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文化决定命运:重建传统文化的领导权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11-20 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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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二〇一四年)、《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法伦功事件透视》(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等。(吹剑编撰于二〇一一年)


原标题:文化决定命运

作者:康晓光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初三日辛亥

           耶稣2017年11月20日

 

【敦和基金会编者按:在上周举行的“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首届年会上,敦和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做了主题发言,分享了他多年来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并基于此提出了对“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项目未来发展的初步构想。】

 

  

 

康晓光敦和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本土文化走上了不断衰落的道路,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痛心疾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官方有组织、系统地破坏传统文化得以终止。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民间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一点也不亚于官方。尤其是影片《河殤》的推出,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整体氛围,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批判可谓登峰造极。

 

80年代末,政府层面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学热”,但其考虑更多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入侵,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这种一厢情愿的“国学热”并没有热起来。真正有深厚基础的、民间发力的“国学热”,主要是从21世纪以后开始,势头非常迅猛,在民间和政府都体现得很明显。

 

从民间来看,首先比如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图书出版如火如荼。我们走进任何一家综合性书店里,在最畅销、最宝贵的位置上,肯定摆放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再者是民间发起宣言、联署倡议、提交议案等也层出不穷,组建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兴建民间的书院,建立网站论坛,开展联合行动,包括祭孔祭祖,还有大规模的读经、推广传统的服饰礼仪节庆等。


从2004年到现在,这些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经久不息。

 

我们也同样看到,国家对传统文化推行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官方媒体的宣传,到修复孔庙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建筑,还有政府主持的祭孔,官方推动的读经活动,恢复传统节日,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还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发表讲话、参与活动等。


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成为了主旋律,儒家文化更是重中之重,通过汉字“和”、集体诵读《论语》等,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我是谁”。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儒学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的评价,达到了党有史以来的极致。明确表明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遣词造句的资源,也不仅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资源。

 

  

 

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最近十几年的本土文化复兴,都可以用广泛深入这四个字来概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最近十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和过去二三十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此强烈的反差是怎么造成的?我想先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尺度做一个短期观察。

 

三十年尺度的观察

 

传统文化在此时此刻的复兴绝不是偶然的,背后有一系列深刻的原因。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虚无和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民族缺乏文化魅力、西方文化入侵等。面对这些问题时,社会的各个群体都会寻找原因,而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传统文化的没落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回自己文化的本源,以此帮助解决眼下面临的个人身心安顿、社会伦理道德、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

 

除了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产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之外,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为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了相应的政治机遇空间,社会的自由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也有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抵御西方文化压力、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

 

此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国崛起带来的文化后果。本土文化为什么能够在21世纪开始复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迸发?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当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时,在初期都要接受西方的文化,既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的东西,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终极价值观。但是随着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军事力量的壮大等达到一定程度时,民族文化自信就会强势回归。这就是“改良主义”模式。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推进,终极价值观在早期会越来越西化,但随着硬力量的提升,终极价值观西化减弱并开始回归传统。我们针对10个城市的大型随机抽样调查,强有力地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

 

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绝不是短暂的现象,它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开端。说明中华文化今天依然还活着,而且仍然在发挥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还“不自觉”。但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不管鱼知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水依然在塑造和影响着鱼。一条自觉和清醒的鱼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并且理解水,但绝大部分的鱼活在水里却不自知,它看到鱼缸外面的世界,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却把握不住它置身于其中,并且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

 

这三十多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格局的变化。毛泽东时代是典型的一元文化格局,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长驱直入,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文化强势回归,中国由此形成了三元文化的格局。这是我十几年来对中国文化变迁和文化格局研究的基本结论。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三十年的文化变迁相当于中国在三个菜单中进行要素的选择和组合:这三四十年,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各提供了一个菜单,中国可以在其中挑挑拣拣,由此形成自己的一桌菜。这新的一桌菜就相当于新的文化。问题是,这三种文化的冲突、竞争和融合,到了今天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形成的规则是什么,如何进行取舍和组合?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三个取舍规则,这也是文化变迁的三大原则:

 

01

 

第一,只有与主导阶层的利益相符的文化要素,才有发展的空间。以慈善领域为例,毛泽东时代认为“市场是坏的”、”慈善是伪善”,今天大家已经不认同这些观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经济基础、社会主导力量、政府方针政策变了,因而关于慈善、市场的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02

 

第二,与现代性严重冲突的传统文化要素也将被淘汰。比如我们问:在女人手下工作,是否很丢脸?很多人说不是。对于这个观点,即使是强烈认同儒学的人也是拒斥的,充分说明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已被抛弃。再比如,我们对于孝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顺”,如果父母说得不对,我们是不是也要照做?许多人都不同意。这些都是和现代性有着严重的冲突的文化要素。

 

03

 

第三,在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说到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原子式的存在,中国人一般不会接受。但如果说每个人是处于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中国人会认可。如果说理想社会是实现个人自由、或者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多数人会选后者。所以在深层价值观方面,包括社会理想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判断,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有着中国人独特的气质。

 

以上研究结论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用“体用”二元模式思考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体”,保留得不错;西方的“用”,也被普遍地采纳;更为关键的是,“体用”之间还可以比较好地整合到一起。


举个例子,“权利”是现代西方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从孔孟的立场、价值、原则出发,是否可以顺畅地推衍出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尽管传统儒家没有讲到权利这两个字,但是儒家认为,每个成功的君子必须修齐治平,如果没有今天所说的政治权利,没有思考、发表、决策、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怎么可能参与公共生活、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呢?如果孔孟复生,一定会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不能苛求2500年前的古人必须说出与当代严丝合缝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他们一贯的立场态度,判断他们活在今天会怎么做。

 

刚才我以30年为尺度,探讨了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了本土文化的复兴,这样的复兴有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怎样面对其他文化,怎样在别人的交流和碰撞中锻造我们新的文化?现在看来,“中体西用”不但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理解现实,并且影响和贡献于现实。

 

百年尺度的预测

 

传统文化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把文化复兴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放到中国面临的更长期、更广阔的历史性转轨过程来看。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到底如何发展?当时自由主义盛行,凡事喜欢拿中国和美国比较,只要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就是仿效美国。大家的心态、理想很简单,道路也非常清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思想兴起,倡导分两个阶段解决问题,首先在权威主义政府庇护下完成市场化即经济基础的改造,然后再完成上层建筑的变更即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套想法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思想,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因素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作用十分有限。然而,现实背离了新权威主义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来自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他提出完整国家的概念: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国家,不仅仅要在政治领域中建立强制性的统治,还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实现对民众的思想领导,即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通过宗教、道德、社会科学理论来实现的,是基于同意而非基于强制,必须让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比统治权更加重要。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充分证明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性。前苏联的垮台,并不是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是监狱或者是警察不够,而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被打垮了,失去了人心。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

 

从葛兰西的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国家大的变迁轨迹,第一个转型是经济基础转型阶段。第二阶段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且要让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的文化成为主流,然后才能谈得上政治领域的建设。葛兰西的这套理论对儒家来说,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德主刑辅?为什么讲王道,反对霸道?为什么讲“定于一”?都是在讲文化,没有牢固的文化根基,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中国未来的转轨也要遵循上述理论逻辑,在第一阶段变革最主要的领域是经济领域,而后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第二个阶段,即在社会领域推动传统文化复兴,重建传统文化的领导权。最终中国文化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造福于全人类。

 

种子基金项目展望

 

“敦和种子基金计划”这个项目,就是在这种历史大势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反过来讲,也希望对历史潮流有所贡献。基于前面的背景和思考,我想谈谈对于这个项目的个人想法。

 

种子基金项目致力于提升教化系统,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这是路径,也是目标。怎么理解这个路径和目标?

 

  

 

首先,什么是传统文化复兴?就是我们经过努力,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形成一套新的文化。并且这套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一个活着的文化,必须能够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影响。而文化要对现实中的人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教化过程才能够实现。

 

教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让一个人能够从生下来的一张白纸的状态,变成可以扮演社会角色的、成熟的人的过程。教化过程在教化系统中完成,教化系统涉及四个内容:教化的主体、对象,以及要传输的文化的内容和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的教化主体,把不同的教化内容,通过不同的教化方式,传递给不同的教化对象。当前传统文化领域的教化系统存在很多不足。

 

从教化内容上看,尽管我们各类必需的传统文化要素已经有丰富的储备,但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适应于当代,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深刻地融入其生活和工作中,这还面临挑战。我们既不能随便篡改经典,更不能抱残守缺,把无能和懒惰说成是坚守。从教化主体上看,种类完整性、数量规模严重不足,能力和资源严重缺乏,敦和基金会虽然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但是和整个时代需求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从教化方式来看,也缺乏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

 

那么,“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项目要做什么?或者说敦和基金会做什么?首先,敦和是这个教化系统中的一员,在座的各位伙伴也都是教化系统中的一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推动教化,以及改造和完善教化体系。种子基金项目就定位于推动更新和完善这个体系。问题是怎么推动完善教化体系?

 

教化既然是一个系统,就必须用系统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丰富,既有经典文本,也有很多节庆礼仪,还有琴棋书画和武术,以及文物遗产……传达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各种类型的主体也很多。今天在座各位已经代表了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实际上,一个平衡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才能够带来健康的文化复兴,所以种子基金项目特别强调系统、整体思考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有全局观和系统观,通过优化整个教化系统追求整体的效率,而追求整体效率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好的功能定位,健康的结构关系。

 

木桶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思维。


首先,从整体层面来看,木桶原理讲短板,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板。从中国整个教化系统来看,要运用短板原理,因此敦和基金会要考虑哪一种类型最少,哪一类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就要有所倾斜。


其次,对于组织个体层面,又必须强调长板原理,每个组织都不能包打天下,谁都有所长有所短。每个组织要把自己的核心能力认识清楚,培育和发扬自己的核心能力。而通过大家在一起互相配合,互相协作,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建立起非常好的水桶。同时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既是消费又是投资。


什么是“消费”?比如吃一顿饭叫消费,但我们不止步于此,我们希望这种消费变成一种投资。什么是“投资”?投资就是形成资本,能够持续产生价值。我们特别希望敦和基金会这些有限的钱能够用在刀刃上,既能帮助大家把事情做了,在做的过程中不但服务了社会,还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同时还通过建立联系、相互协作,把我们进一步服务社会的本钱扩大。

 

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通过项目的几个层次结构来说明。

 

我们希望种子基金项目就像一个学校,在校期间有学生,有学生会,毕业之后还是校友,通过校友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如何建设学生会和校友会。我们希望敦和基金会不仅仅给大家提供一笔资金,还能提供一些普遍性的支持,比如筹款能力的支持,外部关系的支持等等,我们还要建立伙伴们内部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比如以后的年会可能是大家一起设计和主持,或者伙伴们也可以做东道主,大家一起办,一起监督和评估。以后我们也可能与台湾、日本、或者韩国做一些国际交流互动……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提供较为立体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把种子基金看成一个家,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建设这个家。这个家未来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敦和,而是我们的伙伴和朋友。

 

总结一下,关于项目的思考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这是我们这个项目追求的使命和目标,实际上这也是敦和基金会的使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主要通过教化,而教化由教化系统实施,因此种子基金项目做的事情就是增强、强化、改善教化系统,通过完善后的教化系统实施教化,以此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

 

  

 

具体怎么做?


一方面,我们要突破一些瓶颈,找到一些短板,聚焦我们的资源,对症下药。


另一方面,追求消费+投资式地运用资源。我们项目在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资助层次,当前基本上还停留在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要发展学生会层面的工作,要搭建平台,促进互动交流。让伙伴们自己的自组织运转起来,也希望各位群策群力,一起把事情做好。第三,我们现在还没有已经毕业的校友,这是未来需要考虑的。希望伙伴们能够遥相呼应,紧密合作。未来种子基金的价值不是敦和基金会出多少钱,而是这个共同体有多大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处于最需要文化建设的历史时刻。我经常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人的肌肉比较强健了,但是我们在自主创新的领域,自有知识产权和核心产业领域中的控制力差一点,也就是说骨架还不够健壮。但这不是大问题,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想,没有蓝图,没有灵魂。文化建设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命运!


我们的项目,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各位朋友,都在致力于一个伟大的事业,希望大家为着这份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责任编辑:姚远