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历史的局限性——《中华历史精神》之八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7-01-18 19: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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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历史的局限性——《中华历史精神》之八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廿一日乙巳

           耶稣2017年1月18日


 

(一)人性的局限

 

儒家没有局限,但历史有局限,人类有局限,儒者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儒家政治也有局限,虽然文明度高,但并非完美无缺。别说元明清等偏统,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等中华正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

 

人类恶习深重。一个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于学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学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证儒家群体都是君子;一个政权要抵达王道境界同样不容易,儒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儒化的政权都能王道平平并持之以恒。

 

历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无道,腐败严重,有两大原因:一是越来越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二是家天下君主制,两大原因密切相关。

 

民本位、民重君轻、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等王道政治原则,在君主时代未能完全落实,更别说天下为公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轻、道制于势、政统高于道统等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时代产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长。其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君主个人道德修养,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后果不堪设想。唐朝是中华正统,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但整体上政治品质仍很有限,早期宫廷内斗血腥,中晚期内乱内战不断…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阉祸”,即宦官干政或专权导致各种恶果。黄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阉祸尤为严重:“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乱臣贼子,不外乎四种人:一是邪人,即发明和信奉邪说的人,如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权相如韩侂胄;四就是太监,如唐朝杀过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告老时向徒子徒孙传授固宠弄权经验:“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我曾经总结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别重大。为了纠正或救治君王的错误,为了坚持正义维护公道,救民救国,无数儒者付出了各种巨大代价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则和国民利益不易得到强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以民为本很容易变成“以家为本”和“以君为本”。如明朝就是流于君本,清朝则滑向“族本”--满族主义。本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却演变成了“君为主,天下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权力交接问题,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儒家王朝对这个问题也都很棘手,这方面常常难免血腥暴力和阴谋,为之君臣反目、兄弟为敌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范,然夏朝开国之君启,对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罚”。启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对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坏的解弊药,一可局部实现天下为公,二可对领导和官员群体形成有效制约,无论他们如何昏暴,危害有限也。

 

夏有桀商有纣,西周有厉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则容易异化,民意合法性很难保障,昏君暴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对于这个政治难题,唯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现代西方“定期公选”的民主制,能够切实解决之。

 

家天下与民本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张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终以“天下为公”为理想追求,但也承认家天下的历史合法性,拥护君主制,并非以之为理想,而是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需循序渐进,君主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人从幼稚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可用圣贤高标来引导之,不可用理想人格来苛求之,历史也一样,可分为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在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进程的某些阶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属于次优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怀抱大同理想,现实追求则是小康。

 

“以人成长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的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形,还会大拐弯。东海早有文章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来越弱黑暗越来越深,但从更高广的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终究是要上升的。

 

关于政治文明会不断发生历史性倒退的观点,并非东海发明。法国路易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进步,政治领域却例外。(大意)不同在于,东海认为政治不是永远倒退,而是拐了大弯,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政治同样是趋向文明的。拐的弯大,届时进步的速度力度也会特别大。

 

由于人类恶习深重,历史在即使进入升平世,仍有反复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据乱世。但是,良知终究是人类本性,其正面作用终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终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挠地升向太平世。尧舜时代的大同,属于原始模式,未来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终极模式。

 

人类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恶占上风为据乱世,善占上风为升平世,善占绝对上风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恶之间的拉锯战极为长久。但从整体和全局而言,人类文明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说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一阐提断绝善根必下地狱,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华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证明儒家的优秀。但反儒派多昧于历史,把几千年中华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虽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响,对中华历史评价偏低,对历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

 

有人问:“儒家为何两千年间无法拯救中华,只是倒掉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再倒掉,为啥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文明相对性,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与黑暗的拉锯战是持久的。这种相对性,根源于历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要求古人超越历史局限开出和实践民主,是不现实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

 

新华网说“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云,这是对历史和儒家的双重无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从尧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实行的都是礼制。古代礼制当然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绝非人治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局限性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还会发生倒退现象。儒家怀抱理想的远大,同时又尊重现实的严峻,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权问题上有时候对民意的尊重顺从,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二)中西可合璧

 

在制度上,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的优点。民主的制度品质不仅高于纳粹和马列的党主制,也高于古代君主制。

 

康晓光先生曾说:“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中国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能够复兴,中国将走向仁政。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太危言耸听了。对民众进行道德启蒙、文化教化,对“全盘西化”论进行思想纠偏,都是儒家的责任。但无论西化派如何,儒家不可能与之“殊死决战”。政治道路选择,儒家会尊重民意。

 

儒家与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兼容,原因有三。一是哲学相通:仁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有高低之别,无本质之反;二是政治相通:儒家民本,自由主义人本;三是制度相融或相容:现代礼制,以自由主义为政治性辅统,汲取其民主制精华;民主制下,儒家的言论自由也可以得到保证。

 

儒家最需要争取的是言论权和教育权。如果儒家尽到了文化责任,全体民众依然要选择西化派的主张,那就只能付诸天命,怪不得西化派。归根结底,政治制度的决定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整体性民意),易言之,民众拥有终极决定权。民意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西方民主制和儒家君主制,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都不值得过分抬举。君主制固然痼疾多多,民主制同样弊端重重。儒家“不完全认同”西式民主,认为儒宪高于自由宪,中国的民主应该接受仁本主义道统的指导,但同时又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是不够好,不太好,不是恶。因此,儒家绝不至于以自由主义及其“西化派”为敌,发展到“殊死决战”的地步。

 

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传承问题。其制度品质不仅远胜于一党独大的党主制,也胜于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制,与尧舜禅让制精神遥契相通。若能以仁本主义指导其建设,进一步优化其品质,完全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成为新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制中有不少好东西值得借鉴。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官财公开制等等。在新礼制中,新领导人产生,先由文化政治群体共同荐举,次由老领导人考察同意,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一环就是付诸全民公决。(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兼论中华宪政》)

 

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宪政,儒家不可能反对但能够超越。德治超越法治,礼制超越民主制,中华宪政超越自由宪政。在新王道框架中,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平等和差等各适其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民权和“君权”(领导权)各有范畴,民主和“君主”各有其宜,都会得到合适尊重和妥善安排。

 

有人问:“如果民众选择了恶制怎么办,儒家岂能听之任之?”答:如果全体民众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并且真正拥有自由选择权,是不可能选择恶制的。如果全民依然弃良选恶,那只能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等待国民觉醒,为民争取重新选择的权力。

 

如果儒家拥有言论权教育权,可以自由地发言弘道和建校办学,依然不能导良民众,让民意作出正确选择,让政治和社会儒家化,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历史的局限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是社会共业、人类共业的局限。共业由个人业力的综合形成。业力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共业决定着共同的命运。

 

在某些问题上,民众的选择或取向即使错误,也应尊重其选择,而不能强加于民。如汤武革命,有天道民意的双重保障,顺天应人,缺一不可。应人即顺应民心民意。不能应人,就是逆天。

 

关于民意,儒家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我曾提出儒家的三权分立论:治权在君,教权在儒,主权在民。

 

人民、君主(政府)、圣贤各有代表性,都是天意在人间有三代表。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即受命于天;治权在君,权为民所用,即替天行道;教权在儒,圣知性知天,可替天传道。就主权而言,民意代表天意,不可剥夺;就治权而言,君意代表天意,不可违逆;就道德而言,圣意代表天意,不可轻侮。

 

换言之,主权问题,天下之民说了算,故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治权范畴,受命之君(政府)说了算,故强调敬天保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道德领域,中道之圣说了算,君主及民众都要接受圣人圣经的教导。

 

三权分立,由三代表分掌。西方民主制,民权过重,民意容易膨胀,政治和文化常被民意干扰;古代君主制,君权过重,民意易受压制,民权和教权易受君权侵犯。两种政治各有优势,又都不够合理。现代礼制应该兼取两制之精华而去其不足。主权政权教权相辅相成,又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民、君、儒三方各有各的权,各有各的尊严。君要尊民,获得民的授权;民要尊君,接受君的领导,君民都要尊重圣贤的教导,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民权独大就是民粹主义,君权独大就是极权主义。唯以儒立国,不仅可以杜绝极权和民粹,还可以超越民主,实现王道。

 

《表记》强调:“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不渎于民,即尊重人民,以直道接民;不亵于上,即尊重君上,以正道事上。君民互重,上下互敬,一切都好办,社会想不和谐都不容易。君主制容易上渎于民,民主制容易下亵于上,各有不足和弊端。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唯有儒家政治做得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主政治差不多。至于马家政治,教之以邪,齐之以权,民有恶心。注:格心,归正向上之心;遁心,逃避苟免之心。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缁衣)禹帝登基三年,百姓的仁德就有所成就。并非百姓个个都是仁人,而是因为禹帝好仁,百姓受其感化。上有道统,帝有大德,民德想不好都不可能。

 

论主权,民与君是主客关系,民为主君为客,民贵君轻;论治权,君与民是主从关系,君为主民为从,君尊民卑;论教权,圣与人是师生关系,圣人为万世师表,道统代表,君民共尊。这里的教指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即文教、德教。道统高于政统,天爵高于人爵,故教权高于政权君权。

 

只有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才能彻底摆脱历史局限性,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

 

(三)跳出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指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现象。家天下君主制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无奈。西方古代也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横向比较,古代儒家王朝的文明程度和时间长度整体上超越西方多多。

 

黄炎培当年在延安问毛氏,中共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氏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其实,民主也只能局部、初步跳出,唯通过现代王道礼制,实现太平大同理想,才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不错,可以治国家致升平,然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也。民主制度颇合天下为公之意,然虽能与能,不易选贤,作为指导思想的自由主义,文化品位和道德资源皆逊于仁本主义,仍非政治大道。

 

说“西式民主制优于家天下君主制”,是就制度层面而言。文化和制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儒文化可以开出公天下禅让制、家天下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儒家宪政。自由主义开出的现代民主,作为制度虽优于古代家天下君主制,终非王道德治,远逊于儒宪,其文化背景更远逊于儒家。

 

历史周期律并非黄炎培的创见。中国自古就有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在《滕文公下》中依据道统观念梳理了历史发展线索。当有圣人出现之时,圣人之道昌盛,天下大治;当“暴君代作”之时,圣人之道衰微,天下大乱。天下一治一乱,处于循环之中。在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的历史观影响深远,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邵雍的“元会运世”思想都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朱熹也说:“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祸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盖一治必有一乱,一乱必有一治。”(《朱子语类》)朱熹所表述的历史循环论与孟子一脉相承,但视界改为广阔。

 

朱熹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易既有小循环。又有大循环。天地人物从有到无,再复归于有,为一周期。朱熹把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成两半,“有五六万年好,有五六万年不好,如昼夜相似”,“半明半晦”。但在五六万年光明的治世中,又有治一乱一治若干周期,在五六万年黑暗的乱世中,也有乱一治一乱若干个周期。这就把整个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多周期、多层次、大循环套小循环、大治乱周期套小治乱周期的庞大结构。

 

我们这里只讲小历史周期。如果开出万世太平,就可以说跳出历史周期律了。

 

公羊学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时代就是太平世,天下太平,也就是天下归仁,全球各国同归于仁本主义道统之下,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一统全球”,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就摆脱历史局限性,真正跳出周期律。

 

注意,大同是天下同文,人类同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可不是全球共产,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本质区别。连最高理想都围绕着物产转,暴露了马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低俗。生产力再怎么发展,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满足这些低级物奴与时俱进的物欲,不可能避免它们各尽所能地损人利己。关于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的本质性区别,我有《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一文详细论述之。

 

结语

 

本书主题是,阐述历史规律,解答历史疑难,开阔历史视眼,强化历史意识,建立历史担当。

 

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仅王朝兴替而已,借历史为参照系,还可以明思想之正邪,知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兴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发挥历史的作用,就必须发掘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习近平曾经指出政治家必具两个特质: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历史担当这个概念与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相通。有历史担当,必有相当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必然重视自己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在历史殿堂上的地位。习强调的两个政治家特质,也是大文化人必须具备的。

 

要有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就要具备相当的经学史学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种种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对种种历史问题洞若观火,从而以历史为镜,以镜鉴现实,引导未来。谨以此与有志之士共勉。2016-6-25余东海初稿于南宁

 

附:自题《中华历史精神》

 

中华魂何在,在经亦在史。 

经史相辉耀,溯古风云起。 

豪杰气概高,圣贤精神美。 

贯彻五千年,铸就文明史。 

乱抹不能黑,乱捣不能毁。 

此中有真相,此中有真理。 

禅让何须疑,尚书自尧始。 

三代各辉煌,郁郁数周礼。 

汉唐亦王道,大宋最可喜。 

崖山忍一跌,明清跌不止。 

继之以五四,颠倒圣与匪; 

继之以毛氏,把人变成鬼。 

五千年股市,这回真到底。 

反弹不封顶,抄底待志士。

善恶拉锯战,上升螺旋式。 

只要儒家在,自有善动力。 

纵被邪路迷,终将上正轨。 

纵然有大弯,终向大同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