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80年代访学美国期间,我转变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作者:陈来阅读数:993发表时间:2018-10-29
陈来

作者简介:陈来,男,西历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本科毕业。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著有:《朱熹哲学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原标题:《“当代学术四十年”:“文化热”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

作者:陈来

采访、整理:艾江涛

来源: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廿一日甲午

          耶稣2018年10月29日

 

 

《三联生活周刊》编者按:1978年,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一部非凡的戏剧,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在激荡中崛起,延续。其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并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值此“不惑”之年,《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经济、思想、科技、艺术、文化、体育等各领域四十余人,为读者带来了一期多彩纷呈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亲历口述”。其中的几位学人,如陈来、朱苏力、刘小枫、汪晖、王铭铭等,不仅是当代学术和思想的代表与缩影,也是三联的核心作者。通过他们个人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当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也可从中得以一窥。

 

三联书店自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来,就与当代中国知识界同感共生,全力参与当代学术思想传统的重建和发展。去年,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学术”丛书,遴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刊行的重要学术成果重予刊行,正是希望能系统地呈现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和成果。我们相信,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中国的学术传统也正走向成熟,从而为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共同的目标——文化自主与学术独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周,“三联学术通讯”就将为读者带来陈来、朱苏力、刘小枫、汪晖、王铭铭这五位学人的访谈,一起回顾并重温当代中国与当代学术中无数难以忘怀的片段与重要时刻。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三联书店已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回向传统》、《仁学本体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等。

 

我是1978级研究生,“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们一般讲到1977、1978级都是指本科生,这两届本科生加起来将近40万,第一届研究生比较少,社会上关注不多。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代人学术历程开始比较早。1980年,我已经写完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我们那会不分硕士生博士生,大家都认为自己相当于苏联的副博士。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先生是我的导师。他那会给我们上两门课,一个是《史料学》,一个是《方法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没有机会上课。老先生1978年开始给我们上课,都是准备了几十年的课程,很多人都跑来听课。两年后他由于突发心脏病,就没法上课了。改革开放后,冯友兰先生在解放前出的书,我们也能看到了。有人总结我们这批人,听张先生课,看冯先生书。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接续上了解放前的学术传统。

 

比一般人幸运的是,我在1985年博士毕业后,一直当冯友兰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0年去世。这段学术因缘,非常难得。

 

1985年,“文化热”兴起。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当时,改革推进到某个阶段,遇到一些问题,主政者有一种观念,认为是文化出了问题。包括之前对“文革”的总结,认为根子在封建主义,这成为80年代初的一种共识。任继愈先生在批判的意义上,认为儒家就是儒教,就是受此影响。主政者的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研究。

 

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84年底,中国文化书院成立,1985年1月,开办第一期讲习班。那会谁听过冯友兰、梁漱溟这些老先生讲课?当时影响比较大,带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反思。1986年以后,文化书院开始搞函授教育,面向全国成千上万人,这个面一下就广了。导师不仅是老先生,还请了杜维明、陈鼓应等海外学者,对大家很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线索,这个时候,大家越来越明确,改革开放所引导的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1985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1986年12月10日,编委会和三联书店在《光明日报》登出半版书讯广告,讲到《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出版计划。这对于学界震动很大,带动了大家对西学的翻译介绍。现代化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列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在1987年出版。

 

还有一股力量,稍早一年,就是从1984年开始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并非严格的学术翻译,基本采用编译的“短平快”的方法,介绍西方学术,包括历史、人文,但更多的是与科学相关。由于抢得先机,在当时大学生中影响非常大。

 

1987年,我在《思想出路的三动向》一文中,讲过这三股力量。“走向未来”丛书,强调科学精神;中国文化书院,注重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注重文化关怀。所以“文化热”,包含了不同力量,以这三股力量最有代表性。

 

回头来看,80年代的“文化热”,与80年代初的一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动员期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即使在比较偏重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当时也有批评儒家最厉害的包遵信等人。

 

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人,大都是我们学校教研室的,因为1984年我还没毕业,就没有参与。反而参与了以北大、社学院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我把博士论文朱子研究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后,便到哈佛大学开始为期两年的访学。虽然不在国内,但我一直关注着国内仍在发展中的“文化热”。

 

出国之前,我对传统与儒学的态度,和大家差不多,虽然不是全面反对,但也有批评,认为传统文化不注重个人权利。在国外那两年,一开始主要是受到杜维明先生的影响。杜先生1985年在北大教了一学期课,在当时的讨论中带进来一种声音,有人为儒学说话,不全用激进主义的态度看待儒学。在美国我们的交流比较多。另外,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注意到,基督教的传统无处不在,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仍然能做什么?

 

所以那段时间,我的认识发生了转变。198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开始讲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最早提出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肯定。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的改革问题。当时有些理论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我那时就强调,“一切向钱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

 

在1988年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其前景”国际研讨会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论文《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那次会议上,海内外学者坐到一起来讨论儒学,是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我那篇论文,一方面针对包遵信的文化激进主义发言,一方面针对韦政通、傅伟勋等人希望将儒学改造为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面改造论发言。我记得,在新加坡开会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说:“你的文章是针对我的。”

 

他们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仍是政治、经济、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我认为他们是一元化思维,希望用儒学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元化论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有的管这个,有的管那个,然后一起解决社会问题。儒学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为改革提出具体设计,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补充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让儒学包打一切的一元化思维,并不合理。后来我就问:我们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论,向印度教要求个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杜维明觉得这些反问很有力,对儒学论争非常有利。

 

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是包遵信,他到哪讲一句话,下面就鼓掌,时代思潮就是这样。可在新加坡的会议上,包遵信基本上不讲话,非常沉闷。回来在北大开会,又变成包遵信的主场了。他讲一句话,学生在下面鼓半天掌。在那个氛围下,极端的文化激进主义很容易变成政治的激进主义。

 

事实上,到1989年“文化热”的后期,多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包括甘阳,那会也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1986年,甘阳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还是讲“以反传统来继承传统”,但到后面便开始强调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性。当然是多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止我这样,还有从别的角度进入的思考。

 

其中有一个契机,就是1988年赵一凡翻译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丹尼尔·贝尔所讲的三元化结构,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拿自己举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我觉得这给很多一元化思维的人以新的启发,自由主义者并非在所有层面信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和很多东西结合。

 

1989年,我写了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收入了林毓生所编的《五四:多元的反思》一书。在那篇文章中,我恰恰用韦伯的理论还制西化主义者。韦伯的思想是“二战”以来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论学说。韦伯虽然指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强势发展,但他非常重视价值理性,他有悲观主义倾向,认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受到抑制,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认为,“东西古今”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特别强调要引进的属于今的那部分,大部分属于工具理性;强调反对和批判的,大部分属于价值理性。从韦伯的理论看,价值理性不是要去除的部分,而是要建立其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合理关系。

 

进入90年代,有左派学者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我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人文主义的视界》,来阐释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从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的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地、粗暴地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我自己虽然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但不是被固定在这里,这是我思想的一面,我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放的一面。

 

从80年代到现在,不管是在传统文化最低潮的时候,还是近些年来的“国学热”中,我始终不变的一点是,对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文化形态,及其对现代化的作用,始终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

 

 附录:


艾江涛:采访手记


一直以来,陈来都以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享誉学界,事实上,他对于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也从未缺席。

 

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很早便有明确认识。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他便讲到当代有三种在场的儒学,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如果说在学院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属于学术儒学的范畴,那么从1987年开始,参与围绕文化儒学的讨论,则是他另外一条未曾中断的主线。

 

就像陈来自己所说,作1978年的第一届研究生,他们比同级的本科生更早开启学术历程。在8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更多顺着学术思潮一路前进,并非像一些学人,到“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90年代,才开始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

 

早在1980年,研究生还未毕业时,陈来就完成自己最早的学术著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985年,他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对朱熹哲学思想及发展作了细密的历史考察,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研究成果。1986〜1988年在美国期间,陈来开始准备王阳明的研究计划。1990年,完成专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此后,陈来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宋明理学,出版《宋明理学》等著作。1991年之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入古代思想研究和现代哲学研究,完成《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孔夫子与现代世界》等论著。

 

1985年,“文化热”兴起。在这场推动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陈来不仅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重要成员,还以一系列文章,参与当时的文化论争。

 

在写于1987年的文章《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中,陈来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传统思想的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的判断。

 

在那个反传统意识占据主流的年代,陈来受到杜维明等海外学者的影响,在美国的两年访学生活,更让他坚定了对传统儒学的肯定与理解。

 

他一方面反对包遵信等人的全面否定儒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一方面反对韦政通、傅伟勋等人的儒学全面改造说。借助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陈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仍有强大生命力。“儒学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点。光有改革不行,还要有价值和精神的补充,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来引导中国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回头来看,陈来当年的一些判断,在今天并未过时。对于新世纪以来不断升温的“国学热”,他早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便以《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予以回应。在他看来,“国学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对这场自发形成的国学热,陈来持总体肯定的态度。正如他多年未曾改变的判断,传统文化在现代人的心灵滋养、情感慰藉、精神提升、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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