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纯】朱熹忠德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价值审视——唐宋之际儒家政治与道德之忠失序与失范的主要表征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6-20 1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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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纯

作者简介:欧阳辉纯,1976年2月生,男,湖南省永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现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广东肇庆学院厚德书院特聘教授、云南省道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广西伦理学会第五届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儒学和中国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厅级项目7项。在《孔子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齐鲁学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著作有《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2017年)《中国伦理思想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理念与行为的统一:中国伦理思想论文集》(2015年)和《朱熹忠德思想研究》(2018年)等。

朱熹忠德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价值审视——唐宋之际儒家政治与道德之忠失序与失范的主要表征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学术探索》2017年第6期,有删改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六日戊寅

          耶稣2017年6月20日

 

摘要: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繁荣,对传统儒家忠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政治和道德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政治领域方面,儒家忠德失序的主要表征为:(1)宦官干政,不忠不义,导致国破家亡;(2)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导致国家分裂,百姓遭殃;(3)权臣党争,不以国为重,以自我利益或者集团为中心,导致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皇帝弃忠和人臣不忠是儒家忠德失范在道德领域的重要体现。唐宋之际政治之忠的失序与道德之忠的失范,为宋代理学之忠尤其是朱熹集大成地构建忠德理论奠定了社会历史条件。审视朱熹忠德思想的价值,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忠德养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朱熹忠德;儒家忠德;政治失序;道德失范

 

忠德是儒家忠德道德规范。儒家把它当成是“六德”之一,“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周礼·地官司徒》)。《左传》还把“忠”列为“八元”之首,即“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孔子称“忠”为“四教”之一,即“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有时候儒家也把“忠”当作“仁”来看待,认为是全德。《左传》说:“忠为令德”(《左传·昭公十年》)。总之,“忠德”的内涵丰富多彩,这正如孔祥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品德高尚的人被称为忠人、忠士、忠友,死后被称为忠魂、忠灵、忠骸、忠骨,优秀的品格被称为忠介、忠良、忠孝、忠公、忠允、忠正、忠壮、忠勇、忠直、忠果、忠厚、忠固、忠恪、忠劲、忠贞、忠耿、忠廉、忠义、忠勤、忠敏、忠惠、忠敬、忠肃、忠谨、忠恕、忠信、忠粹、忠俭、忠贤……几乎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可以和“忠”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忠”在中华民族心目中近乎是第一美德。[i] 但是,儒家忠德在唐宋之际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儒家忠德却严重失序和失范,主要的表征体现在政治与道德两个方面。

 

一、儒家政治之忠失序的主要表征

 

唐宋变革[ii],主要指安史之乱之后,经过五代十国,到南宋[iii]灭亡近四百年的历史。这四百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政策、土地政策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均田农民变为地主的佃农,租佃制的盛行,人身依附关系大大缓解。早在明代就有学者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陈邦瞻:《历代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叙》)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说:“唐代之时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iv]限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笔者谈到唐变革之际,主要是从中唐到朱熹时代这段历史。

 

从公元878年唐末黄巢起义以来,至宋朝朱熹的时代,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政治局面一直是动荡不安。唐末黄巢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唐朝政权。公元905年朱温废除唐皇帝,自立为王,建立后梁,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期政权也跌宕起伏,频繁更替,后梁之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最后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宋朝。

 

唐宋政治的秩序表现是多方面的,不忠是政治失序最为根本的表现形式。宦官决定皇帝的废立、藩镇诸侯决定中央政权的稳定、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宦官干政,不忠不义,导致国破家亡。宦官的本职原是侍奉皇帝起居、管理后宫事务,但由于他们具有亲近皇帝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在古代宫廷中始终是一支潜在的特殊政治力量。[v]中西方宫廷中都出现过宦官,如古罗马、拜占庭帝国等。朱诚如先生主编的《中国皇帝制度》一书认为,在我国古代,最早役使阉人的,大概始于商代。商代统治者曾将战争中俘获的羌人,经阉割后加以役使。在甲骨文中也有像以刀割去男子生殖器形状的文字。但那时候为什么要对俘虏施加这样残酷的刑罚,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是因为男人被阉割了生机之后,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其反抗力度大大削弱了的原因所致。而且还可以就此绝其后嗣,免除后患,更便于奴役。[vi]到了周代,宫廷中正式使用阉割的人服役。《周礼·天官·序言》中说:“酒人,奄十人。”郑玄注:“奄,精气闭藏者,今之谓宦人。”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周代在宫廷中使用阉割的人服役逐渐增多。宦官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丑陋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宦官制度彻底被废除直到1924年冯玉祥指派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他移居天津,不能再带宦官,这才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制度。[vii]宦官因为接近权力中心,一旦皇帝懦弱,宦官就很容易把持朝政。秦代的赵高篡权、汉代末年十常侍乱政、唐末宦官专权、明末宦官干政都是典型。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说,宦官是天子的家奴。但是,唐代后期宦官不仅参与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和日常行政实践,而且还可以决定皇帝的存废。宦官自称是定策(立某人为帝)国老(元勋),皇帝算是门生(进士考试及格对考试官自称门生)。[viii]君臣之间的秩序完全颠倒,忠德作为一种道德德性和伦理规范,在晚唐五代遭到严重践踏。晚唐自唐穆宗李恒到唐哀帝李柷九位皇帝,除了朱全忠废除杀死哀帝李柷之外,其他八位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他们分别是:宦官王守澄立李恒(唐穆宗)、李湛(唐敬宗)、李昂(唐文宗),宦官仇士良立李炎(唐武宗),宦官马元贽立李忱(唐宣宗),宦官王宗实立李漼(唐懿宗),宦官立李俨(唐熹宗),宦官杨复恭立李晔(唐昭宗)。[ix]唐文宗李昂哀叹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新唐书·宦者上》卷二百0七))唐末期宦官干政,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国家没有统一,但是宦官干政也毫不逊色。最为突出的就是南汉(907-971年)割据政权。南汉皇帝刘继兴(刘鋹)非常宠幸宦官龚澄枢、陈延寿,几乎是言听计从。更为荒谬的是,凡是贤能之人,或者考中进士的人想在朝中得到重用,必须先阉割。“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卷六十五)。在南汉皇帝刘继兴看来,“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卷六十五)他认为,一个男人想忠于皇帝,就应当被阉割,不受家庭束缚,一心忠于皇帝。南汉几乎是一个宦官当政的割据政权。南汉有宦官二万多名,当时南汉宫词流行这两句:“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代指宦官)多半状元郎。”[x]可以说,南汉自刘隐取得两广六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建立政权之后,其子孙后代当政者个个都是暴君,直到公元971年赵匡胤灭掉南汉政权。

 

从历史上看,宦官干政有时候表现明显,有时候表现比较隐伏。但是,宦官干政一直在各个朝代都是存在的。唐朝灭亡与宦官干政密切相连。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混乱与宦官干政有关。北宋虽然是由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建立,尽管他时时警惕武人和宦官干政,订立重文轻武的国策。但是,宦官干政的事实依然存在。

 

北宋最大的宦官是童贯(1054-1126年),子道夫,蔡京通过巴结他而为相,被称为“六贼”之一。他作为太监,曾经领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人称“媪相”[xi]。他在枢密院期间,劣迹斑斑。宋军第一次攻辽以战败告终就是他领导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他攻辽失败,就乞求金国攻打燕京(今北京),他再以百万元贯赎回燕京等空城,回朝廷居功自傲,鼓吹自己收复失地之功。就是这样恶贯满盈的宦官,居然是中国历史上拥兵时间最长、掌握军权最大、爵位最高的宦官。他因为镇压方腊起义有功,升加太师衔,封为楚国公,后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大宦官。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金兵南侵,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今开封)留守以抗金,他不但拒绝这一任命,而且在东京急需援军抗金兵之际,他居然率领数万朝廷精锐部队追随宋徽宗南逃。八月,宋钦宗下诏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将其斩首。九月,函首至东京,枭首示众,终年73岁。《宋史》将其列为“奸臣”。

 

此外,大宦官梁师成(?—1126年)直接导致北宋灭亡。梁师成,子守道。他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升任武官最高军衔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升为“使相”,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被人称为“隐相”(《宋史·梁师成传》卷四百六十八)。他和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把持朝政。他们一个最大的失策就是任用谭稹为宣武使。谭稹因为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朝攻打宋朝的借口,这加速了北宋的灭亡。[xii]北宋灭亡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宦官干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宦官干政导致的后果基本上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唐中叶至朱熹时代,宦官干政造成的后果也是如此。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所以,在朱熹看来,忠诚、诚心或者说正心、诚意就成为一个人应具有的基本的德性之一。

 

第二,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导致国家分裂,百姓遭殃。地方势力强大到足够对抗中央政权的时候,国家的政局就很难稳定。先秦“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地方诸侯国架空周王室,这是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第一次历史表演。汉代晁错削藩,最后自己被腰斩于市,也是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表现。西晋的“八王之乱”也是如此。唐代藩镇[xiii]势力在“安史之乱”达到顶峰,但是在这之后,藩镇势力一直很强大,中央政府对此也是有心无力。五代十国,表面上是藩镇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形式,实际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的延续。直到赵匡胤建立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政治谋划,加强中央集权,地方藩镇割据政权对抗中央政府的现象才暂时停止。

 

藩镇对抗中央政府,在政治伦理上就是不忠。有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掌控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割据势力,并没有全局性、大一统的意识,他们只是把利益局限在自己的辖区范围之内。

 

此外,唐末很多的藩镇将领多出身流氓无赖,有的甚至是贩卖私盐出身的。如吴越藩将钱镠(852-932年,字具美,也作巨美)。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钱镠传》)卷六十七)。因为剿灭黄巢起义有功,被授镇海节度使。再如淮南节度使杨行密(852-905年),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先为盗贼,后他应募为州兵,镇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xiv]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唐朝政府授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他四处掠地攻城,“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新五代史·吴世家·杨行密传》)卷六十一)。

 

藩镇割据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导致国家分裂,百姓遭殃。藩镇割据,藩将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辖区,没有全局的眼光和大一统的意识。他们只重视辖区的百姓对自己的私忠,而没有大忠、大义的意识。

 

军人黥面制度是其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如朱全忠取得政权之后,强迫农民当兵脸上刻字,记明君号,以防止士兵逃亡。刘仁恭(即卢龙节度使),强迫境内15至70岁之间的男子当兵,平民脸上刻定霸都(军)三字。文士腕臂部要刻上“一心事主”四个字,得20万之众。[xv]

 

严酷的刑法是地方割据势力控制百姓的又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五代十国的地方割据势力更是如此。范文澜说:“五代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娱乐,民命轻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残暴大体类似。”[xvi]石敬瑭(892-942年)就是典型。他是五代最为残暴的皇帝,制定的法律规定,凡是强盗被捉,不论财物多少,一律处死。男女无论是强奸和通奸,也一律处死。最为可耻的是他自己为了当皇帝,卖国求荣,居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xvii]再如刘䶮(889-942年),原名刘陟,建立南汉,他好行苛虐,酷爱杀人。“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旧五代史·吴世家·刘陟传》)卷一百三十五)他还生活奢靡,“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旧五代史·吴世家·刘陟传》)卷一百三十五)由于五代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残暴,大量农民被枉死,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第三,权臣党争,不以国为重,以自我利益或者集团为中心,导致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权臣不忠的行为,在中唐以来就时时发生,如中唐出现的牛李朋党之争。这大量消耗了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导致国家政局不稳。牛李朋党之争主要的矛盾是李德裕(787-850年)和牛增孺(780-848年)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明争暗斗,相互倾轧达四十年之久,导致整个朝局不稳定。唐文宗李昂无不感叹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李宗闵传》卷一百七十六)中唐之后的党争一直延续到宋代,到朱熹时代还依然存在。

 

南宋秦桧(1090-1155年)当政,主张议和。朱熹的父亲朱松(1097-1143年)为人耿直,反对议和,就被秦桧一党排斥出中央政府,出知饶州。秦桧为了议和,陷害忠良如朱松、岳飞、张俊等。他为了专权,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作恶多端。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宋史·秦桧传》卷四七三)

 

朱熹十一岁跟随父亲学习,因为这时候朱松罢官回建阳寓所,有时间教育朱熹。朱熹的父亲是罗从彦的弟子,罗又是杨时的弟子,杨时又是二程的弟子。如此算来,朱松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松对朱熹的影响很大。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记载说:“自韦斋(朱松,号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由此可见,朱熹受父亲的影响之大,所以他自己也说“受学于家庭”(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上)。尽管朱松在朱熹十四的时候就病逝了。但是依据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一个人在十四的时候,道德就已经成熟了。因此,朱松被秦桧贬斥,这不能不对朱熹产生影响。这对他日后提出德性之忠,提供了早期的经验和人生体验。

 

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和权臣党争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些社会现实让朱熹看到了忠德的价值。所以,后来朱熹在理学缜密的逻辑基础上,提出“尽己之谓忠”的理论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和概括。他认为,忠不仅仅是政治道德,而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应当秉持的德性。

 

二、儒家道德之忠失范的主要表征

 

正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场白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似乎在走一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xviii]的怪圈。秦汉[xix]统一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列国纷争的局面。隋唐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唐末五代十国,诸侯割据,宋朝政府的建立者赵匡胤带领他的集团,也试图统一中国。只是因为军事实力、财政能力和制度上的局限和缺陷,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德国学者迪特·库恩说:“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最终它也被外族灭亡。”[xx]不过,宋代的思想家,似乎也明白,国家尽管没有实现土地面积的完全统一。但是,他们可以实现文化上的或思想上的统一。这种大统一的理念使宋代成为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迪特·库恩说:“但就繁荣的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xxi]宋代的思想家提出天下归于“理”的形而上缜密的哲学体系,似乎就是试图实现思想或文化统一努力的尝试。朱熹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代表。他将“忠”置于“天理”的背景下,强调了“忠”的价值合理性和道德的合法性。

 

他的对“忠”的价值合理性和大一统的合法性的论证的背景,还源于中唐至南宋初期三百多年的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前文笔者已经较为详细地阐释了朱熹忠德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这里笔者从道德的角度论述中唐以来道德实践的状况,来论述朱熹提出忠德理论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朱熹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已经明显感觉到“忠”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这种“忠”的意识和理论论证,正是从唐末至南宋以来各个统治阶级或集团、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的不忠导致物欲横流、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人们流离失所的道德历史背景中提炼出来的。

 

唐末以来的道德秩序混乱主要体现在皇帝、宦官、文臣、农民起义的部分首领中。前文已经提到皇帝、宦官、文臣,那是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分析朱熹忠德提出的历史背景。这里主要是从皇帝、宦官、文臣、农民起义部分首领道德的角度来分析。

 

按照现代政治学和伦理学学科分类的方法来说,政治问题往往表现为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又往往表现为政治问题。为了行文论述的方便,前文提到皇帝、宦官、文臣的政治失序,主要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论述。这里我们论述皇帝、宦官、文臣、农民起义首领主要从这些人自身道德修养的角度来分析。换言之,前者是从“他律”的角度来分析,这里是从“自律”的角度来分析。

 

第一, 皇帝弃忠。儒家思想认为,皇帝[xxii]应当是具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具有卓越能力的领导者,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完美结合者。仁、义是道德的根本,礼是保证仁义的实施,智是保证仁、义实施的方法和策略,信是实施者应当具有的态度,包括正心、诚意。换言之。儒家视野中的皇帝,应当是道德和伦理的完美组合。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主在位,就应当任贤使能、心系民情、民心,施仁义,布恩泽,“修己以安百姓”。荀子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荀子·议兵》)董仲舒强调,皇帝应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唐太宗自己也说,君主应当具有这样的道德:“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帝范·君体第一》)唐太宗在儒家看来是仁君的典范。唐太宗自己亲自撰写《帝范》,规定了君主应当具备德性。《帝范》被后世仁君、圣君、贤君奉为圭皋,影响深远,而为暴君所不齿。这在中唐之后的各位皇帝中,变得尤明。

 

中唐至五代,除了几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之外,鲜有乏善可陈的皇帝,尤其是五代的皇帝,几乎人人出身武夫,鲜有仁爱百姓、虚心纳谏、宽以待下的。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杨行密围广陵,城中官兵捉人卖给肉店,与养豕同受屠宰。他围宣州,城中人相食。李克用大破王镕军,斩首万余级,取尸首制干肉。朱全忠围凤翔,城中人肉的价格比狗肉贱。[xxiii]

 

前文提到的后晋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卖国求荣,媚事契丹,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荒谬的是,45岁的石敬瑭无耻地拜35岁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做父亲,自己心甘情愿做契丹的儿皇帝。整个“朝野咸以为耻,而帝(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天福三年七月)。此外,石敬瑭拥地一百零九州,在帝位七年,为了孝敬他的契丹父皇帝,还采用重税盘剥百姓。

 

再如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年)。他擅长文词,不去治理国家,为百姓谋利,却去描写自己淫奢腐朽的生活,如《玉楼春》。[xxiv]他的后宫有位叫窅娘的宫女,美艳善舞。她用帛巾缠足,穿素袜在六尺高的黄金制作的莲花上轻歌曼舞,美妙绝伦,自此开启了中国妇女缠足[xxv]的历史。李煜一味沉溺声色,不理朝政。开宝八年,南唐被赵匡胤所灭。他自己也不得善终[xxvi],死时才四十二岁。

 

宋代皇帝奢靡之风也很盛行。南宋皇帝赵构,生性淫奢。皇帝生个儿女,要用罗200匹[xxvii]、绢4674匹、金24两8钱7分4厘、银4440两。皇帝出宫,有仪仗队12220人。某次赵构去张浚家游玩,张浚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进奉宝器古玩书画数百件,金器一千两,珍珠七万颗,犒赏下级随从用罗一千匹,钱三万贯[xxviii],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烧饼二万个。[xxix]不仅如此,赵构还猜忌将帅,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任用奸臣秦桧。他屈辱议和,向金称臣。其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还说:“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高宗绍兴十二年)

 

总之,君臣不忠,像石敬瑭、赵构等这样无耻的皇帝,对朱熹的刺激是很大的。这为他提出忠德理论提供了现实素材。

 

第二,人臣不忠。这里的人臣主要指除宦官之外的文官和武官。安史之乱之前,由于隋唐政府废除宫刑和九品中正制[xxx],正式结束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和贵族统治的局面。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形成地方藩镇割据。这些藩镇重臣武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政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控制能力。从唐德宗李适建中三年(782年)开始,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等称王,朱滔被推为为盟主,自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称寡人。他们“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门下、中书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公元783年,朱泚公开叛乱,把唐德宗李适赶出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卷二百二十七,建中四年)。唐代后期,内忧外患,人臣不忠,外患难除。吐蕃挟裹云南、剑南和西山诸羌,常常进犯唐朝,这些导致了民众心理上安全感的丧失,甚至还包括对文明的信赖感的动摇。[xxxi]

 

文臣在隋唐及其之后主要出身于科举考试。但是唐宋的科举考试往往营私舞弊。录取谁为第一名,完全是事先私人确定好了的,根本不用审阅考试卷目。因此,导致很多士子科场失意。如皇甫镇应试23次,冯藻应试30次,终不成功。卢延让应试35次,最后做些怪僻的诗,如“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粟暴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得达官赏识而及第。[xxxii]科场舞弊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真正读书的而不会走后门、拉关系的士子则被排斥在科场之外。多次被排斥科场和官场之外的士子,逐渐产生仇恨朝廷的心理,甚至产生一些偏激的行为。朱全忠的谋士李振屡试不中,就唆使朱全忠屠杀朝廷官员三十多人。这些被杀的人多数是科举出身的。他将这些人的尸体,投入黄河,因为这些人平常自称清流,将其尸首投入黄河,使之变成浊流。起义领袖黄巢,也是屡试不中进士,改为贩盐为生,起义后最恨的就是官吏,三品以上官员,读书识字的,尤其是科举出身的,只要擒获坚决杀戮,绝不特赦。[xxxiii]

 

唐后期科场的腐败,选拔的官员多是只会读书,却鲜有实际治国理财的人,而正真治国理财的人又流落在民间。这样能真正主宰社会的往往就是拥有兵权的藩镇诸将。谁拥有军队,谁有用地盘,谁就可以登基称皇,改元正朔。这正如五代安重荣所说:“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杂传·安重荣》卷五十一)所以,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再到武将赵匡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夫当政。

 

文臣不忠最为典型的,要算五代的冯道(882-954年)。冯道,子可道,自号长乐老。他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旧五代史·冯道传》卷一二六)的家庭里。他历仕四朝,三代(后唐、后晋、后汉)为宰相和在契丹入主时期还获得高官厚禄。可以说在五代时期是一位出色的政客,甚至连郭威都要通过冯道的言行举止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活动,而他忠于某个朝廷或国家的观点几乎没有。他自己自责地说:“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旧五代史·冯道传》卷一二六)他“历代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旧五代史·冯道传》卷一二六),被称之为官场不倒翁。因此,冯道后来为宋代思想家所批判。他自己也预感到身后人们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旧五代史·冯道传》卷一二六)

 

总之,中唐至宋代,人臣不忠,“皇权仿佛失去了震慑力,一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官员的酬薪很薄,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由于国家处在危机之中,实用风气很盛,道德伦理失坠,纯粹的思想与知识已经没有了往时不言而喻的权威,连同士大夫一道,都处在很尴尬的境地。”[xxxiv]一言以蔽之,唐宋之际政治之忠的失范与道德之忠的失序,为宋代理学之忠尤其是朱熹集大成地构建忠德理论奠定了社会历史条件。

 

三、朱熹忠德思想的价值审视

 

从历史上看,朱熹忠德思想最大的价值,就是从唐宋之际儒家政治与道德之忠失序与失范的实践中,将忠德从政治规范转换成具有大众性、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德性,即朱熹说的,“一心之谓诚,尽心之谓忠。”(《朱子语类》卷二十一)同时,朱熹还对忠德进行了缜密、严谨的形而上的论证和形而下的实践,影响后世数百年。

 

朱熹的忠德理论流转至今已经几百年了,经历了元、明、清等三代儒家大师们的阅读、阐释与研究,流传至今自然有它的价值。如果朱熹的忠德理论,没有价值,早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被淘汰了,根本就流传不到现代。我们总不能说元、明、清三代学者都是迂腐的。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傲慢和自负。再说,我们现代的所谓的“观点”,几百年以后的研究者来看,也许就是一种偏见和谬误,甚至是一种错误。因此,我们应当回到朱熹的经典中去阅读,从阅读经典中,从文本中挖掘朱熹忠德的价值、意义,从经典文本中去发现他的不足。让文本说话,是我们传承朱熹忠德思想和创新忠德的基础。朱熹说:“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便喎斜了。不读书者,固不足论;读书者,病又如此。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朱子语类》卷十一)

 

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教授说:“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xxxv]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xxxvi]传统是活着的现在。因此,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看待朱熹的忠德思想。不能对朱熹的著作还没读,就认为朱熹的忠德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与现代化建设格格不入的。这是“文革”思维,我们应当摒弃。

 

徐复观先生说:“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相,不让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动,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xxxvii]套用这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抱着朱熹的忠德思想来糟蹋朱熹。总之,我们现代人应当比古人要有更理性、更全面、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朱熹和朱熹的忠德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朱熹忠德思想的产生在宋代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条件下。宋代三百年继承了唐代的治国理念,坚持儒、释、道三教并列,其中用儒家作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唐朝皇帝们姓李,便以道家创始人李聃为祖,从理论上使得道教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宋代的皇帝们姓赵,便尊道教教主赵元朗为赵宋王朝的先祖,大力扶持道教,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宋真宗、宋徽宗信奉道教竟然到了痴迷的地步。

 

虽然佛教和道教在“治心”、“治身”的方面具有内在的功能,但是佛教和道教悖人伦、弃纲常,对伦理纲常、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等外在功能,显得力不从心。而儒家忠德自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成为工具性的忠德思想,出现大量的愚忠、伪忠、私忠等畸形现象,儒家忠德失去了理性的魅力和学术品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僵化的愚忠、伪忠、私忠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导致唐宋五代忠德秩序大乱。这必然需要对传统的固有的忠德进行创新。朱熹继承先儒和佛教、道家的忠德理论,对忠德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传承和创新,重新让忠德散发出勃勃生机。这对培养人们的忠德德性、爱国情操、砥砺人们的忠德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现实上看,朱熹的忠德思想自元代到清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便成为统治的工具,在明清时代,出现了僵化。一些理学家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国君。但是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却无济于事。谭嗣同说:“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仁学·三十二》)明清被僵化了的朱熹忠德思想具有狭隘性、机械性和欺骗性,应当受到批判。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忠德,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一般人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国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得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因此,忠德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要被赋予新的内涵。

 

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继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面要创新朱熹忠德思想。将朱熹忠德思想转化为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德对培养个体忠德修养、对家庭稳定、对社会和谐、对国家富强、对国际正义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现代社会加强忠德教育十分必要。习近平同志说:“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xxxviii]这里“政治忠诚教育”被列为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之前,说明了忠德教育的重要性,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忠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上党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和社会前进方向科学把握之上党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真实情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统一。”[xxxix]

 

因此,我们要认认真真研究朱熹留给我们的忠德遗产,同时要摈弃现代人的傲慢和自负,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继承、发扬和创新朱熹忠德理论,要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和最大的努力。

 

总之,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表现在:他的忠德走出了由唐宋五代时期“忠德的迷失”、“社会的迷失”、“价值的迷失”所构成的“意义的危机”的困境,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忠德价值系统,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进德为人提供了价值依据和道德信念。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忠德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朱熹忠德理论的批判继承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对朱熹忠德理论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i] 孔祥林:《孔子“忠”的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孔子研究》2003年第4期,第72页。

[ii] 唐宋变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最早提出“唐宋变革期”的是日本历史学界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美国学者包弼德著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分析非常深刻。葛兆光著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一讲,也有详细地论述。此外可参阅邱添生的《论唐宋历史变革的历史意义》(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7期)、张广达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辑)、高明士的《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载1976年出版的《大陆杂志》52卷2期)、张其凡的《关于唐宋变革时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载2001年《暨南学报》23卷1期)、李华瑞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综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柳立言的《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新1期)和葛兆光的《唐宋抑或宋明》(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详细情况可以见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隋唐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生态等方面都与之前的朝代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本文在论述朱熹忠德思想的历史背景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从唐宋以来尤其是中唐以来的政治、军事、文化和道德等角度来论述。

[iii] 南宋灭亡的时间,一般历史书上说是公元1279年。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宋少帝在公元1276年元朝兵临临安城东北时就正式奉传国玉玺与降表举国降附了。《元史·本纪》记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称“宋亡”。而对公元1279年即至元十六年二月宋残军最后履亡于厓山一役,只字不提。他认为,宋亡的时间应该是1276年。(参见谭其骧:《谭其骧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iv]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32页。

[v]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中国史》(隋唐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9页。

[vi] 朱诚如:《中国皇帝制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vii] 朱诚如:《中国皇帝制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494页。

[vii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ix]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x] 朱诚如:《中国皇帝制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503页。

[xi] 脱脱:《宋史·童贯传》(卷四百六十八)说:“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贯为媪相。”蔡京当时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所以被称为“公相”。

[xii] 参阅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364

 页。

[xiii] 唐睿宗时设立节度大使,唐玄宗在位时为了稳定边疆,在边境地区设立十节度使,即俗称“藩镇”。藩镇掌管辖区的军政、民政、人事、财政大权,凛然像一个地方诸侯国,由此形成割据势力,对抗中央政府。

[xiv] 参阅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950

  页。

[xv]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xv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xvii] 石敬塘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分别是: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见《资治通鉴》卷二八0,天福元年十一月)

[xviii] 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页。

[xix] 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统一都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大一统的历史观是中国主流的历史哲学观。历史哲学观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统一,社会才能稳定,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从秦至隋唐五代十国的中国,有合有分,分而后合,合而又分,但总的来说,合的时间长,共七百七十六年,约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分的时间短,共四百三十八年,约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李斌城:《插图本中国思想史》(隋唐五代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元明清都是统一的王朝,这是历史的主流。由此可知,大一统合适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意识。朱熹提出的“忠”是大一统背景下的理论体现。

[xx][德]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 主编,李文锋 译,邵君安 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xxi][德]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 主编,李文锋 译,邵君安 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xxii] 为了行文的灵活性,在文中笔者有时候称皇帝为君主或人主。

[xxii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xxiv] 李煜《玉楼春》词:“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李煜:《李煜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不谈词的艺术,就词的思想来说,主要是描写奢华艳情的生活。

[xxv] 关于缠足的问题,可以参阅美国学者高彦颐的《缠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xxvi] 李煜是病死还是被毒死,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脱脱主持编修的《宋史》、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没有说李煜被毒死一事。但是,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证说:“李后主之卒,他书多言赐鸠非善终。”(《续资治通鉴》卷九,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笔者从此说。

[xxvii] 1匹大约有13.29米长。参见德国学者迪特·库恩著的《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 主编,李文锋 译,邵君安 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81页)。

[xxviii] 1贯一般等于1000钱。参见德国学者迪特·库恩著的《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 主编,李文锋 译,邵君安 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81页)。

[xxix]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5页。

[xxx] 九品中正制,是三国曹丕时代开始采用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根据人的出身门第将人分为九个不同的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等级。然后根据人的不同等级授予人不同的官职。北朝重军功,南朝重文才,都是根据门第授予官衔。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畸形门阀制度。隋炀帝初年,建立“进士科”(《通典·选举典》)选拔官员,逐步摆脱了门阀制度带来的弊端。

[xxxi] 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xxxi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xxxiii]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250页。

[xxxiv]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xxxv]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xxxvi]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xxxvii]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xxxviii] 习近平:《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人民日报》2009年3月31日。

[xxxix] 左宪民、杨奎:《申论官德》,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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