;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卷82,《明代传记丛刊》137册,第504-510页;《明史·蒋信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68页;《(万历)贵州通志》卷2《秩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vol.1,1976,pp.227-229,Julia Ching撰“CHIANG Hsin”传。

 

[2]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63页。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4]孙应鳌:《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第4691页。

 

[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8《楚中王门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7页。

 

[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第1230页。

 

[7]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4页。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5《外集七·程守夫墓碑》,第943页。

 

[9]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5《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第157页。

 

[1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3《外集五·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第900页。

 

[11]参见杨正显:《道德社会的重建——王阳明提倡“心学”考》,台北《新史学》2008年第4期。

 

[1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7《文录四·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第233页。

 

[13]关于王阳明与《古本大学》的相关研究,参见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硏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

 

[14]蒋信:《蒋道林先生桃冈日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5]万士和:《万文恭摘集》卷6《蒋道林先生祠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9册,台南县庄严文化1997年印行,第315页。

 

[16]关于“万物一体之仁”的哲学讨论,参见岛田虔次:《中国近世の主观唯心论について——万物一体の仁の思想》,日本《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

 

[17]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国朝献徵录》,第366页;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3《送辰阳二子归序》,第105页。

 

[18]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送南畿会友》,第21页。

 

[19]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20]虞怀忠:《(万历)四川总志》卷4《名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99册,第264-265页。

 

[21]参见潘振泰:《明代江门心学的崛起与式微》,台北《新史学》1996年第2期。

 

[22]《陈献章集》卷3《复赵提学佥宪》,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5页。

 

[23]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7《王文成墨迹》,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6页。

 

[24]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简潘笠江少参》,第193页。

 

[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第79页。

 

[26]《泉翁大全集》卷6《雍语》,钟彩钧点校电子版。

 

[27]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嘉靖)贵州通志》卷6,第193页。

 

[28]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嘉靖)贵州通志》卷6,第193页。

 

[29]钱穆、狄柏瑞等人都已指出朱子对“心”的重视,甚至将朱学视为心学(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这里的心学并非陆王心学,而是“心性之学”。

 

[30]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奉甘泉翁》,第196页。

 

[31]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甘泉先生心性书序》,第29页。

 

[32]过去学者多以正学、文明两书院,来讨论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播,是不准确的。参见王路平:《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33]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4《林南记》,第150。

 

[34]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复谢高皋佥长》,第220页。

 

[35]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简徐东溪大参》,第230页。

 

[36]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复刘初泉督学》,第219页。

 

[37]参见吴兆丰:《明儒薛应旂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演进》,《燕京学报》2009年新第27期。

 

[38]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寿裘鲁江正郎七十序》,第37页。

 

[39]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5《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第298页。

 

[40]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6《赠蒋道林序》,第136页。

 

[41]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2《与王正郎龙溪书》,第100页。

 

[42]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答何吉阳七首》,第215、217页。

 

[43]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寄向子望山政二首》,第222页。

 

[44]赵善政:《宾退录》卷3,《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45]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第164页。

 

[46]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岳麓洞序》,第23页。

 

[47]赵锦:《道林先生文粹·序》,第4页。

 

[48]冯从吾:《少墟集》卷13《桃冈日录序》,第222页。

 

[4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2《甘泉学案六》,第1023页

 

[5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8《楚中王门学案》,第627页。

 

[51]同样的例子,参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只检讨》,新竹《清华学报》2001年新第3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