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纯】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7-08-02 16: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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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纯

作者简介:欧阳辉纯,1976年2月生,男,湖南省永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现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广东肇庆学院厚德书院特聘教授、云南省道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广西伦理学会第五届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儒学和中国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厅级项目7项。在《孔子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齐鲁学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著作有《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2017年)《中国伦理思想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理念与行为的统一:中国伦理思想论文集》(2015年)和《朱熹忠德思想研究》(2018年)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稣2017年8月2日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儒学,是儒学的当代发展与当代形态。它的研究任务主要是:论证和阐明儒学的起源、本质特征、社会价值和传承发展规律;概括和阐述以人们“安心立命”为核心的价值理论体系;批判伪儒、陋儒和假儒,与时俱进,开放进取,积极更新儒学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之间是引导与被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思想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研究任务;价值关系

 

从儒学发展史来看,孔子创立的儒学是汲取了齐国文化及“三代”以来关于“儒”文化的论述综合而成的。儒学经过董仲舒转化与创造,形成汉代经学化的儒学。经学化的儒学汲取了阴阳和五行思想,掺杂谶伟神学。魏晋玄学化的儒学,汲取了道家的思想。宋代儒学是佛教和儒学联姻的产物。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文化联姻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学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根植于中国改革、建设和开放的实践而产生的新型儒学。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简称社会主义儒学,又叫马克思主义儒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态的儒学,是儒学的当代发展与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儒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不是儒学发展的中断,而是对传统儒学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成果之一。

 

重视传统,是儒学一个重要的思想特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所赖以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经典,无不由殷周时期早期华夏文化发展而来。儒学以殷周所谓‘王官之学’为其大背景,特别强调其历史渊源,以求在中原这块土地上有其存在的最大价值。”[1]从儒学发展的主题来说,如果说先秦儒学的主题是伦理观、政治观和人生观,宋明理学的主题是世界观和宇宙论,现代儒学的主题是认识论、政治观,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主题是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开放实践中人们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先秦儒学开创内圣外王之后,汉代儒学主要传承外王的工夫,重视经世,宋明理学主要重视内圣的工夫,直至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形成儒学发展的内圣高峰。清代儒学(朴学)受到王权高度挤压,既不重视外王,也不重视内圣,而是重视挖掘文献资料,以注释先秦以来儒家文献的经义为要义。可以这样概括,汉代儒学往外走,宋明理学外内走,清代儒学往书本里走。现代新儒学则是既坚持往外走,如康有为、梁启超、牟宗三等,也坚持往内心走,如唐君毅、贺麟、马一浮等。 

 

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算是追古,现代一些人言必称西方自由和西方民主,算是媚西,其缺点和先秦儒家是一样的,就是不敢正视自身和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既不追古,也不媚西,而是在汲取两者长处的同时,正视现实、关注现实、解释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既以传统儒学为底色,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汲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又扎根于中国改革、建设和开放的实践土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过一种有序的、有价值的生活而贡献自己的智慧。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既坚持内圣,也坚持外王,既重视伦理,也重视道德,同时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道德价值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一样,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谱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研究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它主要研究以下问题:

   

 

(一)从儒学理论角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需要论证和阐明儒学的起源、本质特点、社会价值和传承发展规律等问题。传统儒家文化(也包括道家和佛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理论根基。离开这个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儒学的发展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最具有韧性,任何文化类型的发展都不可能在文化沙漠中建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建立也是如此。它必然要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

   

经过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人们对传统儒学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狭隘的政治阶级论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指出,中国的旧文化是“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少数幸福的。”[3]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解读《论语》还说:“孔老二(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复辟,反对变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论语》是他的徒子徒孙们根据他的一生反革命言行编撰的,其中记载了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论语》是毒害人民的大毒草。”“《论语》黑话连篇,毒汁四溅,荒谬绝伦,反动透顶,完全是糟粕,哪里有什么‘合理因素’?”[4]这是将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严格区分、对峙甚至敌视的典型言论之一。这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误读和误解,是没有全面理解传统儒家文化。正如著名学者何怀宏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这样就说(“礼教杀人”、“名教吃人”)可能已经是轻松地、也是惰性地习惯了透过“百年”的有色眼镜来看“千年”的中国历史,即已经是带上了“近代”的“先见”和“成见”。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华文明和民族的数千年延续其实正是靠这些纲常在社会层面维系的,而且,今天我们要重新合理地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也正是由它们出发,以提供一个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可以得到可靠保障,并且可以自由地发展的社会平台。[5]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有责任和义务来论证和阐明儒学的起源、本质特征、社会价值和传承发展规律等问题。

 

 徐复观指出:“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相,不让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动,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责任和任务之一,也就是要“扣紧《论语》”等儒家经典,让“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相”呈现出来,为了不让一些人“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这就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对儒学的起源、本质特点、社会价值和传承发展规律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理论探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阐释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7]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儒家的传统范畴,不仅仅是指现代以前的儒家传统。根据何怀宏教授的分析,传统至少有三种:即近三十多年来以“全球市场”为关键词的“十年传统”;前此一百年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的“百年传统”;最后是前此两千多年以“周文汉制”为关键词的“千年传统”。[8]这“三种传统”都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所关注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不割断传统文化应当秉持的学术品格。

    

(二)从儒学实践角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需要概括和阐释以人们“安心立命”为核心的价值理论体系等问题。儒学传统以“仁爱”为核心精神,这正如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等关于“仁”的论述。它与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等共同构成人类“爱”的精神共同体。也正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仁爱”,有共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旨归,人类才有平等对话、和谐相处、协商交流、相互帮助的可能。这种“仁爱”的精神其实就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安身立命”之道。

  

 “安身立命”在儒家中,主要指人们生活安定、价值精神有所寄托、不颓废、不萎靡、不堕落、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安身立命”之道与儒家的“仁爱”之道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也同样要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的“安身立命”之道。

    

那么,什么是“安身立命”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价值体系?大致说来,主要包括生命原则、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

    

1.生命原则。生命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安身立命”的第一原则。在儒家看来,“身体”是最基本的物质和道德的载体,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基础。张再林教授认为,儒家对身体的重视主要包括十个方面:至为本我的身体、天人一体的身体、身心一如的身体、知行合一的身体、即用显体的身体、以生训身的身体、阴阳男女的身体、族类生成的身体、身神相通的身体和以文明身的身体。[9] 张再林教授从宏观上对儒家身体之道做了充分的阐释。

    

但是,儒家不仅是强调“宏大叙事”,也有点滴细微的“生活叙事”。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主要强调“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10]要求人们不亏其体,不辱其身,重视自己的心身健康。

    

儒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无视身体的规律,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放纵自己。孔子曾经告诫人们说:“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1]对于吃的东西,要十分注意。发霉的东西不能吃,《论语》说:“鱼馁而肉败,不食。”[12]放久了的食物,不宜吃,“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13]儒家还认为,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免得噎住,“食不语,寝不言。”[14]同时,儒家强调,要按时进食,“不时,不食”。如果要喝酒,就要有限量,不能喝得酩酊大醉,“失饪,不食”,“唯酒无量,不及乱。”[15]现代的人不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压力,一些人往往暴饮暴食,有时候朋友聚会时控制不住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甚至有的女性,酒后被强奸。这对自己心身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儒家连生活中坐马车这样事,都十分重视。孔子说:“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顾言,不疾言,不亲指。”[16]儒家还劝人不要站在危险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17]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健康的有规律的生活是十分重视的。这是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需要继承和发展的生活伦理理论之一。      

   

 2.道德原则。“安身立命”之道就是一种道德信念、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看来,人们不能仅仅为了身体而身体。人们在照顾好自己身体的同时,还应当超越自我,走向他人,即要讲道德,做有德的人,做有德的事。道德原则重于身体原则、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尽管身体是最基本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必然要彰显的一种道德行为和价值理念。       

    

不辱其身,是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和价值理念的体现。“辱身”是儒家最难接受的一种对身体的玷污。所以,儒家要求为人处世,要“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18]平时修身安命,要谨言慎行,有高尚的道德追求。也正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所言:“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也。”[19]

   

 行仁义、做有德之人是儒家伦理行为的体现。儒家认为,人生在世,最大的价值就是做有道德的人和行有道德的事。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20]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21]在儒家看来,做有道德的人和行有道德的事,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儒家不否认人们有权利获得幸福,不过在儒家看来,幸福应当是一种有道德的幸福,不道德的幸福是幸福,但不是道德的幸福,不值得追求。因此,儒家认为,做人必然要讲道德。那么,什么是道德?儒家认为,道德就是从自我走向他人,帮助他人、成就他人,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到了这些,就是一个起码的有德之人。而修成有德之人,行有德之事,是儒家孜孜以求的。儒家甚至认为,修有德之人,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始终追求的道德理念。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传统儒家如此,继承传统儒学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自然也是要强调人们的道德原则,必然要求人们做有德之人,行有德之事。

    

3.政治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继承传统儒学而来的,因为传统儒学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儒家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帮凶。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和现代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不可通约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22]这就说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和现代社会是具有通约性、融合性的一面。

    

事实上,儒家也不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帮凶。著名政治学者江荣海教授指出:“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不主张君主独裁专制的。无论是他们的仁政德治说,还是民本思想,无论是‘民贵君轻’说,还是禅让主张,无论是无道覆舟说,还是求贤纳谏说,无论是德主刑辅说,还是领导表率说,无论是政在得民说,还是立君为民说,这些儒家的思想主张,虽然还上升不到民主的高度,但是至少和君主独裁专制主张不是一个范畴。儒家坚持的是君权有限的主张,因而就不会坚持君主独裁专制的主张。正因为儒家思想主张对君主独裁专制不利,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才有后世的《孟子节文》等。”[23]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儒家一直强调“以道事君”。其实,孜孜不倦地努力限制君权的正是儒家;为君主制度提供一种道德约束和人道价值基础的也正是儒家。[24]

   

传统社会王权支配一切。现代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必然追求的政治品格,也是其“安身立命”之道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儒学必然要关注政治正义、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合理性,坚决反对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损公肥私的败德行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党、分裂国家的卖国丑恶行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

    

 (三)从儒学发展角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需要批判伪儒、陋儒和假儒,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开放进取,积极更新。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孔子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5]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26]韩非子的说法尽管有点夸张,但是孔子死后,儒家的分化是肯定的。儒家是有众多的流派。在这众多的儒家流派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思孟派的内圣之儒和荀子的外王之儒。

    

因为思孟派的内圣之儒和荀子的外王之儒,将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和”为贵的精神继承传承下来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儒学才是“修己安人之学,也是内圣外王之学”。[27]离开了儒学这些核心价值,就不是儒学了,或者成了一种“贱儒”。正如荀子说的那样:贱儒有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游氏之贱儒。他说:“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28]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要继承传统儒学精神,必须要批判伪儒、陋儒和假儒,以维护儒家真正的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

 

伪儒,是不以儒家的价值体系依据,而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他们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伪儒,标榜自己是儒家,在形式上或表面上也重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但是其内在的动机,不是为了自我和他人的发展,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候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阻碍别人的发展,甚至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自利主义包装起来的“贱儒”,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现代一些商业国学社或儒学培训班,就标榜自己是为了学员学好国学或儒学的,其实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有的伪儒演讲者标榜自己是所谓的“国学大师”,到处宣讲他们所谓的“国学”。其实这些伪儒是以国学为幌子,以赢利为目的。他们在宣讲国学或儒学过程中,错误百出,误国误民。这些是伪儒的表现之一,对伪儒的批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陋儒,主要表现为文化复古主义。他们以儒家正宗自居,认为现代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回到传统儒家的轨道,才是真正的儒家。陋儒有一定的儒家情怀,但是却食古不化,完全无视儒家与时俱进的和开放多元的发展特质,将儒家死死困守在传统儒家的囚笼里,不敢面对生气勃勃的现实。他们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他们不古为今用、不推陈出新,对现代新产生的事物,采取打压、抵制甚至压制的态度。他们完全漠视甚至盲视现代社会取得一切成就,看不惯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在生活中,他们喜欢或者热衷于标新立异:越是人们不懂的,他们就越认为是最好的;越是流行的、大众喜欢的,他们就越是爱发奇怪言论,爱发“思古之幽情”。这是一种遗老遗少的迂腐气在作怪,需要思想的革新。习近平总书记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9]因此,陋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需要批判的现象之一。

 

假儒,比伪儒更为明显。所谓假儒,就是口里说的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其实其行为和内心的信念,都不是强调和信奉儒学的仁爱原则,而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进行赤裸裸的欺骗,甚至是谋财害命。如现在民间流行的算命、看八字、驱魂等行为。还有那些为了赚钱而装神弄鬼、假惺惺帮别人祈福祷告的现代巫术等都可以归入假儒一类。假儒其实就是一种封建迷信,因为他们带有宗教的蒙昧性,一般的人很难识别,具有很大欺骗性、麻痹性。有的假儒把自己伪装成真儒,去妖魔化民族英雄、诋毁崇高、恶搞圣贤经典等。这些假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要予以坚决批判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0]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做了精辟概括和分析。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1]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以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32]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体系的重要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宏观上把握原则性和重大性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从微观上,去处理和协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道德和伦理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之间是引导与被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不是要取代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地位,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内,去协调、沟通、阐释和解决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并讨论儒学的起源、本质特征、社会价值和传承发展规律等问题,并始终坚持批判现代伪儒、陋儒和假儒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不去追逐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主要是去关注道德和伦理等现实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在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世界,儒家自身所重视的伦理问题,完全具备与各家竞争文化资源的历史积累和现实动能。脱离国家权力领域的儒家,社会空间的作为余地之大,完全可以容纳儒家的任意想象,发挥儒家所可以发挥的各种作用: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创造性发挥,成为儒家之作为现代思想学术重要流派的保证;儒家经典的公众性阅读、儒家式社会组织的建构、儒家政治团体循法治渠道的权力介入,也一再呈现出儒家发挥矫正人心与社会政治秩序作用的有为进路。一种从独享政治权威到竞争社会文化资源的儒家演进性定位,将给儒家真正带来现代活力。”[33]这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所体现出来的活力和价值。

 

传统儒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而是亚洲文化圈或者华人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价值体系。因此,续接传统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必然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正真彻底解决人们在生活遇到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才能正真做到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立场。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是本本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进行理论与现实、历史与逻辑、整体与系统、内容与形式的创造性指导。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既继承传统,又立足实践,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元素。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必然“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立场”,“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34],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就很容易蜕变为伪儒、假儒和陋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事物,也是笔者尝试在理论上的第一次概括。这种概括由于笔者有限的学力、浅薄的学识等因素而显得粗糙,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应该会受到人们的关心和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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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