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出版(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著)

作者:儒家网阅读数:10168发表时间:2016-06-18
儒家网

儒家网是由当代中国儒生主办的公益性思想文化网站,秉持儒家立场,以承续儒家文明、推动中华复兴为己任,努力促进中国学术繁荣、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主持出版《原道》辑刊、《儒生》集刊和“儒生文丛”,编发《儒家邮报》(电子),组织、支持开展各种思想文化活动。



◆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联手,重拳出击◆

 


蒋庆:

当代中国第一个儒家书院阳明精舍山长,“大陆新儒家”精神领袖。


陈明:

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之旗”《原道》主编,“大陆新儒家”发言人。


康晓光:

悲天悯人之心,经世济民之志,扶贫、公益、NGO领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余东海:

多年前的网络江湖风云人物“东海一枭”,道德文章韩潮苏海大气磅礴。


秋风:

融贯中西,横跨政经,激扬文字,以身弘道,乃当世通儒。



   


《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

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东海 秋风 著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


【本书简介】


本书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论集,集中展现了当代儒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及主张,也可以说是儒家自“文革”以后,第一次集体发声,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


本书既有作者对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之立论直言,也有对时下各种思想流派对儒家批评质疑的回击辨正。立论若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回击若短兵相接刀锋相见,无异于是一场精神大餐思想盛宴。


本书语言风格浅白易懂,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无声处见惊雷,极具可读性。


本书由儒家网出品,任重主编,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资助。


【本书背景】


儒家塑造了中国。

无儒家,不中国。

儒家中国,紧密相连。

这既是历史,也是未来方向。

近代以来,西化思潮侵袭中国:

打到孔家店、批林批孔、河殇……


物极必反,一阳来复。

今日,执政党自命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百年劫难,儒家终于再次登场。

小康社会,以德治国,以人为本……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皆源自悠久而伟大的儒家思想。


现今中国最大的文化现象是儒家复兴。

儒家复兴,道统回归,中国儒化,

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以儒家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志。



【本书作者】


  


蒋  庆:西历1953年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儒教宪政秩序》《广论政治儒学》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陈明:西历1962年生,湖南长沙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创办《原道》辑刊并主编“原道文丛”。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儒教与公民社会》等。


  


康晓光:西历1963年生,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著有《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等。


   


余东海:本名余樟法,西历1964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民间独立学者。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仁本主义论集》等。


  


秋风:本名姚中秋,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等。


【本书目录】


▇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一、王道政治是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

二、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

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

四、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

五、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

六、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

七、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儒教

八、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国教

九、重建儒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

十、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被“基督教化”

十一、回应许纪霖先生:中国必须恢复国家化的儒教

十二、驳袁伟时:我们对民族主义“实与文不与”

十三、驳邓晓芒:只有复兴儒家,才能解决政治腐败

十四、中国政府祭孔的传统一直留传,至今未绝

十五、政府利用儒家必须要有诚意与得体的方式

人物背景:蒋庆的儒学之路(陈冰、陈寅)


▇ 陈明: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


一、我为什么要对“中国梦”进行儒家式解读

二、超左右:突破五四确立的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两种宏大叙事

三、通三统:对满清、民国在中国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重建历史

四、新党国: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

五、大陆新儒家何以崛起?

六、废科举之后儒家何为?

七、作为“公民宗教”之儒教的版本显然是相对最薄的

八、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儒教是重塑国族的基础

九、国学热的目标应该在于陶冶模塑国人的文化意识

十、儒家的民族主义比较温和、有人情味

十一、又闻荆柯来刺孔:李零乃学界一愤青

十二、关于施琅的争论:皇汉是用脚趾头在思维

十三、再说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驳朱学勤

十四、习近平纪念孔子,当然要高度肯定

人物背景:永远的边缘人陈明(周怀宗)


▇ 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一、我捅了两个“马蜂窝”:民主完美和儒家万恶

二、对现状的分析评判:有效率,不公正,缺乏合法性

三、对民主的有效性批判

四、对民主的合法性批判

五、仁政蓝图三位一体:道统、学统与政统

六、两种大趋势:再中国化与再西方化

七、要渐进改良,不要激进革命

八、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还可以王天下

九、中国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人物背景:儒教激流中的康晓光(何干)


▇  余东海: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


一、无文化共识,政治共识很难构建

二、中华是儒家身,儒家是中华心

三、仁本主义: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

四、信仰圣贤和天地君亲师

五、儒佛道三家人性论主流皆主性善论

六、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

七、我所设想的《中华宪政纲要》

八、中国梦的文化共识

九、习近平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十、儒家应对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十一、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

十二、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

十三、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

人物背景:让中国回“家”——记儒者余东海(格筠)


▇ 秋风:复兴儒家,复归道统


一、中国自由主义为何呈现颓势?

二、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三、极左派是当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碍

四、我为什么跪孔子

五、回归道统已经开始

六、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七、中国文化与政治之大转折

八、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九、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十、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十一、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十二、我的主张: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人物背景:我们血液里的儒家——秋风先生访谈记(曲辉 白帆)


附录


壹、“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王达三)

贰、国族崛起下的儒学与自由主义(任锋)

叁、红色新儒家习近平(马浩亮)


▇ 代后记:习近平纪念孔子,重建执政合法性〔三篇〕(任重)




【代后记】



习近平纪念孔子,重建执政合法性〔三篇〕

作者:任重(儒家网总编)


    篇一:习近平为何牵手儒家?


  


继参观儒家圣地曲阜孔府之后,在2014年“五四”当天,习近平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地看望了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并询问汤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撰进展情况。据官方正式报道,习近平同汤一介“促膝谈心”,并配发了习近平牵手汤一介的照片。之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电子大屏幕又打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标语,内容全是儒家价值观。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中国文化“亲近”举动频频,令人瞩目。

 

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

 

尤其引发高度关注的是,2014年3月至4月,习近平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大谈特谈中国文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身着“中华立领”参加国宴,以实际行动彰显其所极力宣扬的文化自信。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高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对“五四精神”所标榜的民主、科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一带而过、不费口舌,但却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在2014年5月15日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习近平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中全是儒家核心观点。

 

分析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讲话,其特点越来越明显,即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很少提及,但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着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高层面上追求文明复兴。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比多数儒家学者(包括汤一介、余英时)更有儒味”(余东海)。

 

“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秋风敏锐观察到,在“8•19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习近平这里,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念的转变,以“打到孔家店”起家的执政党,从未有过,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么,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为何要做出这种选择和转变?当代儒家另一重镇康晓光,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康晓光最近发表了题为《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该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条件是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康晓光判断,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基于此,康晓光认为,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性要求,其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无论是习近平牵手儒家,或是儒家与执政党握手言和,任何理论解释和价值批判,都必须立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现实情景。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识,但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两派中皆大有偏执者,政治认同难一致,较古之中国士大夫群体及今之西方精英群体相差甚远。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不希望中国发生颠覆性革命,认为于国于民皆不利,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今仍被西方挤压,中亚北非诸国颜色革命后陷入动乱,殷鉴不远。

 

故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就历史大时段来看,民国可类比春秋战国,共和国可类比秦汉。当局既不是如批评者所谓的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的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执政党若能顺势而为,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既可保证国家成功转型,亦可再建千秋伟业。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5月2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二:习近平为何批评“去中国化”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有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当场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使用“去中国化”的说法,此定性不谓不重,引发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陆民众对“去中国化”这一名词的熟知,始于台湾某些有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政治举动。两岸分治之后,台湾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觉的台湾在文化上要比大陆更“中国”。

 

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对立日趋严重,裂痕越来越深,对未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政治认同难一致,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虽然变通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并未放弃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强调“道统”高于“政统”,以道匡君,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成功塑造了“中国性”。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是因为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塑造的。无儒家,不中国。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不但不以中华道统继承者自居,而且对这一延续几千年的道统予以了彻底否定,企图建立新道统,另开新世界,再创新历史,结果导致“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中国历史也不再“延续”,给国家认同埋下巨大隐患。随着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

 

历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例如,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国民对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果断结束了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执政党也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中国性”。将原来党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补充修订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订,意味着执政党向中华道统的回归。

 

不可否认,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向中华道统回归,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也算平稳顺利。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八大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明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

 

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延续中稳定,在稳定中延续,方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政治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结合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图回归中华道统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故有论者认为:“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刘放)更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马浩亮)。

 

习近平复归中国传统之努力,既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也为执政党平稳顺利转型虑,用心良苦。可惜,国人西化日久,对中国文化成见甚深,且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积弊难除,党内外认识不一,拨乱反正,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习近平复归道统以“再中国化”之努力,不仅可使执政党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国免遭一劫,必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1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三:习近平为何要纪念孔子


   


2014年9月24日上午,习近平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今年“五四”到北京大学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之后,习近平第三个亲近儒家的“大动作”,故再引发巨大关注。1949年以来,孔子从未受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此之高的“礼遇”,以至有人认为中国尊孔崇儒的时代,再次来临。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政治领导人对孔子的态度具有风向标意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执政党对孔子的态度,经历了全面否定、部分肯定和充分尊重的过程。继“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文革”承其余绪,以更猛烈的态度“砸烂孔家店”,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也被彻底污名化和妖魔化。“孔圣人”之尊称被“孔老二”之蔑称所取代,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影响。


文革的结束及对之彻底否定,不仅意味着对前一阶段政治路线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即某种意义的肯定。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学术界,海外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回归故里,带来了阵阵躁动。在民间,文化热、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不断牵动着人们的思想神经。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事件是,留在大陆的儒家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冯友兰等学者,在1984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


与此同时,官方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批复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任会长。在左倾思想仍很严重的时代,此举之意义可谓非同寻常。


在孔子基金会成立十年后,1994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与会代表。国际儒联第一届、第二届会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第三届、第四届会长(即现任会长)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毋庸讳言,无论是孔子基金会,还是国际儒联,都有强烈的、明显的官方色彩,代表了官方对孔子的态度。


在国际儒联成立十年后,2004年3月,时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批示,将孔子的家乡济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并将对外汉语传播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官方要给孔子“平反”并恢复名誉及地位的意愿,至此已经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亦以中国传统为基调,并“抬出”了孔子,这是中国政府1949年新政后,第一次在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重大场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当然,曾经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的是,2011年1月,高达九点五米的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前树立,表达了执政党复归传统的决心。复归必须达成历史的和解,树孔子像就是历史和解的象征。尽管百日之后,在巨大的立废之争中,孔子像又被悄悄搬离,但这只不过是复归过程中的反复,亦属正常。


这次,继“孔子学院”命名十年后,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从未有过,其中深意,不言自明。改革开放后,三任最高领导人都明确表达了对孔子的敬意,并不断推动孔子地位的历史回归,即不再是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等等,而是中国圣人。问题是,对孔子之圣人历史地位的复归,对当下中国及执政党,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社会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其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代儒家学者陈明认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字方针,以现实关注代替乌托邦冲动,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意味着已不仅仅是从理论出发,从合规律性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注意从实践出发,从合目的性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起自身六十年历史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对接窗口。把从晚清经民国到共和的近代历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语加以总结概括并自觉承接,是为文明自觉,可谓真正的“通三统”。


改革开放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来自革命传统,如曾经的“中苏论战”,就是为了争某种正统。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取民意,希望再建合法性,尽管有成效,但并不理想。因为,将合法性仅仅建立于政绩之上,不仅有风险,亦缺乏道义性,难获民心。秦二世而亡,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在民意独大的当今民主政治中,仍充斥着神圣价值,且极为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如欧美俄日诸国,是为经验。


习近平尊孔之举,就是为了重建当代儒家学者蒋庆所言的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人心民意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以解决“人心向背”问题,寻求执政合法性的资源。虽然很多人对此并不看好,并对执政党在此问题上曾经犯下严重错误耿耿于怀,但遍览种种解决方案,唯有孔子是重建政治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重建执政合法性,除了复归中华道统之外,别无他途。故而,凡是对中国前途及命运关心者,应该对执政党复归中华道统之努力,与进不与退,予以同情理解和肯定支持。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24日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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